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盟友到死敵，巴列維六月起義做了什么？徹底和教士集團翻臉？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白色革命”并不僅限于土地革命，在教育、司法、社會領域的措施同樣削弱了以烏里瑪為代表的宗教集團的勢力。

1、巴列維的改革

在教育領域，大力發展各級學校，逐步完善國民教育體系。禮薩·汗時代，伊朗雖建立了現代世俗教育體系，但到巴列維時代，全國的文化教育程度，尤其是農村地區，依然很落后。據50年代的統計資料，全國文盲率達71%，農村則高達95%。

為改變農村落后的教育狀況，巴列維在1963年至1978年間，先后組建了20多批“知識大軍”，共計10多萬人，前往全國沒有設立小學的農村進行掃盲，普及農村教育。

據統計，從1964年到1972年秋，經過掃盲的兒童達100萬人，成年人55萬人。與此同時，巴列維政府還大力發展小學、中學、職業技術以及高等教育，逐步完善國民教育體系。由于政府對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各級學校得到迅速發展，入學率也大幅度提高。

以小學為例，1961年全國約有小學1萬所，在校學生為143萬人；到1975年共有小學3.57多萬所，在校生達411萬人。農村兒童的入學率也由1962年的15.5%上升到1972年的30%。在這期間，高等教育體系逐步形成，1974年，高校由1961年的16所發展到184所，在校生由2.38萬人發展到12.3萬人。

白色革命同樣深化對司法制度的改革。禮薩·汗時期，教士的司法權開始受到限制，但隨著后來王權的衰微，教士集團又趁機掌握了部分司法權，廣大農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處于宗教法規的支配下。

為改變這種狀況，巴列維對司法制度實行了進一步改革，主要是通過在農村建立“公正之家”、在城市建立“仲裁委員會”來實現。“公正之家”有5名法官，由村民自己在當地受尊重的人中選出，任期3年，受理和解決當地農村中的民事糾紛。

城市“仲裁委員會”的產生方式及職責與之相似。“公正之家”的法官和“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員在任期內的工作是義務性的，對訴訟當事人的審判、仲裁是免費的。據官方統計，1963年至1977年期間，全國農村共建立“公正之家”1萬多個，分布在1.9萬個村莊，審理判決了300多萬件案件。城市共建立“仲裁委員會”283個，分布在203個城市，審理判決了75萬件案件。

白色革命在社會生活領域對伊斯蘭勢力的影響主要是解放婦女，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由于宗教和傳統的影響，長期以來，伊朗婦女在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地位低下。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禮薩·汗的世俗化改革中，婦女的處境才開始有所改善。

1963年1月，巴列維詔告全國，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取消了舊選舉法中把婦女與精神病患者及罪犯同列，禁止她們參加選舉的規定。

對此，巴列維不無自豪地認為它“使伊朗真正實行了普選制”，“結束了社會的恥辱，結束了違反神圣的伊斯蘭教法典真正精神和意義的行為，結束了違反國家憲法精神的狀況”。

同年的議會選舉中有6名婦女當選為眾議員，2名婦女成為參議員。1967年6月頒布“保護婦女家庭法”，規定離婚須經法院判決，取消了男子隨意休妻的特權。后來，此法案經修改，給予婦女提出離婚的權力。1968年7月，頒發“婦女社會服務法”，為婦女就業提供了一些保障。

1968年國王任命了第一位女部長（教育部部長），1973年有3位婦女擔任政府副部長。伊朗婦女歷史上首次獲得參政權，社會地位大大提高。

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進一步削弱了宗教集團的實力和地位。所以，并不奇怪，在1963年挑戰國王統治的是烏里瑪，而不是民族陣線等世俗力量。

從1953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烏里瑪與巴列維政權之間基本相安無事。實際上，包括阿亞圖拉布魯杰爾迪、卡沙尼、貝赫巴哈尼在內的主要烏里瑪都以沉默的方式支持了1953年政變，政變后國王從羅馬返回伊朗時，布魯杰爾迪和貝赫巴哈尼都發出了對國王的賀信，從而保證了信徒對國王的有力支持。

