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罕莫

罕莫，祖籍山西萬榮，出生于陜西合陽，詩翼閱讀人文坊聯合發起，兼全域平臺總主編，詩翼人文坊·方英文研究中心（文藝中心）主任。作品見于《光明日報》《上海文學》《星星》等等，著有《藍花詩文集》等。曾經的詩人，現在的考古抒情隨筆、敘事文體（小說、戲劇）與藝術評論寫作者。系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西安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摘要：方英文長篇小說《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以1976年為歷史節點，通過少年元尚嬰的敘事視角，構建了一個勾連鄉土日常與時代記憶的文學世界。本文以符號學分析理論為核心工具，結合“情禮之辨”“巫史傳統”“紀傳精神”等古代文論資源，對小說的敘事符號、空間符號、人物符號及主題符號進行深度細讀。研究發現，小說中的時間延綿、糧票貨幣、筵席座次等符號系統，既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與人性樣態，又暗合古典文論中“發乎情止乎禮”的審美追求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元尚嬰這一核心符號，既是歷史的“風月寶鑒”，也是“有情”傳統的當代延續，其命運軌跡與敘事邏輯彰顯了方英文在多元會通中對小說敘事精神的獨特探索。本文試圖通過符號解碼與古今對話，揭示《群山絕響》在文學傳統傳承與當代性表達中的獨特價值，為當代鄉土小說的解讀提供新的理論路徑。

關鍵詞：《群山絕響》，符號學，情禮之辨，巫史傳統

引言

陜西作家方英文的長篇小說《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以其沖淡平和的敘事風格、細膩真切的日常描摹，在當代鄉土文學創作中獨樹一幟。批評家李敬澤以“發乎情止乎禮”為核心關鍵詞，精準點出了小說的審美特質與精神內核，這一評價既關聯著《毛詩·序》以來的古典文論傳統，也為小說的深度解讀提供了重要切入點。作為一部以1976年為時代背景的作品，《群山絕響》并未陷入“傷痕文學”的情感宣泄或“反思文學”的宏大敘事，而是將目光聚焦于巴山深處的鄉土日常，通過少年元尚嬰的視角，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小人物的生存狀態與人性圖景。

從文學研究的理論維度來看，符號學作為一種“研究符號、符號系統及其規律的科學”，為解讀小說中的各類意象、情節與人物提供了精準的分析工具。小說中的時間、空間、物品、人物乃至社會關系，均可視為承載特定意義的符號，這些符號相互關聯、彼此印證，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意義網絡。而古代文論中的“情禮之辨”“巫史傳統”“紀傳體精神”等理論資源，不僅與小說的敘事實踐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更揭示了作品與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層關聯。秦嶺南麓作家群對楚文化“巫史傳統”與司馬遷“紀傳體”精神的雙重吸納，在《群山絕響》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小說既可簡化為“元尚嬰傳”的紀傳體結構，又蘊含著“因果循環”的巫覡思維與神秘色彩。

本文將以符號學分析為主體框架，結合古代文論的核心范疇，從敘事符號、空間符號、人物符號、主題符號四個層面展開細讀。在敘事符號部分，聚焦時間的“延綿性”與“循環性”，探討其在符號學意義上的雙重指向，以及與古典“天道循環”觀念的內在契合；在空間符號部分，解析元家“小世界”與社會“大世界”的符號邊界，以及糧票、貨幣、筵席等空間道具的符號功能，兼及“外尊內卑”的座次禮儀所體現的“禮”治思想；在人物符號部分，以元尚嬰為核心，分析其作為“歷史鏡像”與“有情主體”的雙重符號內涵，同時探討次要人物的“小傳”式符號意義；在主題符號部分，深入闡釋“商品經濟關系”作為核心主題符號的多層意蘊，以及“上高中”這一主線符號所承載的個體命運與時代訴求。通過這種跨學科的細讀方式，本文力圖挖掘《群山絕響》的深層文學價值與文化內涵，展現當代小說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會通中實現敘事精神的創新。

一、敘事符號：時間延綿與循環中的古今對話

敘事時間作為小說敘事的核心要素，在《群山絕響》中不僅是情節推進的線索，更是承載歷史記憶與文化內涵的重要符號。從符號學視角來看，小說中的時間符號呈現出“延綿性”與“循環性”的雙重特征，這種特征既與柏格森“時間延綿”理論相契合，又暗合中國古典文化中“天道循環”的宇宙觀與“古今貫通”的歷史意識。同時，李敬澤提出的“發乎情止乎禮”，在敘事時間的編排中得到了具體體現——“情”是時間延綿中流淌的個體記憶與生命體驗，“禮”是循環時間中隱含的社會秩序與歷史規訓。

