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么？

對于出生于1992年的索耳來說，是二十多萬字的伏案，更是他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完成的一場巨大跨越。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馬來檳島華人的救國夢影，到五十年代珠江口蜑家人的上岸困局；從七十年代西貢姐妹在戰爭硝煙中的南下北上，再到九十年代深圳特區小人物的身份錯位——他用一字一句，打撈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伶仃與漂泊。

這些故事看似獨立，實則脈絡交織，人物命運在季風與洋流中互為化身。當小說的尾聲“果皮”重新合攏，一個光怪陸離的“番石榴宇宙”便赫然立于紙上。

在南中國的世界里，普通人如“水流柴”般在伶仃洋與南洋之間流動。書中那個失落的時空，卻從四張老照片開始。

以下是索耳的自述。

《伶仃世》是一本我準備了六年的書。

究其緣起，2019年夏天我去馬來西亞旅行，自馬六甲到檳島，走過那些廟宇、房屋、騎樓，內心有大震動。那是我第一次對離散華人的感知和接觸。

在這片所謂的異國他鄉，他們如此鮮活而具體地扎根下來，甚至比我還要更像“華人”。我便生長了好奇，為什么？

問題出現，往往不是單個，而是一連串的。帶著問題，我開始收集和行走，框架和結構漸漸在腦中定型。兩年后，我敲下小說的第一個字。

關于小說的題目《伶仃世》，也斟酌了好久。

最初想過叫“天光墟”，在粵語里是鬼市的意思，入夜而聚，天光即散，至今在廣州光塔路、海珠橋、芳村等地仍有少許痕跡。墟上擺的，無外乎一些舊貨古玩，攤主也都是上了年紀的阿叔，光膀子搖蒲扇，到了凌晨，攤子也不看，把自己也變成貨物，躺在地上閉目而眠。

在酷熱的嶺南，天光墟倒更像是“夜涼而聚，天熱而散”，它象征著現實生活的另一面，匯聚著夜行的、閑暇的、陳舊不合時宜的生靈。以鬼市為題，跟小說的質地也算貼合，但后來還是覺得這個名詞有些冷僻，遂放棄。

至于“伶仃世”的靈感，則從一個縹緲的概念“人類世”那里得來。地質概念的“世”（-cene），代表著更廣袤深邃的時間，而小說里的“世”，更像是“世紀”（century）、“世界”（world）或者“世間”（society）。借用這樣一個含混的概念，我更想表達的是在一個大時空下，人孤獨伶仃邊緣的生存狀態。

當時在檳島游蕩，沿海墘路慢行至舊關仔角，看鴿子和夕陽齊飛，心里隱隱感應與島的千百種聯結。后來在小說里，我確實寫及這座島的故事，并重現了那段景象。作為外人登島，或多或少帶有一種對島的凝視。島本身是自洽的，它如何理解大陸，理解海？我生長于大陸最南端的偏僻半島，但半島跟真正的島還是不太一樣。近年來，我有幸游歷了一些島嶼，以雙腳感知過它們各自海岸線的形狀。我暗自向它們祈求，借我一雙“島之眼”吧。但我想擁有的何止“島之眼”，我還想擁有“林之眼”“泉之眼”“石之眼”“菌之眼”，等等。如小說中人物所說：

“在檳島糊涂玩了十年，若說有什么長進，大概就是在人情之外，體味了這諸事萬物的有情。”

說回頭，這部小說仍然是跟人有關，寫到的人物林林總總，都是舊世紀一些無關緊要之人，雖活著時如苔蘚一般，好歹痕跡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我尋覓并收集，拼湊出他們影影綽綽的模樣。

舊世紀才過去二十余年，跟現世相比，也已是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了。跟我對話的，是歷史中徘徊不去的幽靈而已。我選擇寫過去的人而不是現在的人，說漂亮話是尋幽訪古、挖掘暗角、讓失語者發聲，抑或，實質是缺乏與現實產生連接的勇氣？活在當下這種環境、生態、共同體之中，持續的生理性沮喪（最大的沮喪是對自我的沮喪）？

