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一生中,有過不少女性朋友,但是最終愛他入骨的女人,大概就屬本篇所說這位女子了。在那個年代,不要婚禮公開同居,沒有名分卻生育一子。就算死后,也要把骨灰撒在他的墳旁。如果不是刻骨銘心的愛,絕對做不到這一點。
下面本篇便來詳述這位了不起的女性的一生,以及她與魯迅先生偉大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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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與家世:晚清名門中的叛逆種子
1898年2月12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許廣平出生于廣東廣州高第街一個顯赫的士大夫家庭。這一年正值戊戌變法前夕,中國社會處于新舊交替的劇烈變革時期。
許廣平出身于廣州西關許氏家族,這是一個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名門望族。她的高祖父許拜庭是廣東四大鹽商之一,從底層學徒起家,最終富甲一方。曾祖父許祥光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為反抗英國軍隊進駐廣州城,帶頭捐獻六萬兩白銀購買武器糧餉,成為抗英愛國運動的領袖。
祖父許應鑅(一作許應骙)是家族中最顯赫的人物之一。他于咸豐三年(1853年)中進士,歷任江西臨江府知府、浙江布政使,直至署理浙江巡撫,官聲顯赫。據(jù)傳許應鑅雖身居高位,卻一生秉持清廉操守,不事產(chǎn)業(yè)經(jīng)營,以致身后家人生活頗為清貧。在戊戌變法期間,作為禮部尚書的許應骙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持激烈批評態(tài)度,因而被光緒皇帝以“阻塞言路”為由革職,這一事件成為百日維新中帝后矛盾公開化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然而,許廣平的父親許炳橒(許閬甫)的命運則顯得黯淡許多。他系許應鑅庶出之子,在等級森嚴的大家族中地位不高。許炳枟本人性情淡泊,醉心于詩詞文章,在功名仕途上建樹有限,不善于理財。母親宋氏為澳門華僑商人的女兒,祖籍廣東香山,懂醫(yī)道,擅詩詞。
許廣平有三位哥哥:許崇憘、許崇懽、許崇怡,兩個妹妹:大妹許東平,二妹許月平。在這個封建氣息濃厚的大家族中,許廣平從出生起就面臨著雙重困境:既是庶出之女,又是個性叛逆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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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年抗爭:反抗纏足與包辦婚姻
許廣平的童年可以用“抗爭”二字概括。在她出生的第三天,醉醺醺的父親就在“三朝宴”上“碰杯為婚”,將她許配給香港一個馬姓商人的兒子。這戶馬家不僅標榜“守周公禮”,實則縱容家人攔街搶劫、授人勒索,這樣的婚約從一開始就是一道沉重的枷鎖。
八歲那年,母親按舊俗要為她穿耳、纏足。在當時的廣東社會,纏足是女子的“必修課”,許廣平的一位姐姐外號“玉觀音”,就因為纏足,到書房讀書全靠老媽子背著,結(jié)果九歲就夭折了。面對這道戕害女性的封建枷鎖,許廣平大哭大鬧,堅決不肯受刑。
幸運的是,她有一位相對開明的父親。許炳枟雖身處舊式家庭,卻不迂腐,心疼女兒,竟默許她放足、不戴耳環(huán)。他還對妻子說:“你是胖人小腳,走路要靠兩個丫頭攙扶,女兒將來若嫁了鄉(xiāng)下人,纏了雙足豈不受苦”。這在當時無疑是極為進步的思想。
在家塾讀書時,許廣平又面臨新的不平等。父親只讓老師教她用土話讀書,她的哥哥則可用官話讀書。對這種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進行了反抗,父親只好應允她和哥哥一樣用官話讀書。她嫌原名“崇媊”太柔,主動改名“廣平”,取“廣東太平”之意,小小年紀便有家國胸懷。
1911年9月,許廣平的母親去世。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門,許廣平由大哥許崇禧照顧。許崇禧是留日學生,常向她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在大哥的影響下,許廣平閱讀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在廣東主辦的《平民報》,產(chǎn)生了為國家、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還購閱宣傳婦女解放的周刊《婦女報》,深受其影響。
1917年,父親許炳枟病故,馬家逼婚愈緊。19歲的許廣平絕不妥協(xié),在兄長幫助下毅然退婚,變賣家中唐伯虎真跡得了200大洋,這就是她日后幾年讀書的學費。她告別繁華廣州,北上投奔天津姑母,從此與封建家庭徹底決裂。一個官宦小姐,放棄錦衣玉食,孤身闖天下,只為爭一個“自己做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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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學之路:五四運動中的新女性
1917年,許廣平考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預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績優(yōu)異獲得公費。這所學校是當時北方女子教育的重鎮(zhèn),培養(yǎng)了許多進步女性。