（一）時間延綿：作為記憶載體的符號特質

《群山絕響》的敘事時間并非線性推進的物理時間，而是具有柏格森所說的“延綿”（durée）性質——“過去始終在場，與當下相互滲透，共同構成生命體驗的整體”。小說開篇以“七年級的教室里”“最后一節課”為當下時間錨點，隨即插入“這事發生在上二年級時，已經非常遙遠了”的過去時間敘事，形成了當下與過去的即時對話。這種時間的跳躍與疊加，并非敘事混亂，而是通過符號的拼接，構建了一個立體的記憶空間。在符號學層面，“過去時間”與“當下時間”均是承載意義的符號：“過去”指向少年元尚嬰的成長記憶與鄉土社會的歷史積淀，“當下”則聚焦1976年這一特定歷史節點的社會現實，二者的交織使得小說的敘事既有個體生命的溫度，又有歷史時代的厚度。

小說中對元家年夜飯的細致描摹，堪稱時間延綿符號的典型例證。作者以“細針密線”的筆觸，鋪陳了這場筵席的前后全過程：十八人的座次安排、“八大件子”十六樣菜的菜品細節、因如和尚唱送財神歌謠的場景，以及眾人“把酒言歡，推杯換盞”的熱鬧氛圍。在這場筵席中，時間仿佛停止流動，成為一個濃縮的記憶符號。從符號內涵來看，筵席的“奢華鋪排”既指向元家“善信善仁”的家族精神（過去時間的符號沉淀），又展現了1976年鄉土社會的物質生活與人際倫理（當下時間的符號呈現）；因如和尚的歌謠“錢樹搖元家，滿門活菩薩”，則以口語化的符號形式，將元家的過去歷史與當下境遇串聯起來，使得時間在記憶的維度上實現了延綿與統一。

這種時間延綿的符號特質，與中國古典文論中的“知人論世”“以史為鑒”傳統形成了深層呼應。孟子提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強調文學解讀需結合作者的生平與時代背景。方英文在《群山絕響》中，通過時間延綿的敘事符號，將元尚嬰的個體生命史與1976年的時代史緊密結合：元尚嬰的成長記憶（過去）是時代歷史的微觀縮影，而1976年的社會現實（當下）則是個體命運的宏觀背景。這種敘事方式，正是“知人論世”傳統在當代小說中的創造性轉化——小說中的時間符號不僅承載著個體記憶，更承載著集體歷史，讀者通過解讀這些符號，能夠實現對特定時代的深度認知。

（二）循環時間：作為秩序象征的符號內涵

如果說時間的延綿性體現了“情”的流動與記憶的連續性，那么時間的循環性則彰顯了“禮”的規范與秩序的穩定性。《群山絕響》的當下敘事時間以“臘月”“新春”“小滿”“端午節”“建軍節”“盛夏”“秋天”為節點，完成了四季循環的閉環，這種自然時間的循環符號，與小說中“因果循環”的人物命運形成了互文關系。從符號學角度來看，自然時間的循環是一種“元符號”，它象征著宇宙秩序的穩定性與規律性，而人物命運的“因果循環”則是這種元符號在社會層面的具體投射——震蓮寺大尚和嘉許的“預言”、小和尚因如的“送財神”、母親游宛慧的“因果聯系”，均是循環符號在敘事中的具體體現。

這種循環時間的符號內涵，與中國古典文化中的“天道循環”觀念一脈相承。《周易·系辭下》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強調萬物在循環變化中實現永恒。《群山絕響》中，自然時間的四季循環與人物命運的因果循環，共同構成了對“天道循環”觀念的文學詮釋。元尚嬰作為敘事者，始終站在1976年的歷史門檻上“回望過去，寄希望于未來”，這種視角本身就蘊含著循環往復的時間意識——過去的因成就當下的果，當下的選擇又預示著未來的走向。小說中唯一的具體日期“1976年9月7日”（漢叔區革委會給元尚嬰開具的工作介紹信日期），則成為循環時間中的一個“斷點符號”，它既標志著特定歷史事件的終結，又預示著新的歷史進程的開始，使得循環時間并非簡單的重復，而是在“變”與“不變”的辯證中實現發展。

此外，循環時間的符號還與“發乎情止乎禮”中的“禮”形成了深層關聯。“禮”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核心秩序規范，其本質是“天地之序”的人間投射（《禮記·樂記》：“禮者，天地之序也”）。小說中自然時間的循環，正是“天地之序”的符號化呈現，而人物在這種循環秩序中的行為選擇，則受到“禮”的約束與引導。元家年夜飯的座次安排“外尊內卑、優先上坐”，正是“禮”在日常場景中的具體體現——這種座次秩序并非簡單的身份等級劃分，而是“天地之序”在家庭倫理中的延伸，它使得筵席中的人際互動既符合“情”的自然流露（把酒言歡），又遵循“禮”的秩序規范（座次分明），實現了“情”與“禮”的和諧統一。

（三）未來時間：作為希望隱喻的符號指向

與過去時間的厚重與當下時間的扎實相比，《群山絕響》中的未來時間符號（“十年后”“十五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顯得更為輕盈與朦朧。從符號學視角來看，未來時間是一種“隱喻符號”，它承載著人物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對命運的期許，是“情”的延伸與“禮”的升華。小說中未來時間的出現頻率不高，但每次出現都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它既為當下的敘事提供了遠景參照，又賦予了個體命運以超越當下困境的意義。