2、與烏里瑪的分道揚鑣

1953年政變以后，國王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繼續實行支持傳統保守力量、壓制和打擊激進勢力的方針，努力保持同有影響的阿亞圖拉的交往，爭取宗教界的支持。他把自己打扮成伊斯蘭教的保護者，同王后一起訪問庫姆、馬什哈德、卡爾巴拉等地的圣陵，赴麥加朝覲，并慷慨捐資對圣陵和什葉派宗教學校進行整修。

1955年，部分阿亞圖拉發起聲討巴哈伊教的運動，作為對什葉派的一種善意姿態，國王政權沒有干預。國王的這些舉動贏得了烏里瑪的嘉許，所以在1955年國王取締伊斯蘭敢死隊的時候，烏里瑪采取了默認的態度。

然而，1959年土地改革議案的提交結束了這一短暫蜜月。由于布魯杰爾迪的反對，議會對議案作了根本的修改，才得到宗教界認可，政教雙方達成和解。但是，1962年阿米尼和1963年巴列維所推行的大規模土地改革，使得政教雙方嫌隙再生。

巴列維本來企圖利用烏里瑪，作為反對左派激進主義和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屏障，但沒有意識到自己與華盛頓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大規模的現代化計劃，將不可避免地中止與保守烏里瑪之間的聯盟。

恰在此時，烏里瑪內部發生了一件影響重大的事情。

1961年3月，作為唯一“仿效的源泉”的阿亞圖拉布魯杰爾迪去世，這在什葉派教階制度中造成了領導真空。一些主要的阿亞圖拉們為接替布魯杰爾迪的位置而展開競爭，其中有伊拉克納杰夫的哈吉姆、馬什哈德的米納尼、庫姆的沙里亞特馬達里、戈爾佩蓋尼和霍梅尼。

巴列維插手此事，他給哈吉姆發去一份電報，承認他是最主要的“仿效的源泉”。他的打算是將一位不熟悉、甚至可能不關心伊朗政治的非伊朗籍阿亞圖拉拾升為什葉派的最高權威，將什葉派宗教中心從庫姆轉到納杰夫，以減輕宗教界對王權的壓力。

然而，巴列維高估了自己對于宗教事務的影響力，結果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登上唯一的“仿效的源泉”位置，庫姆仍然是什葉派的宗教中心。國王的盤算落空了。

布魯杰爾迪在世時基本采取了一種與國王政權調和、合作的立場，某些持不同意見的烏里瑪有所顧忌，反政府言行在宗教界受到壓制。布魯杰爾迪去世后，這些烏里瑪得以公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諸如土地改革、給予婦女選舉權、解散議會、事實上承認以色列等問題都成為烏里瑪攻擊巴列維政權的理由。

同時，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形勢的惡化、全面的緊縮計劃、日益增多的破產事件，使得巴札商人對當局極為不滿，他們尋求傳統盟友烏里瑪的支持，得到了烏里瑪的回應。

總之，布魯杰爾迪去世后，烏里瑪反對國王政權的趨勢加強了。

3、六月起義——矛盾的激勵惡化

烏里瑪公開對政府發難的第一個目標，是1962年10月阿拉姆內閣提交的地方委員會選舉法，也正是在這次事件中，霍梅尼第一次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引起全國關注。該法第2款取消了候選人和選舉人信仰伊斯蘭教或任何一種伊斯蘭可以接受的宗教（如基督教、猶太教）的要求，取消了禁止婦女參加選舉的教法禁令，即給予婦女選舉權；該法第41款將當選者就職宣誓書由《古蘭經》改為“一本圣書”。

