歷史愛好者常說，明亡于崇禎，始亡于萬歷。

那么在伊朗政權舉步維艱甚或土崩瓦解之際，回顧伊朗伊斯蘭共和國47年歷史，我們可以說其始亡于哈塔米。

這并不是說前總統哈塔米對伊朗做出巨大傷害，恰恰相反，哈塔米對伊朗做出的貢獻，可排第一。但是，在2005年他卸任總統時，伊朗未來20年的路已經定下了——他的改革沒有改變一個極權國家的走向，沒有把伊朗帶向全球體系中，而是在前現代的泥淖中自大自憐。

哈塔米自有他的弱點，比如在復雜的伊朗權力斗爭中因善良而軟弱。但客觀來看，他面對的反對力量是他不能戰勝的。他們以愛國的名義阻礙改革、抵觸進步，最終如他們所愿伊朗走向孤立和極端。

他們，才是國家的敵人。

1 伊朗秀才

回到1997年，出乎全世界意料，賽義德·穆罕默德·哈塔米以70%支持率，成為伊朗第五任總統。

哈塔米1943年生于亞茲德省的宗教家庭，先后在庫姆神學院、伊斯法罕大學及德黑蘭大學深造，獲哲學博士學位，是伊斯蘭革命的核心參與者，曾起草霍梅尼簽署的多項宣言，素有“伊斯蘭革命的秀才”之稱。1982年出任伊斯蘭文化指導部部長時，他推行的寬松文化政策——放寬書籍與媒體管控、取消音樂會實況轉播禁令、允許女歌唱家舉辦專場演出，早已為他積累了廣泛聲望。1992年因保守派反對卸任后，哈塔米短暫淡出公眾視野，直至1996年11月正式宣布參選總統。

哈塔米的參選讓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興奮的浪潮。投票人數高達2900萬，而四年前只有1600萬。哈塔米獲得了2000萬張選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26個省份中，他贏得了24個。

“我們需要民主與和平，需要讓伊朗重新融入世界。”哈塔米的競選口號，精準擊中了伊朗民眾的心聲。他提出“對內民主，對外和平”的執政綱領，倡導建立公民社會、踐行法治、擴大婦女權益，對外則主張“文明間對話”，致力于緩和伊朗與西方的緊張關系。

1997年的伊朗，正處在兩伊戰爭創傷未愈，國家深陷經濟停滯與社會封閉的泥潭，社會氛圍壓抑的十字路口。司法、議會、革命衛隊等核心權力均被保守派牢牢掌控，言論自由被嚴格桎梏，女性權益受到嚴苛限制，經濟過度依賴石油出口，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對變革的渴望日益迫切。

對許多伊朗人來說，哈塔米的壓倒性勝利似乎預示著一場重大變革的開始，這場變革將最終在伊朗建立起民主的伊斯蘭體制，對此他們抱有巨大的希望。

2001年6月，哈塔米成功連任，延續改革之路。這位秉持溫和理念的領導者，以“對內民主，對外和平”為綱領，試圖在伊斯蘭框架內為伊朗開辟一條現代化道路。

彼時的國際環境，也為他提供了有利契機：冷戰落幕，世界格局向多極化發展，歐洲各國迫切希望與伊朗開展能源合作。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需要伊朗在阿富汗問題上予以配合，美伊關系迎來短暫的合作窗口期。

2 德黑蘭之春

哈塔米的改革，被稱為“德黑蘭之春”。

他組建了一支高學歷、年輕化的內閣，22名成員平均年齡46歲，均具備高等教育背景，其中7人獲博士學位、8人為工程師。他簡化總統安全護衛流程，外出不組織歡迎儀式，禁止在政府機關懸掛其肖像，用細節傳遞高效廉潔的施政理念。

更重要的是，他放寬言論與新聞自由限制，1997年至2003年，伊朗媒體機構從591家激增至2622家，2003年私人期刊達1931種，知識分子重新活躍，各類思想觀點得以自由傳播。