元尚嬰作為十六歲的少年，其“上高中”的人生目標與未來時間符號形成了緊密關聯。“上高中”不僅是小說的主線情節，更是一個承載著未來希望的核心符號——它象征著個體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也隱喻著鄉土社會在時代變遷中的發展前景。未來時間符號的朦朧性，使得這種希望并非明確的現實承諾，而是一種詩意的向往，這與方英文在《后花園》題記中所說的“歷史總是彌漫著詩意的虛構”形成了呼應。從古典文論來看，這種對未來的詩意期許，與《詩經》中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審美原則相契合——小說既不回避當下生活的“泥濘窘迫”，又通過未來時間符號注入了“天高云淡的寬余曠遠”，實現了情感表達的節制與平衡。

未來時間符號的隱喻內涵，還與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生不息”觀念相聯系。《周易·系辭上》曰：“生生之謂易”，強調宇宙萬物的永恒發展與生命的不斷延續。《群山絕響》中，元尚嬰“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依然可能朝氣蓬勃”的敘事暗示，正是“生生不息”觀念的文學表達。未來時間符號并非指向一個具體的終點，而是指向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個體的生命在時間的流轉中延續，鄉土社會的文化在歷史的變遷中傳承。這種符號指向，使得小說超越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簡單描摹，上升到對生命本質與文化傳承的哲學思考。

二、空間符號：小世界與大世界的符號邊界及倫理秩序

《群山絕響》的敘事空間以巴山深處的鄉土社會為核心，構建了“元家私人生活空間”（小世界）與“元家莊、楊家溝、楚子川公社、漢叔鎮等公共社會空間”（大世界）的二元結構。從符號學角度來看，這兩個空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過一系列符號載體（糧票、貨幣、筵席、道路等）實現邊界滲透與意義關聯。同時，空間中的倫理秩序與人際關系，暗合古代文論中“禮治”思想與“天人合一”觀念，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鄉土社會的生存樣態與文化精神。

（一）小世界：私人空間中的情感符號與倫理秩序

元家的私人生活空間（小世界）是小說敘事的核心場景，它以“家”為符號載體，承載著個體情感、家族記憶與倫理秩序。從符號學內涵來看，小世界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具有情感符號的特質：祖父元百了的書房、母親游宛慧的廚房、家中的煤油燈、老長工的住處，甚至家里的狗和豬，都成為承載人物情感與家族歷史的符號。這些符號相互交織，構建了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情感空間，與大世界的公共規則形成鮮明對比。

元家的倫理秩序以“情”為核心，同時暗合“禮”的規范，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的倫理觀念。《禮記·大學》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強調家庭倫理是社會倫理的基礎。《群山絕響》中，元家的家庭倫理以“善信善仁”為核心，這種倫理觀念通過具體的符號行為得以體現：元家接納墜崖歸來的因如和尚參加年夜飯，體現了“仁愛”的倫理精神；祖父元百了對元尚嬰的學業教導，承載著“耕讀傳家”的文化傳統；母親游宛慧的慧心巧思與善良寬厚，展現了“賢妻良母”的傳統女性倫理。這些符號行為共同構建了元家小世界的倫理秩序，它以“情”為紐帶，以“禮”為規范，實現了家庭內部的和諧與穩定。

元家的筵席場景是小世界倫理秩序的集中體現。作為一個重要的空間符號，筵席不僅是家庭成員與親友團聚的場所，更是倫理秩序的展演舞臺。十八人的座次安排“外尊內卑、優先上坐”，既遵循了傳統禮儀中的“尊卑有序”原則，又體現了“親疏有別”的倫理觀念——元家人、親戚、老長工、祖父的干兒子、和尚因如，無論身份地位如何差異，都能在筵席中各得其所，實現了“無差別平等”與“有秩序差異”的統一。這種倫理秩序，與古代文論中“和而不同”的審美理想相契合（《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筵席中的“熙熙攘攘”“把酒言歡”是“和”的體現，而座次的“尊卑有序”是“不同”的彰顯，二者的結合使得小世界的倫理秩序既有情感的溫度，又有秩序的厚度。

（二）大世界：公共空間中的權力符號與社會結構

如果說小世界的核心是“情”與“禮”的和諧，那么大世界的核心則是“權力”與“利益”的博弈。元家莊、楊家溝、楚子川公社、漢叔鎮等公共社會空間，以“糧票與錢”為核心符號，構建了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從符號學角度來看，“糧票”與“貨幣”作為商品經濟的媒介，不僅是物質交換的工具，更是權力與身份的符號——“吃商品糧”與“非吃商品糧”的身份劃分，成為大世界中最核心的社會分層標準，這種分層直接決定了人物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與發展機會。