烏里瑪對這部法案提出了3點質疑：

第一，以“一本圣書”取代“神圣的《古蘭經》”將會加強宗教少數派，尤其是異端的巴哈伊教在政府和武裝部隊中的滲透，有違憲法關于什葉派伊斯蘭教國教地位的規定。

第二，在男人（如烏里瑪）尚未完全享有選舉權時，給予婦女選舉權只能導致腐敗和墮落的增加。

第三，這道法令與伊斯蘭教法相悖，又是在議會解散期間，因而違憲。

庫姆成為反對行動的中心，居于該城的三大阿亞圖拉——戈爾佩蓋尼、沙里亞特馬達里和霍梅尼一致反對這道法令，他們給國王和阿拉姆發去電報，宣布這道法令違憲、對伊斯蘭充滿敵意，要求取消成命。他們還召集高級教土會議，派出特使到全國各地申訴他們的觀點，警告這樣做會“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人民造成危險。”

在全國范圍內，烏里瑪利用清真寺布道煽動民眾反對政府，很多巴札行會和商人也宣布反對內閣法令。在烏里瑪和巴札商人的激烈反對下，阿拉姆被迫撤銷了整個法令。烏里瑪贏得了暫時的勝利，政教關系暫時復歸平靜。

1963年1月，當國王為使其“白色革命”具有合法性而命令進行蓋尼與霍梅尼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譴責公民投票，呼吁人們進行抵制。

一些教、俗反對派的追隨者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號召抵制1月25日關于“白色革命”的公民投票。投票當天，一些宗教反對派成員和民族陣線的中央委員被拘禁。國王向農民發表講話，聲稱“誰也不能聲稱他比我更接近真主和各伊瑪目”。3月21日是伊朗歷新年元旦，在庫姆、德黑蘭、設拉子、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地發生了反國王示威，政府作出激烈反應，派出傘兵部隊和薩瓦克襲擊了庫姆與大不里士的宗教學校。

1963年6月3日（伊斯蘭教歷1月10日）是阿舒拉日，當天霍梅尼在庫姆的布道中，嚴辭譴責國王：

“國王先生，我要給你一些忠告！親愛的國王先生…可能這些人（指顧問和政府）想讓你表現得像個猶太人，那樣我就將宣布你為不信仰者，他們就可以將你趕出伊朗，推翻你！難道你不知道，一旦有一天發生騷亂，主客易位，你身邊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會是你的朋友。他們只是美元的朋友，他們沒有信仰，沒有忠誠。”

霍梅尼膽敢如此公開攻擊國王本人，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不可容忍的。第二天深夜，霍梅尼、馬哈來提、庫米等阿亞圖拉被逮捕。

為抗議政府的逮捕行動，6月5日，在庫姆、德黑蘭、馬什哈德、大不里士、瓦拉明、卡善等地爆發了反政府的示威，其中的高潮在德黑蘭。大量人群抬著霍梅尼的畫像，高呼反政府口號，有些人身著裹尸布以示準備殉難。示威者進而襲擊政府建筑物、酒店和一些巴哈教徒所開的工廠商店，造成較大損失。

面對混亂局面，政府作出了強硬反應，任命納西里將軍為德黑蘭軍事長官，在德黑蘭及其他一些城市實施軍事管制，對騷亂進行武力彈壓。一位記者描述道，6月5日，“機關槍響徹巴札市場碎石點綴的街道…軍隊穿過廢墟追擊國王的敵人…巴札市場看上去好像遭到龍卷風的襲擊。”

包括28位阿亞圖拉在內數千人被捕，官方估計20人被殺、1000人受傷，反對派則聲稱數千人被屠殺。

不久，局勢恢復平靜，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馬阿什、霍賈特伊斯蘭蒙塔澤里等人展開營救活動，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霍梅尼等人。

1964年4月，霍梅尼返回庫姆，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同時，費茲耶宗教學校霍梅尼的學生向政府提出10點要求，其中包括執行1906年憲法，尤其是給予烏里瑪否決議會立法權的補充條款第二條：廢除所有反伊斯蘭的法令；結束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在伊朗的影響；清除電視廣播中腐敗、頹廢的節目；停止生產、消費含酒精飲料。

這些要求反映了他們的目標和意識形態信仰，實際上反映了六月起義的性質。

4、六月起義的影響

回到庫姆后，霍梅尼繼續進行反政府宣傳。1964年10月，議會通過了曼蘇爾政府提交的一個法案，為換取2億美元美國貸款，以購買軍事裝備而給予美國軍事顧問團全體成員及其家屬以外交豁免權。

