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

改革開放初期，天津靜海蔡公莊鎮(zhèn)大邱莊原黨支書禹作敏可謂風頭很勁，名聲甚至超過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據(jù)說有一次，有人就他將被提拔為局長的消息向他核實，他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

他為什么這么說呢？是因為這事兒有先例。陜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黨支書陳永貴，作為毛主席在世時、黨中央樹立的農民典型，直接從村支書提拔成了副總理。所以，禹作敏也認為，自己作為毛主席去世后、黨中央樹立的農民典型，做個副總理當然也不在話下。

這里就不多說禹作敏了，單說陳永貴吧。1915年2月14日(農歷正月初一)，陳永貴出生于山西省昔陽縣沾城鎮(zhèn)小南山。

解放后，由于陳永貴在農業(yè)生產(chǎn)中表現(xiàn)突出，1952年起，擔任大寨黨支部書記。1963年，大寨遭遇了“七災八難”：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干旱，春播時的澇災。

在這樣的大災之年，大寨的農業(yè)生產(chǎn)也取得很大成績，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且在當年年底，實現(xiàn)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讓社員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

這樣的成績讓陳永貴聲名遠揚。1975年1月，陳永貴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時，被通知去見總理。總理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

陳永貴（中）

陳永貴和妻子宋玉林，及全家人在一起

陳永貴聽后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

總理態(tài)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從此，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分管農業(yè)。

陳永貴識字不多，是個大老粗、半文盲。在主席時代，陳永貴這樣文化基礎較低的、大字不識幾個的草根直接升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不止一個。比如，陜西咸陽的紡織女工吳桂賢成為國務院副總理，遼寧的女售貨員李素文，當了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當然，他們的文化和陳永貴相比，高也高不了多少。但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腳踏實地干出來的。

當了副總理、在國務院辦公后，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這在當時叫做不脫產(chǎn)干部。具體到他的收入則是這樣：起初、山西省每月補貼他六十元、后來漲到一百元，同時北京每天再給他一元兩角伙食補助，大寨每年給他記一個中等男勞動力一年的勞動日。年終，社員一個勞動日分配多少錢，他也分多少錢。

當時，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國算比較高的，一個勞動日約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買一斤八兩到二斤豬肉。那時廳級干部，每月工資是一百六十六元。陳永貴的收入大致與之相當。

大叔是個很樸素的人。成為國家領導人后，身邊曾配過一名高級廚師，但他一句“他做的我不愛吃，我愛吃的他不會做”，就把人家打發(fā)走了，然后從昔陽縣找了一個會做家鄉(xiāng)飯的廚師，給他做昔陽面食：拉面、抿曲、假豆腐、餃子等。

陳永貴、周總理和老農民

主席和陳永貴

陳永貴到了北京后，被層層保護了起來，大寨的黨支部委員來看他，也會被攔在門外。于是，陳永貴給毛主席寫了封信，提出要搬出釣魚臺，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三分之一時間跑全國。

被批準后，他回大寨時，不讓北京的警衛(wèi)戰(zhàn)士跟著去，他說：“我是個農民，回家勞動，你們警衛(wèi)干什么？你還能給全國農民都派上警衛(wèi)戰(zhàn)士?”

改開后，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到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1986年3月26日，因肺癌晚期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醫(yī)院病逝，享年71歲。

據(jù)說，陳永貴晚年時說過這樣一句話：

• “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
  “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個農民。
  “今后，再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主人捧到那樣高地位的人了。”

愿陳永貴大叔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