這種以“糧票與錢”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形成了跨時空的呼應。雖然時代背景不同，但二者均以“經濟身份”為核心進行社會分層，體現了中國社會結構中“重實際利益”的文化傳統。《群山絕響》中，從生產小隊、大隊、公社到鎮（區），社員、教師、走卒販夫、基層干部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圍繞“糧票與錢”展開了各種交往與博弈：漢叔區革委會開具的工作介紹信、元尚嬰為上高中而進行的奔走、基層干部之間的利益交換，均是權力符號與利益訴求的具體體現。這種社會結構的符號化呈現，使得小說既展現了1976年鄉土社會的具體現實，又揭示了中國社會結構中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大世界的空間符號還具有“流動性”的特征，道路、集市、公社駐地等空間載體，成為連接不同區域與不同人群的紐帶。從符號學角度來看，“流動性”是大世界的核心特質——商品的流動（糧食、布匹、農具等）、人員的流動（趕集的村民、出差的干部、求學的學生等）、信息的流動（政策通知、民間傳聞、親友消息等），共同構成了大世界的動態圖景。這種流動性，與中國古典文化中“天下為公”的觀念相聯系（《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世界并非封閉的地域空間，而是一個開放的、相互關聯的社會網絡，每個人都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通過符號交換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元尚嬰“上高中”的過程，正是在這種流動的空間網絡中展開的，他的足跡從元家莊延伸到漢叔鎮，從家庭走向社會，其命運軌跡與空間流動形成了緊密的互動關系。

（三）空間邊界的滲透與融合：情禮與利益的辯證統一

小世界與大世界并非截然分離的兩個空間，而是通過一系列符號載體實現邊界滲透與融合。元家的私人生活空間（小世界）始終受到大世界公共規則的影響：元尚嬰“上高中”的人生目標，直接與大世界的教育政策、身份制度相關；元家的經濟狀況，也與大世界的商品經濟環境緊密相連。反之，小世界的倫理觀念與情感紐帶，也在不斷影響著大世界的人際關系：元家的“善信善仁”吸引了因如和尚等外來者的加入，元尚嬰與黑蛋、愛撓等伙伴的友誼，超越了大世界的身份差異與利益訴求。這種空間邊界的滲透與融合，使得小說的敘事空間呈現出立體、多元的特征。

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小世界與大世界的邊界滲透，本質上是“情”與“利”、“禮”與“權”的辯證統一。小世界以“情”為核心符號，大世界以“利”為核心符號，二者的碰撞與融合，構成了小說的核心矛盾沖突。元尚嬰在小世界中培養的“有情”特質，與大世界中“利益至上”的規則形成了鮮明對比，但他并未在這種對比中陷入迷茫，而是以“情”化“利”，以“禮”制“權”，實現了二者的和諧統一。例如，元尚嬰為上高中而奔走的過程中，既需要遵循大世界的規則（辦理介紹信、滿足招生條件），又始終堅守小世界的倫理（誠實守信、尊重他人），這種行為選擇，正是“情禮之辨”在空間互動中的具體體現。

這種辯證統一的關系，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義利之辨”的傳統相契合。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強調“義”對“利”的引導與規范。《群山絕響》中，小世界的“情”與“禮”正是“義”的體現，大世界的“利”與“權”則是“利”的代表。小說通過空間邊界的滲透與融合，展現了“義利兼顧”的價值追求——并非否定“利”的合理性，而是強調“義”對“利”的約束，實現“以義制利”的和諧狀態。元家在商品經濟環境中既追求合理的經濟利益（如年夜飯的“奢華鋪排”），又堅守“善信善仁”的倫理底線，正是這種價值追求的具體體現。這種價值追求，使得小說超越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矛盾的簡單批判，上升到對普遍人性與社會倫理的深層思考。

三、人物符號：紀傳精神與巫史傳統中的個體與群體

《群山絕響》的人物塑造深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既吸納了司馬遷《史記》開創的“紀傳體”精神，又繼承了楚文化的“巫史傳統”，使得小說中的人物不僅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個體形象，更是承載文化內涵與符號意義的精神載體。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個復雜的符號系統，核心人物元尚嬰是貫穿全文的“主符號”，祖父、父母、黑蛋、愛撓等次要人物則是“輔助符號”，而全老師、顧老師、馬會計等邊緣人物則是“補充符號”。這些符號相互關聯、彼此印證，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的人物圖譜，展現了“小世界”與“大世界”中個體與群體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面貌。

（一）元尚嬰：歷史鏡像與有情主體的雙重符號

元尚嬰作為小說的核心人物與敘事者，其符號內涵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是歷史的“風月寶鑒”，承載著對1976年特定歷史時期的記憶與反思；另一方面，他是“有情”的生命主體，體現了中國古典文論中“發乎情止乎禮”的審美追求。這種雙重符號內涵，使得元尚嬰既具有歷史的厚度，又具有人性的溫度。

從“歷史鏡像”的符號內涵來看，元尚嬰站在1976年的歷史門檻上，“既回望過去的來路，也寄希望于未來的出路”，他的視角成為連接過去、當下與未來的紐帶。作為十六歲的少年，他對世界的認知既純真又敏銳：他見證了基層干部的工作狀態、村民的日常生活、親友的悲歡離合，也經歷了自己“上高中”的人生抉擇。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構成了對1976年鄉土社會的微觀記錄，這種記錄并非宏大敘事的附庸，而是歷史真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元尚嬰的眼睛是“觀察符號”，他的心靈是“感受符號”，他的敘事是“記錄符號”——通過這些符號，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氛圍與人性樣態。這種“歷史鏡像”的符號功能，與《史記》“紀傳體”精神中的“實錄”傳統一脈相承。司馬遷主張“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方英文通過元尚嬰的敘事，也實現了對歷史的“實錄”——既不回避生活的“泥濘窘迫”，也不夸大人性的美好，而是以平和、沖淡的筆觸，展現歷史的本來面貌。