這給霍梅尼抨擊國王政權提供了新的彈藥，即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伊朗的新殖民統治，反對巴列維政權喪權辱國。在一次措詞激烈的布道中，他呼吁所有伊朗人反對那個“將會使伊朗成為美國殖民地”的法案：“政府已經出賣了我們的獨立，使我們淪落為殖民地，使得伊朗穆斯林民族在世人眼里看來遠未開化！…難道僅僅因為我們是一個弱小的民族，沒有美元，就要在美國人的腳下遭受蹂躪嗎？”

霍梅尼的反政府言行和不妥協立場令巴列維政權深感威脅，斟酌再三，伊朗政府決定驅逐霍梅尼。1964年11月初，霍梅尼再次被捕。

11月4日他被迫離開伊朗前往土耳其，先到安卡拉，后在布爾薩。一年后他從土耳其又來到伊拉克的納杰夫，一直居住到1978年。

以1963年6月5日騷亂為頂峰的“六月起義”，是伊朗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對伊朗社會歷史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標志著什葉派宗教集團與國王和平共處的結束，標志著公開反抗巴列維政權的開始。

無疑，“六月起義”的領導發動者是以霍梅尼為代表的激進烏里瑪，他們堅決反對巴列維“白色革命”所推行的現代化改革，捍衛什葉派宗教集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利益，抨擊巴列維政權仰美國之鼻息。他們聯合巴札商人和部分世俗知識分子，利用宗教信仰和網絡動員民眾，挑戰國王。然而，巴列維政權盡管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卻成功平息了這次危機，霍梅尼們的首次嘗試還是失敗了。

“六月起義”之所以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對派未能建立起反國王的統一戰線。烏里瑪內部本來就有著保守與激進的分野，而一些世俗反對派組織也處于分裂、迷惑狀態，沒有全力支持烏里瑪挑戰國王的行動。

20世紀60年代初，卡尼姆·桑賈比、沙赫普·巴赫蒂亞爾、巴札爾甘等人建立了第二民族陣線，重新打起民族主義和憲政主義的大旗。

然而，與摩薩臺的第一民族陣線不同，第二民族陣線由于缺乏有魅力的領導人而缺乏凝聚力，組織比較松散，也缺乏政治活力。民族陣線在這一時期沒有一個全面的計劃，其主張可以概括為“擁護改革，反對獨裁”，它雖然欣賞烏里瑪對王權的挑戰，但不可能贊同其對現代化改革的阻撓。因此，在“六月起義”中，民族陣線采取了一種機會主義立場，沒有支持烏里瑪的行動。事實上，民族陣線的一些領導人還主動與政府合作阻止了一次親民族陣線的德黑蘭大學生示威。

與民族陣線不同，另一主要的世俗反對派組織自由運動選擇了一條與烏里瑪合作的路線。自由運動是在第二民族陣線建立后不久，由于政見主張不同，巴札爾甘脫離出去而另外組建的，其主要領袖還有阿亞圖拉塔勒喀尼。

納德爾·薩勒赫曾對自由運動在“六月起義”中的表現作出過如下評價：“自由運動是唯一能夠而且確實積極與毛拉合作的團體，如進行一場民意測驗，在普通民眾中自由運動現在無疑比民族陣線有更多的支持。”

因為支持霍梅尼，巴札爾甘和塔勒喀尼在“六月起義”后都被捕入獄。

“六月起義”的平息當然也歸功于國王政權自信而果斷的表現。

巴列維后來回憶道：“從那個一月我們土地革命一開始，我就已經預料到教士的黑色反動勢力和共產主義者的紅色破壞力量會試圖破壞這一計劃：前者希望這個國家繼續深陷貧窮和不公；后者的目標在于徹底瓦解這個國家。”

此外，它還采取了有效的策略手段，那就是態度堅決、反應迅速以及對暴力運用的毫不猶豫。同樣，美國對巴列維政權的全力支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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