在校期間,許廣平展現(xiàn)了出色的組織和寫作才能。她多次向《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會報》投稿,其中發(fā)表了談論現(xiàn)代學校教育的《人才必出學校說》和短篇傳奇《理想之家庭》。課余時間,她擔任天津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周刊》的主編,這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重要宣傳陣地。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fā),消息傳到天津,許廣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她是《醒世周刊》的編者之一,曾發(fā)表許多關于婦女問題的意見,寫下《富貴不足為榮說》等一批“指點江山”的文字。還與同學們參加街頭講演,宣傳愛國救國和婦女解放思想。
10月10日,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派遣保安總隊的大批武裝警察、馬隊,驅(qū)散在南開廣場舉行市民大會的一萬名群眾。許廣平和女同學們用旗桿做武器,站在與軍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圍了警察廳,憤怒聲討楊以德的罪行,一直堅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許廣平又與同學們一起,不顧校方阻攔,沖出校門,參加“五七”國恥紀念大會,校方竟將她們?nèi)块_除。許廣平和同學們團結(jié)一致,在家長和社會進步輿論支持下,堅持斗爭一星期,終于迫使校方收回了開除牌示。
這些經(jīng)歷鍛造了許廣平追求真理、平等、自由、民主,剛毅倔強,敢作敢當,蔑視強權的性格,終其一生不曾變更。
1921年,許廣平從直隸第一女師畢業(yè),擔任了短時期的小學教師。1922年,她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1924年改稱“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這里是新文化的前沿,也是她命運的轉(zhuǎn)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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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師大學潮:與魯迅的初識
1923年,許廣平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學習。這一年秋天,魯迅開始兼任該校國文系講師,每周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說史》。當時的魯迅已經(jīng)42歲,是文壇巨匠;而許廣平25歲,是充滿理想的青年學生。
魯迅第一次走進教室時,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材矮小,兩寸長的頭發(fā)又粗又硬,筆直地豎在頭頂,衣服上還打滿了補丁。其不修邊幅的外表——破舊的衣衫、濃重的紹興鄉(xiāng)音——甚至引來一些學生的竊笑。
但在許廣平眼里,魯迅的學識和人格魅力足以使他熠熠生輝。她坐在第一排,望著這位“怒發(fā)沖冠”的老師,眼里滿含熱切。很多年以后,許廣平還忘不了魯迅主講中國小說史的第一堂課,她在回憶錄里寫道:“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的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氣回轉(zhuǎn)過來了”。
幾堂課下來,許廣平成了魯迅的忠實粉絲,連他那身布滿補丁的衣服,在她眼里,也像黑夜的星星閃閃發(fā)光。敬佩之情悄然轉(zhuǎn)化為熾熱的愛慕,在許廣平心中生根發(fā)芽。
一次交談中,魯迅曾笑著問許廣平:“許應骙是你什么人?”許廣平如實回答:“是叔祖。”魯迅聽后意味深長地“哼”了一聲,半帶調(diào)侃地說:“我從小就吃過你們許家的虧”。原來,青年魯迅如饑似渴地閱讀《天演論》等宣傳維新思想的書籍時,被其私塾老師發(fā)現(xiàn)。作為懲罰,老師竟命他抄寫許應骙那篇激烈駁斥康有為變法主張的《明白回奏折》。這段往事,成為兩人之間一個帶著歷史因緣的獨特注腳。
1924年,女師大爆發(fā)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楊蔭榆是中國第一位擔任國立大學校長的女性,但她推行孔孟之道,阻止學生參加愛國活動。1924年,楊蔭榆阻止學生參加孫中山追悼會,并發(fā)表不當言論,引發(fā)進步師生不滿。
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干事,許廣平成為學潮的骨干。1925年3月11日,因女師大鬧風潮,許廣平心里苦悶,便以“受教的一個小學生”的名義,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她沒料到,當天就收到了回信。魯迅稱她“廣平兄”——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從此,書信便往來了。
他們在信中討論國民性的改革、《莽原》的出版和上海的學生風潮等。后來魯迅回憶此事時說,“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在軍警追查時,許廣平住進魯迅家中為其抄稿,兩人感情逐步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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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生戀:沖破世俗的愛情