從“有情主體”的符號內涵來看，元尚嬰繼承了祖父元百了的天資聰慧、父親元厚謙的溫和寬厚與母親游宛慧的慧心巧思，更重要的是，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情”的精神特質。這種“情”并非泛濫的情感宣泄，而是“發乎情止乎禮”的節制之愛——他對家人的親情、對伙伴的友情、對鄉土的熱愛，都體現了這種節制與真誠。例如，他與黑蛋、愛撓等伙伴的交往，沒有功利的算計，只有純粹的情誼；他對祖父的敬重、對父母的依賴，既符合傳統倫理中的“孝悌”之道，又充滿了自然的情感流露。這種“有情”的特質，使得元尚嬰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始終保持著人性的純粹與善良，也使得小說的敘事充滿了溫暖與力量。從古典文論來看，這種“有情”的精神特質，與沈從文所說的“有情”觀念相契合。沈從文在解讀《史記·列傳》時強調“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關系”，其核心是對生命本真與人性美好的追求，元尚嬰的“有情”正是這種追求的當代體現——他在時代的艱難與生活的瑣碎中，始終堅守著對生命的熱愛與對美好的向往。

此外，元尚嬰的符號內涵還與楚文化的“巫史傳統”存在深層關聯。楚文化中的“巫史傳統”強調人與神、人與自然的溝通與感應，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群山絕響》中，元尚嬰雖然是理性的少年，但他所處的環境充滿了巫覡思維的痕跡——震蓮寺和尚的預言、因如的送財神歌謠、母親的因果觀念，這些元素都對元尚嬰的認知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元尚嬰既是巫覡文化的“接受者”，也是這種文化的“傳承者”——他對這些神秘元素的態度，既不是完全迷信，也不是徹底否定，而是以一種平和的心態接納與包容，這種態度正是楚文化“巫史傳統”中“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元尚嬰與自然的親密關系（對巴山的山川、河流、草木的細致描摹），也暗合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他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這種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使得元尚嬰的人物形象更具文化底蘊與精神深度。

（二）次要人物：小傳式符號與家族記憶、社會圖景的構建

《群山絕響》的人物塑造繼承了《史記》“紀傳體”的精神，除了核心人物元尚嬰的“正傳”之外，作者還巧妙地嵌入了祖父、父親、母親、黑蛋、愛撓等次要人物的“小傳”。這些“小傳”并非孤立的情節片段，而是構成核心人物符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構建家族記憶與社會圖景的重要符號載體。從符號學角度來看，次要人物的“小傳”是核心人物符號的“外延符號”，它們通過補充核心人物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與社會關系，豐富了核心人物的符號內涵；同時，這些“小傳”也是社會圖景的“切片符號”，它們從不同角度展現了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倫理觀念與生活狀態。

祖父元百了（字有無）的“小傳”是家族記憶的核心符號。作為書香門第的代表，祖父不僅是元尚嬰的精神導師，更是家族文化的傳承者。他的學識、品格與人生態度，構成了元家“善信善仁”的家族精神的核心內涵。祖父的書房、他對元尚嬰的學業教導、他與親友的交往方式，都是家族文化的符號化呈現。從古典文論來看，祖父的形象暗合了“士”的精神傳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他雖然身處鄉土社會，卻始終堅守著“耕讀傳家”的文化理想，這種理想通過他對元尚嬰的教導，傳遞給了下一代。祖父的“小傳”不僅豐富了元尚嬰的符號內涵（展現了他所繼承的文化基因），也構建了元家的家族記憶，使得小說的敘事具有了歷史的厚度與文化的深度。

父親元厚謙與母親游宛慧的“小傳”，是家庭倫理與鄉土女性形象的符號化呈現。父親元厚謙的溫和寬厚、勤勞樸實，體現了傳統農民的優秀品質；母親游宛慧的慧心巧思、善良寬厚，則展現了傳統女性的“賢妻良母”形象。他們的“小傳”通過具體的生活細節（如母親的廚藝、父親的勞作、夫妻之間的相處方式），構建了元家小世界的倫理秩序，也展現了鄉土社會的家庭倫理觀念。從符號學角度來看，父母的形象是“家庭倫理符號”，他們的行為與品格為元尚嬰樹立了榜樣，也為讀者展現了傳統家庭倫理的具體樣貌。這種家庭倫理符號，與中國古代“父慈子孝、夫義婦順”的倫理觀念相契合（《禮記·禮運》），是傳統文化在當代鄉土社會的具體延續。