經濟層面，哈塔米堅守國有、合作、私營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對非戰略性領域推行私有化，擴大非石油產品出口，降低經濟對石油的過度依賴。他出臺外資鼓勵與保護法案，吸引道達爾、殼牌等非美石油巨頭，向伊朗碳氫化合物產業投資數億美元；同時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設立石油穩定基金應對油價波動，引導資金流向生產領域，扶持民族工業。在他的執政下，2000-2003年伊朗經濟平均增長率達5.8%，2003年增至6.8%，外債降至可控范圍，部分海外僑民回流，人才流失現象得到緩解。

社會文化領域的變革，更讓伊朗民眾感受到了久違的開放。哈塔米主張吸納外來文化精華，豐富伊斯蘭文化內涵，推動伊朗電影產業崛起，馬克馬巴夫電影家族、馬吉德·馬基迪等導演頻繁亮相國際影壇，讓伊朗文化走向世界。

他放寬女性著裝限制，允許女性進入內閣任職，為女性創造更多就業與教育機會，讓性別平等的理念逐漸滲透到社會中。

外交舞臺上，哈塔米的“文明間對話”理念收獲了積極回應。作為伊朗革命后首位訪問西歐的國家元首，他先后出訪意大利、德國、法國等國，推動歐洲各國取消部分對伊制裁，擴大雙邊貿易往來，伊朗石油出口量與硬通貨收入顯著提升，同時修復與海灣鄰國的關系，緩和地區緊張局勢。

“9·11”事件后，哈塔米與基地組織劃清界限，為美國打擊塔利班提供幫助。2000年，伊朗地毯、開心果、魚子醬出口美國合法化；2001年，美國解除對伊朗出口醫療產品、農產品及部分民用飛機零部件的禁令，美伊關系出現難得的緩和跡象。

3 打倒“伊奸”

對保守派而言，這不是個好事。

傳統教士、巴斯基民兵、革命衛隊及其支持者、壟斷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組成了伊朗的為核心保守力量，再加上他們的家屬以及被宗教宣傳挾裹的民眾，可稱他們為“伊朗基本盤”，其核心立場是捍衛伊斯蘭革命正統、維護神權統治、反對西化。

哈塔米的每一項舉措，都被他們視為對現有秩序的挑戰。一場全方位的圍剿，悄然展開。

基本盤首先對哈塔米進行污名化。保守派報紙《世界報》多次刊發文章，指責哈塔米改革“縱容文化西化與道德淪喪”，稱其放松媒體管控、放任西方文化流入，是“引入西方腐朽價值觀、侵蝕伊斯蘭純潔性”。

用現在的話說，叫“美狗”、“殖人”。

保守派教士在清真寺講臺上公開宣稱，哈塔米倡導的“法治”以人定法取代神定法，屬于叛教行為，動搖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他們將言論與新聞自由定性為“褻瀆宗教、侮辱圣職”，哈塔米政府內政部長諾里因批評保守派，被司法系統以“褻瀆宗教”罪名判刑；改革派報紙《薩拉姆》因刊發批評革命衛隊的文章，被強行查封。

1999年3月，保守派議員阿里·扎德薩公開抨擊哈塔米“偏愛革命敵人而非忠誠者”，指責其政府“沉迷于政治議題，忽視通脹與民生”，并警告他“伊朗人不需要第二個摩薩臺”。同年8月24日，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召見哈塔米及其內閣，公開批評其“忽視迫切的經濟問題，將次要議題強加于民眾”，這一表態成為保守派攻擊改革的重要武器。

經濟上，保守派指責哈塔米的私有化與外資政策，導致權勢階層借機斂財，淪為“打著改革旗號的腐敗盛宴”；外交上，他們罵哈塔米是“伊朗版戈爾巴喬夫”，指責其與西方緩和關系是“示弱妥協、出賣國家主權”，反對與美國合作打擊塔利班，稱其是“與敵人勾結”。

4 國之賊也

輿論攻擊之外，保守派更動用手中的權力，對改革實施實質性阻撓。

憲法監護委員會多次否決了哈塔米提出的改革法案。2004年議會選舉中，該委員會取消超過2000名改革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其中包括80多名現任議員，讓保守派掌控了議會絕對優勢。

司法層面，1999年學生運動期間，保守派以“煽動騷亂、顛覆政權”為由，逮捕數百名改革派學生、記者及知識分子，改革派理論家賽義德·哈賈里安遭武裝人員槍擊致重傷，成為保守派打壓改革的標志性事件。