1925年8月,許廣平面臨被開除學籍的困境,魯迅則因女師大的學生運動遭到他人攻擊,此時二人確定了戀愛關系。后魯迅在《芥子園畫譜》的扉頁詩中述兩人感情為“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許廣平也以“平林”為筆名先后發(fā)表《風子是我的愛》和《同行者》,以表達她的感情。《風子是我的愛》聲稱,“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于我們不相干,與你們無關系”。
1925年10月,《國民新報》上刊登了一篇大膽熱烈的告白信,取名為《同行者》,寓意為同伴而行、相攜一生,寫信者正是許廣平。這封光明磊落的告白信,字里行間滿是愛意,仔細一看署名者表白的對象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魯迅先生。
信中寫道:“我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地向著愛的方向奔馳”。單從這句話就能看出,許廣平是一個自信果敢的人,認定了一件事就不會因為流言蜚語而輕言放棄。
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們之間,障礙實在不少:年齡相差十八歲,魯迅個子矮小,還欠著債,又正被北洋政府通緝。然而最大的障礙,還是魯迅那個“名義上的太太”朱安。
魯迅與原配妻子朱安的婚姻是封建包辦婚姻的典型。1906年,魯迅母親以病重為由騙魯迅回國,與28歲的朱安成婚。新婚之夜,魯迅未與朱安同房,婚后第三天便返回日本繼續(xù)學業(yè)。魯迅曾對好友許壽裳說起這事,話極平淡:“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yǎng)它”。供養(yǎng),便是養(yǎng)著,卻不親近。
魯迅自己,原是寧可“陪著做一世的犧牲”,也不愿傷害無辜的朱安。他曉得紹興的舊習,一個女子若是被“休”了,是要受盡白眼的。但許廣平比他果決得多。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北京西三條魯迅寓所的“老虎尾巴”里,27歲的許廣平,先伸出手,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報以輕輕的一握,感到了她的脈搏,聽得見她的呼吸。他終于開口,只說了4個字:“你戰(zhàn)勝了”。那一晚,他們接了吻。
第二天,魯迅一氣呵成,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傷逝》。這部作品被認為是魯迅對這段感情的某種回應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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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下與同居:十年攜手共艱危
1926年8月,許廣平回母校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秘書。許廣平任教期間,對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自己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感到失望。許廣平堅持在校內(nèi)打擊國民黨右派勢力,因此校內(nèi)右派學生黨的核心人物李秀梅被開除學籍,蔣仲篪被勒令退學。
后許廣平因無力支持學校的運行,辭去職務。1927年1月,魯迅到中山大學任教,許廣平任他的助教和廣州話翻譯,與魯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這一年,廣州發(fā)生了“四一五”慘案,國民黨右派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兩人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定居。
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抵達上海,開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這一年,魯迅46歲,許廣平29歲。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法律上的婚姻關系,但他們的感情卻比許多正式夫妻更為深厚。
在上海,許廣平悉心照料魯迅生活,為他抄稿、校對,成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魯迅亦對她關懷備至,教她學習新知,生活里滿是溫情。他們一起迎接愛子周海嬰的誕生,共享天倫之樂。
1929年9月27日,許廣平在上海誕下兒子周海嬰。魯迅為其取名“海嬰”,寓意“上海出生的孩子”。魯迅對兒子極為疼愛,孩子夜里稍有咳嗽,他能瞬間驚醒;許廣平想請保姆,他一口回絕:“不放心別人哄兒子”。他以松樹作為禮物,送給辛苦生產(chǎn)的妻子和剛剛誕生的小生命,預示一家人生命的頑強、孤傲、不屈。
1932年12月,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集《兩地書》編輯出版。該書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記錄了兩人從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間的通信往來。這些書信“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卻充滿了真摯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交流。