黑蛋、愛撓等伙伴的“小傳”，是少年情誼與鄉土童年的符號化呈現。他們與元尚嬰的交往，沒有功利的算計，只有純粹的快樂與真誠的友誼。這些“小傳”通過描繪他們一起上學、玩耍、探險的場景，展現了鄉土童年的自由與美好，也為元尚嬰的“有情”特質提供了現實支撐。從符號學角度來看，這些伙伴形象是“童年記憶符號”，它們承載著元尚嬰對童年時光的美好回憶，也展現了鄉土社會中少年群體的生存狀態。同時，這些伙伴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他們的命運軌跡也存在差異，這使得他們的“小傳”同時具有了社會圖景“切片符號”的功能——通過他們的視角與經歷，讀者能夠窺見鄉土社會不同階層家庭的生活狀態與生存困境。

（三）邊緣人物：補充符號與社會結構的完整呈現

除了核心人物與次要人物之外，《群山絕響》中還塑造了全老師、顧老師、倪老師、馬會計、黃師傅等邊緣人物。這些人物的戲份不多，但他們作為“補充符號”，在完善社會結構圖景、推動情節發展、豐富主題內涵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符號學角度來看，邊緣人物是社會結構的“末梢符號”，他們雖然處于社會網絡的邊緣，但能夠反映社會結構的整體特征；同時，他們也是核心人物命運的“催化劑符號”，他們的行為與選擇往往會對核心人物的命運產生重要影響。

全老師、顧老師、倪老師等教師形象，是教育制度與知識分子命運的符號化呈現。全老師在學生心目中“無所不能，跟神一樣厲害”，但學生們發現他“也要撒尿拉屎”的情節，既展現了少年視角的純真與幽默，也解構了知識分子的“神圣”形象，還原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真實面貌。顧老師、倪老師的“小傳”則通過他們的教學經歷、生活狀態與人生選擇，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基層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與精神追求。從古典文論來看，這些教師形象暗合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師說》）的傳統觀念，但同時也展現了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中的變遷與困境——他們既要堅守“傳道授業”的理想，又要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與社會環境的限制。這些邊緣人物的“補充符號”功能，使得小說的社會圖景更加完整，也深化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

馬會計、黃師傅等基層干部與普通勞動者形象，是社會權力結構與民間生態的符號化呈現。馬會計作為公社的基層干部，其行為既體現了權力的運作邏輯，又展現了民間社會的人情世故；黃師傅作為普通勞動者，其生活狀態則反映了鄉土社會中底層民眾的生存智慧與艱辛。這些邊緣人物的“小傳”通過具體的事件（如馬會計為元尚嬰辦理手續、黃師傅的日常勞作），展現了社會權力結構的運作方式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系。從符號學角度來看，這些人物是“權力符號”與“民間符號”的結合體——他們既受到權力結構的約束，又在民間社會中發揮著自身的作用，這種雙重身份使得他們的形象更加復雜與真實。這些邊緣人物的存在，不僅豐富了小說的社會圖景，也深化了對“大世界”權力結構與民間生態的探討。

四、主題符號：商品經濟關系與個體命運中的情禮之辨

《群山絕響》的主題內涵圍繞“商品經濟關系”與“個體命運”展開，通過一系列主題符號的構建，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復雜關系，同時也探討了“情”與“禮”、“義”與“利”的辯證統一。從符號學角度來看，“商品經濟關系”是小說的核心主題符號，它以“糧票與錢”為具體載體，構建了一個貫穿“小世界”與“大世界”的關系網絡；“上高中”則是個體命運的核心主題符號，它承載著個體對階層流動與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現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堅守。這兩個核心主題符號相互關聯、彼此印證，共同構成了小說的主題意蘊，同時也與古代文論中的“情禮之辨”“義利之辨”形成了深度對話。

（一）商品經濟關系：作為社會結構紐帶的主題符號

《群山絕響》在主題上是一部“表現特定歷史時期人與人、人與社會‘商品經濟’關系的小說”，“糧票與錢”作為商品經濟的核心載體，成為貫穿全文的主題符號。從符號學角度來看，“糧票與錢”不僅是物質交換的工具，更是社會結構的紐帶與身份等級的標志——“吃商品糧”與“非吃商品糧”的身份劃分，直接決定了人物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與發展機會。這種以“糧票與錢”為核心的商品經濟關系，構建了一個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橫向連接著不同區域的人群（元家莊、楊家溝、楚子川公社、漢叔鎮），縱向貫穿了不同階層的個體（社員、教師、基層干部、走卒販夫），使得小說的社會圖景呈現出復雜、多元的特征。

“糧票與錢”的符號內涵，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關。1976年的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前夜，糧票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是物資短缺時代的重要憑證；而貨幣則代表著商品經濟的萌芽，是市場交換的基本媒介。小說中，“糧票與錢”的流通與交換，既展現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規則，又暗示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趨勢。例如，元家年夜飯的“奢華鋪排”，既需要足夠的糧食（可能涉及糧票的兌換），又需要一定的貨幣來購買食材與酒水；元尚嬰為上高中而奔走的過程中，也需要通過貨幣來支付相關費用、通過糧票來解決途中的飲食問題。這些情節都展現了“糧票與錢”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作為社會結構紐帶的符號功能。