哈塔米政府多名部長、省長因支持改革，被罷免或起訴，哈塔米的權力持續被削弱，逐漸淪為“弱勢總統”。

軍事層面的壓力，更是直接釜底抽薪。1999年學生示威期間，革命衛隊向哈塔米政府發出最后通牒，威脅若無法恢復秩序將直接介入，凸顯了這支保守派核心力量在政治博弈中的決定性作用。

而革命衛隊的海外行動，更徹底抵消了哈塔米外交改革的成果。

作為直接聽命于最高領袖的核心力量，革命衛隊下屬圣城旅長期在海外開展情報收集、武裝滲透、代理人培訓等行動，范圍覆蓋中東、中亞、北非。哈塔米執政期間，圣城旅在伊拉克支持什葉派民兵對抗薩達姆政權，在黎巴嫩扶持真主黨與以色列對抗，在巴勒斯坦援助哈馬斯反對以色列占領，與敘利亞簽署戰略協定，鞏固“抵抗軸心”，派遣軍事顧問。

革命衛隊（尤其圣城旅）直接聽命于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其激進的海外行動路線相對獨立，不受總統直接約束。

這些行動引發西方各國、以色列及部分中東國家的強烈敵視。

2002年，小布什在國情咨文中，將伊朗、伊拉克、朝鮮三國并稱為“邪惡軸心”，伊朗與西方緩和的窗口期關閉了。哈塔米也更加受到職責，基本盤說：“你看，你再怎么跪著，西方也不會把你當人看。”

5 積重難返

2005年，哈塔米完成兩屆任期，按憲法規定卸任。這一年的總統選舉，成為保守派全面逆襲的標志。保守派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嚴格審查候選人資格，排除多名改革派候選人，確保保守派代表艾哈邁迪·內賈德的競爭優勢。

出身平民、兩伊戰爭期間服役于革命衛隊的內賈德，以“劫富濟貧”的“羅賓漢”形象，贏得廣大底層民眾支持，最終擊敗改革派候選人，成功當選總統。

內賈德執政后，徹底摒棄哈塔米的溫和路線，推行全面強硬的內外政策。

國內，保守派全面掌控總統、議會、司法、革命衛隊等所有核心權力，改革派勢力被徹底壓制，哈塔米時期的寬松政策被逐一廢止：女性著裝限制重新收緊，媒體管控再度加強，言論與新聞自由大幅壓縮，西方文化元素被全面清理，伊斯蘭傳統價值觀成為社會唯一主流，極端主義情緒升溫。

對外，內賈德堅持強硬反美、反以色列立場，公開嘲諷以色列是“美國庇護下的偽政權”，高喊“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口號；核問題上，他放棄哈塔米時期的溫和立場，堅決推進民用核計劃，無視美西方施壓與制裁，導致伊朗與西方關系全面惡化。

美、英、法、德等國聯手實施嚴厲制裁，伊朗石油生產與出口大幅下滑，金融往來被切斷，本幣里亞爾大幅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生活水平顯著下降，外交空間被徹底壓縮，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基本盤勝利了。國家敗了。

6 懷古思今

回望哈塔米的8年執政，是伊朗試圖在伊斯蘭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尋找平衡的一次重要嘗試。這場未竟的變革，承載著伊朗民眾對民主、開放、和平的渴望，卻最終在保守派的權力阻擊下功虧一簣。

2013年魯哈尼當選后試圖重拾溫和路線，已經如姜維之于蜀漢，回天無力。

如今，伊朗在所謂生死存亡之際，是借外力實現蛻變，完成現代轉型，還是繼續在前現代中打轉，難以預料。

如果我們橫向對比，會發現在世紀之交，東方大國也處在融入世界的關鍵時期。

那時因為南聯盟轟炸、南海撞機，和美國的關系跌入谷底，民族主義自然高漲。“911”事件爆發，很多人在歡呼，但領導人第一時間給小布什打電話，表示和美國人民在一起，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

之后，加入世貿組織、舉辦奧運會，順滑地融入世界。

有一位老人曾經說：要警惕右，但更要防左。

希望基本盤們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