在上海的十年間,魯迅創(chuàng)作了大量重要作品,許廣平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幫助魯迅查找資料、校對文稿、抄寫稿件,記錄魯迅的重要談話。魯迅后期十年的文字產(chǎn)量,超過此前二十年,背后是她無聲的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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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魯迅逝世:守護遺志的開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在上海大陸新村9號逝世,享年55歲。此時許廣平38歲,兒子周海嬰年僅7歲。
魯迅臨終前緊緊握住許廣平的手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這句遺言,飽含深情與不舍,也寄托了他對許廣平未來的期望。
魯迅留給許廣平的,沒有萬貫家財,只有一堆亟待整理的手稿和嗷嗷待哺的幼子。有人勸她,把孩子交給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她可以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許廣平拒絕了。她說:“我要守護他留下的光”。
在救國會和許廣平的推動下,魯迅的殯葬活動成為一場民眾運動。此后,許廣平開始整理編校魯迅的作品。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在撫養(yǎng)孩子的同時,也承擔了魯迅母親魯瑞和朱安的生活費。
作為陪伴魯迅走過最后十年歲月的女人,許廣平是魯迅的伴侶卻不是妻子。如果勉強可以稱為妻子的話,那許廣平也只能算是“二房”,真正的“大房”是魯迅在浙江老家的女人——朱安。
魯迅去世之后,許廣平在困難的歲月里也經(jīng)常匯生活費給朱安。1947年6月間,朱安病逝于北平。許廣平匯錢為朱安辦了喪事。在魯迅去世前幾年,朱安曾拒絕接受周作人的錢,卻樂于接受許廣平匯寄的生活費。朱安也對人說:“許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確是個好人”。
許廣平不僅在經(jīng)濟上支持朱安,對她的身世也深懷同情。朱安去世后一年,許廣平在一篇散文里寫道:“魯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長輩叫她‘安姑’”。這末句很有感情,也是頗細膩的一筆。
八、抗日戰(zhàn)爭:獄中堅貞不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全面抗日戰(zhàn)爭開始。許廣平加入中國婦女抗敵后援會,上海淪陷后,許廣平成為留守在上海的三名骨干之一,積極為抗日戰(zhàn)士們募捐物資。
同時,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抗戰(zhàn)文藝》《文獻》《魯迅風》《文藝新聞》等刊物中發(fā)表大量紀念魯迅和有關婦女解放的文章。她參與創(chuàng)辦婦女雜志《革命的婦女》,在雜志中控訴蔣介石屠殺革命者的罪行,揭露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
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時,很多友人勸她撤離上海,去后方避難,但許廣平婉拒了他們的好意,選擇繼續(xù)留在上海。許廣平為什么會做出這個選擇,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上海是她與魯迅共同生活多年的地方,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而且魯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手稿等珍貴遺物;二是許廣平知道,越是在艱難的地方,越需要有人留守,她作為魯迅的遺孀,有責任留在上海,為抗戰(zhàn)做出一點貢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次日,在上海的日本侵略軍開進占領英法租界。不出一星期,就是在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時,十余個便衣人員,闖到法租界霞飛路許廣平的家。
敵人在房間中搜尋一通,抄走了部分《魯迅日記》手稿和書刊,打成兩大包,押著許廣平關進了北四川路日本憲兵隊總部。在1942年2月27日又轉(zhuǎn)移至臭名昭著的極司非而路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許廣平被囚受難76天,一直到1942年2月27日才獲釋放。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就因為她是魯迅夫人,認為她必定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他們妄想從她身上找到線索,從而把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網(wǎng)打盡。
囚禁期間,敵人對許廣平使用了各種酷刑。許廣平在《遭難前后》中描述了殘酷折磨的情景:“從紫色的錦袋里拔出三尺長的軍刀,架在我面頰上,‘說不說,不說就殺掉你’!我定著眼睛沒有任何表示,死了比活受罪爽快,我何必怕?”