從古代文論的視角來看，這種商品經濟關系的符號化呈現，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之辨”形成了深度對話。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強調“義”對“利”的引導與規范。《群山絕響》中，人物在商品經濟關系中的行為選擇，始終受到“義”的約束——元家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堅守“善信善仁”的倫理底線；元尚嬰在利用“糧票與錢”解決實際問題時，始終保持著誠實守信的品格。這種“以義制利”的行為選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義利兼顧”的價值追求，也使得小說的主題內涵超越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經濟關系的簡單描摹，上升到對普遍人性與社會倫理的深層思考。

此外，商品經濟關系的符號化呈現，還與小說的“紀傳體”結構形成了互文關系。《史記》通過記載不同人物的生平事跡，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關系與時代特征；《群山絕響》則通過描繪不同人物在商品經濟關系中的交往與博弈，構建了1976年鄉土社會的社會圖景。元尚嬰的“上高中”主線、元家的日常生活、基層干部的工作狀態、普通村民的生存境遇，均圍繞“糧票與錢”這一核心符號展開，這些情節相互關聯、彼此印證，共同構成了一部“微觀社會史”，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鄉土社會的運行邏輯與人性樣態。

（二）上高中：作為個體命運訴求的主題符號

“元尚嬰上高中”是貫穿《群山絕響》的主線情節，也是承載個體命運訴求的核心主題符號。從符號學角度來看，“上高中”不僅是元尚嬰的個人目標，更是一個象征符號——它象征著個體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也隱喻著鄉土社會在時代變遷中的發展前景。元尚嬰為上高中而進行的奔走、努力與等待，展現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堅守，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底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高中”的符號內涵，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教育制度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關。1976年的中國，教育資源相對匱乏，上高中對于底層民眾的子女來說，是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元尚嬰作為書香門第的后代，繼承了祖父與父親的天資聰慧，他對知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通過“上高中”這一符號得到了具體體現。小說中，元尚嬰為上高中而辦理介紹信、參加考試、等待結果的過程，展現了底層民眾子女在教育資源競爭中的艱辛與不易，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教育制度的公平與不公平之處。

從古代文論的視角來看，“上高中”的符號內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學而優則仕”觀念一脈相承。《論語·子張》有言：“學而優則仕”，強調教育與社會地位的關聯。元尚嬰的“上高中”目標，本質上是“學而優則仕”觀念在當代的延續——他希望通過學習改變自己的命運，實現個人價值與家族榮譽的雙重提升。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是，元尚嬰的“上高中”訴求，并非僅僅為了追求功名利祿，更包含著對知識的熱愛、對未來的向往與對生命意義的探索。這種訴求，既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展現了當代青年的精神特質，使得“上高中”的符號內涵更加豐富與深刻。

此外，“上高中”的符號內涵還與小說的“情禮之辨”主題形成了互文關系。元尚嬰為上高中而進行的奔走，既需要遵循“禮”的規范（如按照程序辦理介紹信、尊重基層干部的工作），又始終堅守“情”的本真（如對知識的熱愛、對家人的責任、對朋友的真誠）。他在面對困難與挫折時，沒有放棄自己的目標，也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這種行為選擇，正是“發乎情止乎禮”的具體體現——“情”是他追求目標的內在動力，“禮”是他實現目標的外在規范，二者的和諧統一，使得元尚嬰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也使得小說的主題內涵更加深刻。

“上高中”的符號內涵還具有普遍性與超越性。它不僅是元尚嬰的個人訴求，更是人類對自我實現與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小說中，元尚嬰的“上高中”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與偶然性，但他始終保持著對未來的希望與對生命的熱愛。這種精神狀態，與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生不息”觀念相契合，也與當代社會中個體的生存狀態形成了共鳴。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個體對自我實現與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終不變，“上高中”這一符號所承載的這種普遍訴求，使得小說具有了跨越時空的藝術魅力。

（三）情禮之辨：主題符號的核心意蘊與古典傳承

“發乎情止乎禮”是李敬澤為《群山絕響》提煉的關鍵詞，也是小說主題符號的核心意蘊。從古代文論來看，“發乎情止乎禮”出自《毛詩·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強調情感表達的節制與規范，追求“情”與“禮”的和諧統一。《群山絕響》的主題符號，無論是商品經濟關系中的“義利之辨”，還是個體命運訴求中的“上高中”，都圍繞“情禮之辨”展開，展現了“情”與“禮”的辯證統一關系。

“情”是小說主題符號的內在核心，它體現為人物的自然情感、生命體驗與人性本真。元尚嬰對家人的親情、對伙伴的友情、對鄉土的熱愛，元家的“善信善仁”，普通村民的淳樸善良，都是“情”的具體體現。這種“情”是自然流露的，沒有虛偽的掩飾，也沒有功利的算計，它是人性的本真，也是小說敘事的溫暖所在。從符號學角度來看，“情”是主題符號的“內涵意義”，它賦予主題符號以情感溫度與人性深度，使得讀者能夠與人物產生情感共鳴。