書中有四張照片，分別被我嵌入了小說文本里。它們或啟發了我的想象，或比我的文字更好地代我言說。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它們的背景故事。

| 中國艇

第一張是謝纘泰的“中國艇”，它是“番石榴飛艇”最直接的靈感。2020年底，讀葉凱蒂（Catherine Yeh）《晚清政治小說：一種世界性文學類型的遷移》的時候，這艘飛艇畫像第一次從書頁跳入眼中，我完全被它勾去了魂。第二年，我跟隨廣東時代美術館在開平和臺山進行田野行走，在倉東村的一個家庭博物館再次見到它。真是緣分。那時我就決定要把它寫進小說。開平正是謝纘泰的老家。作為最早設計飛艇的中國人之一，謝纘泰可能更出名的是他畫下的《時局圖》，出現在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里。

| 幸福塔

第二張照片是曾經存在于我的家鄉湛江的一座塔。這座塔建于1875年，被稱為“飛霞塔”或“云梯塔”，二十多年后，湛江（當時叫“廣州灣”）變成了法國殖民地，法國人又給這座塔冠以一個新名稱：“幸福塔”（Tour du Bonheur）。這張照片的攝影者不詳，被一位叫Bertrand Matot的法殖歷史研究者收集得來。塔的造型奇特，就像一枚火箭，佇立在一片農田和沖積平原上。畫面近景還出現了一個戴著草笠的人，可猜想是中國的農民。一人一塔，各位于照片的兩端，遙相對望，莫名有一種科幻感。遺憾的是，這座塔已消失在歷史煙云中，1958年大躍進浪潮來臨，它被拆成磚塊，砌成煉鋼的土爐。

| 阿芳妹

第三張照片是阿芳妹（Afong Moy）。我是在讀張純如《美國華人史》時，看到了這張照片。據說她是第一位移民美國的中國女性。1834年她被美國商人卡尼兄弟從廣州帶到紐約。為滿足當地人對神秘東方的獵奇心理，她被精心打扮一番，穿上華服，變成展廳中的展品，向支付25美分入場的觀眾演示用筷子吃飯、用裹足走路。

| 家庭合照

第四張照片，是掛在我祖屋大廳墻壁的家庭合影圖集其中的一張。拍攝時間大概是1990年代初。當時叔叔在廣州讀書，爺爺和大伯自鄉下去探他，三人同在省城Citywalk，拿著借來的傻瓜相機，在諸多地標留下了合影。等他們去廣州動物園時，天色已晚，在獅籠前他們拍下當日最后一張照片。閃光燈閃過，鏡頭里的爺爺和大伯連帶著籠里的獅子的三雙瞳孔，同時出現了紅眼現象。所謂紅眼，是因瞳孔在黑暗中放大，令更多強光穿過并射在視網膜的微血管組織上，再反射形成。我覺得這照片有趣，畫面中三者同時出現的紅眼，恰好證明了某種共有的生物性。拿相機去照石頭、草叢，是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的。時至今日，正如當年的傻瓜相機被消除了紅眼的相機替代，照片中的對象也不能常駐。

從開始準備這本書算起，六年時間何其短、何其長，奶奶、外公、大舅、爺爺、大伯、外婆相繼去往了另一個世界。我永遠懷念他們。

這四張照片于小說首尾的故事，可說是某種串聯。我假托阿嬤（奶奶）之口，由家族史彌散到舊世紀的時間之海，打撈出幾個華彩軀殼。之所以寫這幾個人物，說是經過一番考量也好，說是沿著我的路線和腳步，偶然撞上來的也好；他們遠非局限于他們自己，而是萬千人的化身。無形無聲中，我同時敲破自己的人格，漸漸連接到他們身上，一同見聞，一齊感應。

我想寫的，也從來不是某個地域，而是打破它，探向更廣闊未知的版圖。在過去那個時空，疆域和邊界并不像今日那樣確鑿和重要。

普通人便是水流柴，這邊海瘦那邊海肥，從故地到新土，無盡流動循環往復，無非是為“揾食”（謀生）而已。

漫長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包括“鯉·伏筆計劃”在內的許多慷慨支持和幫助，我心存感激，都記于書后。從草稿到成書，如艱難破繭，我要再次感謝編輯黃平麗和宣彤，是她們賦予了這部作品完全的形態。

2026.3.9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