敵人還對她進行脫衣侮辱:“‘把衣服脫下來!’像晴天的霹靂。……大衣、長袍,一件件脫下來了,皮鞋也自動脫掉,……很冷,皮膚毛管直豎,牙齒在作戰(zhàn),就只剩下襯褲了”。
最殘酷的是電刑:“上電刑,把筆管觸動發(fā)電機,滋滋聲的電流,從電線走到馬蹄形的鐵圈上,走到貼肉的手腕上,通過腦神經(jīng),走到全身,個個細胞遭到電的炙燒,大小神經(jīng)遭到電殛的震暈,通過血管,走入骨髓,全身發(fā)生劇烈烈的變化”。
面對兇殘狡猾的敵人,許廣平抱著“身體可以死去,靈魂卻要健康地活著”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來保障無數(shù)朋友和同道者的生命與安全”。在受刑最艱難的時候,她牢記著四句話:“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
經(jīng)過社會各界積極營救,1942年3月1日,在獄中被關押了76天的許廣平,經(jīng)魯迅的日本好友內(nèi)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釋回家。后來,許廣平自己曾說,面對敵人可怕的酷刑,她有自己的“法寶”應對,每當“我苦到受不了的時候,耳邊仿佛有人在激勵我:對付酷刑,要緊的是熬過最痛苦的一剎那,過了這一剎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覺了。這是魯迅先生的話在指引我,堅定我”。
鄭振鐸在《遭難前后》出版序文中說:“我們以安存隱藏著,躲過了這悠久的四年,可以說完全是食她之賜”,表達了對許廣平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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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抗戰(zhàn)勝利后:投身民主運動
抗戰(zhàn)勝利后,許廣平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投入進步社會運動中,成為上海婦女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1946年,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活動中,眾多進步人士齊聚上海,許廣平應邀參加周恩來組織的座談會。
1945年,許廣平參與創(chuàng)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她與馬敘倫、林漢達等進步人士頻繁聚會,共同探討時局,最終參與創(chuàng)建了這一重要的民主黨派。在民進的會議上,她多次以“女性與民主”為主題發(fā)言,主張“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同頻”。
1947年,許廣平為支持“新五四運動”,籌辦募捐活動,并寫下了《新型婦女運動與現(xiàn)代社會運動之關系》,對當時的婦女運動做出總結(jié)和展望。她還擔任《民主》周刊、《文匯報》副刊《婦女》編輯,上海婦女聯(lián)誼會主席。
1948年底,在黨的領導下,許廣平攜其子周海嬰經(jīng)香港轉(zhuǎn)道赴東北解放區(qū)。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許廣平等人由東北進入北平,參與建立新中國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籌建婦聯(lián)、出席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和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
1949年,許廣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她長期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十、新中國成立后:政治生涯與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許廣平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秘書長,先后擔任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xié)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等職務。
她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和對外交流上做出了突出貢獻。1950年7月起,許廣平將魯迅在北京八道灣和西三條的房產(chǎn)、書信、手稿和版稅均交給有關部門。1951年,許廣平參與廣東土改工作團,奔赴廣東四會等地推進土改工作。
許廣平在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時,關注女性就業(yè)問題,推動出臺保護女職工權益的政策;擔任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時,她深入基層,踩著泥濘的小路走訪農(nóng)村婦女,把她們的訴求一一記在筆記本上,為婦女解放事業(yè)奔走呼號。
