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

2026年3月6日下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名家講壇”第111期在大金報告廳舉行，經濟學院院長、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軍教授以“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為主題，做了一場精彩翔實的課程講座。我們將講座回顧轉載編輯如下，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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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國家的三重作用機制撐起中國崛起

張軍教授提出了兩個核心問題：為什么在近代曾經歷落后的中國，能夠在過去幾十年實現如此迅速的經濟和科技的追趕？與此同時，為什么中國的崛起道路從未被被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預測過？

在他看來，今天任何試圖解釋中國崛起的經濟學理論，如果不能同時回答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期保持領先以及在近代相對落后的原因，都是在邏輯上有缺陷的。要真正解釋中國為何能夠成功追趕，需要把對過去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考察置入更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尤其是要跟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國家”所形成的穩定的制度結構與治理傳統聯系起來。圍繞這一視角，他從三個方面概括了中國經濟強勁崛起現象背后的制度淵源。

張教授分享了一個由大一統的國家形態出發，從資源約束、激勵體系和超大的市場規模三個維度勾勒出理解當代中國為何能夠實現經濟崛起的基本概念框架。

首先是資源約束。從歷史上看，大一統國家因長期社會穩定得以保持人口持續增長，而耕地和其它自然資源相對有限，從而形成了很高的人口-資源比率。這種條件就約束了國家資本積累的能力。歷史上中國長期處于農耕經濟并在較低的資本積累水平上實現了農業的精耕細作。而在當代，人均耕地和可貿易的自然資源偏少，導致可貿易的資源極其有限，外匯不足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實現工業化的障礙。這也使得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伊始就決定依賴大規模的外資來推動中國的再工業化。一方面以“以市場換技術”，用國內市場準入的對價來吸引外資與國有企業興辦合資企業，逐步推動國內進口替代產業的轉型；另一方面鼓勵外資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業，實現出口創匯。兩條路徑并行推進，最終達到資本快速積累和經濟高速發展的目標。

其次是激勵體系。大一統國家上千年來在長期的治理實踐中逐漸發展出一套以政績為核心的官員考核機制，這種機制通過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關系，把中央的發展目標傳導到地方政府，從而形成一種以績效為導向的治理模式。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員的晉升與考核往往與其治理績效密切相關，例如地方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增長、社會秩序維持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指標都會成為評價的重要依據。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激勵結構，地方政府往往會主動推動招商引資、產業發展以及公共設施的建設，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種市場友好型的治理模式。

對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而言，這種以績效為導向的官員激勵體系會帶來地區之間的競爭，從而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創造了企業家精神和市場主體投資創業的空間，這是觀察中國經濟成功經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

第三個維度則是大一統國家擁有的戰略統籌能力。大一統體制能夠在一些關鍵領域進行跨區域的整體規劃和資源配置，從而創造顯著的規模經濟與協同效應。

一方面，它能夠維持統一大市場。統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體系減少了地區之間的制度壁壘，使商品、資本和勞動力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流動。另一方面，這種統籌能力還體現在基礎性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普惠性方面。例如能源、電力網絡、交通體系以及金融清算等基礎服務。通過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和協調，這些基礎設施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互聯互通的網絡，為企業生產和產業發展提供穩定而低成本的基礎條件。正是這種統籌能力和基礎產業領域實現的普惠性供給，使中國不僅形成了規模龐大且高度分工的生產體系，而且能在制造業領域擁有更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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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近代中國為何會落后

在講座尾聲時，張教授提出了一個看似“題外”，但實際上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今天中國經濟的成功崛起有其必然性，那為什么中國在近代三百年一度落后？

他認為，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后是因為大一統的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模式，資本主義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否則就無法理解當代中國的經濟成功。中國的落后主要是因為它對外部世界失去了興趣，封閉了自己，使中國在幾百年里未能及時參與工業革命后的全球技術擴張與貿易體系的形成。相比之下，歐洲通過對外貿易和國際競爭不斷推動新技術，從而在工業革命后實現快速發展。因此，中國近代的落后是一段與世界經濟體系相對脫節的歷史階段。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重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大一統體制的制度優勢也由此得以重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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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互動

在互動環節，現場聽眾積極踴躍提問，張教授圍繞幾項現實與理論問題進行了補充說明。

首先，關于“增加公共假期能否促進消費”，他指出消費的核心決定因素是收入水平而非時間長度，單純延長假期并不能直接擴大消費，因此政策設計必須明確目標，而不能簡單模仿其他國家做法。

其次，在談到“中國歷史上的市場經濟”時，他強調市場經濟并非只有一種形態，中國古代同樣存在以自由交換為核心的市場體系，宋代的江南就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對于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該理論具有一定解釋力，但不能回答為什么只有東亞地區推行了基于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最后，針對“官員激勵是否導致產能過?！钡膯栴}，他指出產能過剩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于政績考核體系，而主要在于企業退出困難；同時，中國的考核體系也在不斷調整，已逐步從單一經濟增長指標轉向“增長、環保、能耗”等多目標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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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資源約束下形成的發展策略，到績效導向的政府激勵機制，再到大一統體制所帶來的統籌協調能力，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理解大一統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理解一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不能脫離其歷史和國家制度的結構。只有把當代的經驗現象放在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國經濟崛起背后的深層邏輯。

據悉，本次講座核心內容來自于張軍教授即將出版的新書中，讓我們共同期待新書問世，持續在思想碰撞中讀懂中國經濟、洞察時代大勢。

來源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排版丨周埏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