1954年,她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并發(fā)言。她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三屆中央秘書長,第四、五屆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文化方面,許廣平為魯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她耗時數(shù)年主持編纂《魯迅全集》,為了確保注釋準確,常對著魯迅的手稿落淚,卻從不在校對時摻雜個人情緒。哪怕是一個標點的改動,都要對照《魯迅日記》《兩地書》等三份原稿反復核對。連助手都勸她“不必這么較真”,她卻堅持:“這不是我個人的懷念,是對整個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負責”。
1960年,許廣平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她在入黨申請書中寫道:“我愿以余生,繼續(xù)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奮斗,像魯迅那樣,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入黨后,她更是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工作,哪怕年事已高、身體偶有不適,也堅持參與婦女權益調(diào)研、文化遺產(chǎn)保護等事務。
1961年,許廣平率中國婦女代表團赴日本二十七個城市進行訪問,同六萬名日本婦女和各界人士進行親切會談,進一步促進中日人民的友好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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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晚年與逝世:為守護魯迅手稿而獻身
晚年的許廣平,依然堅守初心,從未停下前行的腳步。她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女性從來不是軟弱的代名詞,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她們可以有自己的擔當,可以獨當一面,可以活成自己的光。
然而,196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事件讓許廣平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這一年,許廣平從北京魯迅博物館來信中得知“wg小組”成員戚本禹從文化部私下取走魯迅全部書信原件千余份后,相關資料下落不明。她隨即要求展開追查,但在與友人陳述經(jīng)過時,突發(fā)心臟病,在北京醫(yī)院不幸逝世,終年70歲。
許廣平逝世的具體時間是1968年3月3日。她的去世與“四人幫”的迫害有直接關系。許廣平為了保護魯迅先生留下的手稿等寶貴財富,與“四人幫”進行周旋。然而,她勢單力薄,在受到一系列迫害后,魯迅先生的書信手稿還是落到了“四人幫”手中。這一結(jié)果對許廣平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刺激,最終心臟病發(fā)作。
許廣平逝世后,周海嬰向毛主席寫信求助,要求追回魯迅手稿。毛主席得知后極為震怒,當即下令周恩來總理務必盡快找回手稿。1968年3月3日晚上,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wg小組碰頭會,將追查任務交給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楊成武隨即命令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傅崇碧等人展開調(diào)查。
調(diào)查過程中,戚本禹承認曾拿走魯迅手稿,但聲稱已交給中央wg小組的何先倫,具體下落不明。調(diào)查人員輾轉(zhuǎn)找到何先倫,得知手稿已由保密員卜信榮保管,存放于釣魚臺中央wg的保密室。最終,調(diào)查人員在江青住處的保密室里查出了這批手稿。
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魯迅手稿失而復得,“四人幫”一伙破壞魯迅文物的陰謀徹底破產(chǎn)。追回的手稿被妥善保存,并準備全部影印、分函出版。
許廣平生前曾立遺囑要求尸體火化,骨灰作肥料入土。家屬遵其要求,把許廣平的遺體火化,灑在魯迅墓旁。她臨終前交代家人,不要把她與魯迅合葬在一起。家人和身邊的朋友非常難以理解,這樣一位如此深愛魯迅的愛人、戰(zhàn)友竟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許廣平之所以這樣考慮,或許因為自始至終魯迅都沒有給她一個名分,魯迅一生都在與舊社會斗爭,如果許廣平與之合葬,怕會抹黑魯迅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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