“禮”是小說主題符號的外在規范，它體現為社會制度、倫理秩序與行為準則。小說中的“糧票與錢”所代表的商品經濟規則、“外尊內卑”的座次禮儀、教育制度中的招生規則、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邏輯，都是“禮”的具體體現。這種“禮”是社會秩序的保障，也是個體行為的規范，它使得社會能夠有序運行，個體能夠和諧相處。從符號學角度來看，“禮”是主題符號的“外延意義”，它賦予主題符號以秩序感與邏輯性，使得小說的敘事具有了現實基礎與社會深度。

“情”與“禮”的辯證統一，是《群山絕響》主題符號的核心意蘊。小說中的人物在“情”的驅動下追求個人目標、展現人性本真，同時在“禮”的規范下約束自身行為、維護社會秩序。元尚嬰為上高中而奔走，是“情”的驅動（對知識的熱愛、對未來的向往）；他按照程序辦理手續、尊重他人，是“禮”的規范。元家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追求經濟利益，是“情”的驅動（改善生活、保障家庭）；他們堅守“善信善仁”的倫理底線，是“禮”的規范。這種“情”與“禮”的和諧統一，使得小說的主題內涵既具有人性的溫度，又具有社會的深度，也使得小說與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情禮之辨”傳統形成了深度對話。

這種對話，并非簡單的復古與模仿，而是對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方英文將“情禮之辨”的古典傳統與1976年的當代現實相結合，通過具體的人物與情節，展現了“情禮之辨”在當代社會中的新內涵與新形態。小說中的“情”不再是古典文學中那種理想化的情感，而是充滿了當代生活的煙火氣與現實感；小說中的“禮”也不再是古典社會中那種僵化的等級制度，而是體現了當代社會的規則意識與平等觀念。這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得《群山絕響》既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又具有了鮮明的當代性，為當代小說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五、結論

方英文的《群山絕響》以1976年為歷史節點，通過少年元尚嬰的敘事視角，構建了一個勾連鄉土日常與時代記憶的文學世界。本文以符號學分析理論為核心工具，結合“情禮之辨”“巫史傳統”“紀傳精神”等古代文論資源，對小說的敘事符號、空間符號、人物符號及主題符號進行了深度細讀，揭示了小說在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會通中所展現的獨特敘事精神與文學價值。

從敘事符號來看，小說中的時間呈現出“延綿性”與“循環性”的雙重特征，這種特征既與柏格森“時間延綿”理論相契合，又暗合中國古典文化中“天道循環”的宇宙觀與“古今貫通”的歷史意識。時間延綿承載著個體記憶與歷史積淀，時間循環彰顯著社會秩序與因果倫理，未來時間則隱喻著希望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三者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的時間符號系統，實現了“情”與“禮”的和諧統一。

從空間符號來看，小說構建了“元家私人生活空間”（小世界）與“公共社會空間”（大世界）的二元結構。小世界以“情”為核心，承載著個體情感與家族倫理；大世界以“利”為核心，展現了社會權力與經濟關系。兩個空間通過“糧票與錢”“筵席”“道路”等符號載體實現邊界滲透與融合，體現了“義利兼顧”的價值追求與“和而不同”的審美理想，與中國古典文化中“家國同構”“天下為公”的觀念一脈相承。

從人物符號來看，小說繼承了《史記》“紀傳體”精神與楚文化“巫史傳統”，構建了以元尚嬰為核心的人物圖譜。元尚嬰作為“歷史鏡像”與“有情主體”的雙重符號，既承載著對特定歷史時期的記憶與反思，又體現了“發乎情止乎禮”的審美追求；祖父、父母、伙伴等次要人物的“小傳”，豐富了核心人物的符號內涵，構建了家族記憶與社會圖景；全老師、馬會計等邊緣人物則作為補充符號，完善了社會結構的完整呈現，展現了基層知識分子與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狀態。

從主題符號來看，“商品經濟關系”與“上高中”是貫穿全文的核心主題符號。“糧票與錢”作為商品經濟的載體，構建了連接“小世界”與“大世界”的社會關系網絡，體現了“以義制利”的倫理追求；“上高中”作為個體命運的訴求，象征著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展現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堅守。兩個主題符號相互關聯、彼此印證，共同圍繞“情禮之辨”的核心意蘊展開，實現了對古典文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總體而言，《群山絕響》通過一系列豐富而復雜的符號系統，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鄉土社會的生存樣態與人性圖景，同時也實現了與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度對話。方英文以沖淡平和的敘事風格、細膩真切的日常描摹，避開了“傷痕文學”的情感宣泄與“反思文學”的宏大敘事，在“小切口”中展現“大時代”，在“日常性”中蘊含“深刻性”，彰顯了“對昔日生活之泥濘窘迫，看得真切，又有天高云淡的寬余曠遠”的獨特襟懷與心性修為。這種敘事精神，既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知人論世”“以史為鑒”的傳統，又吸收了現代符號學的敘事技巧，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會通，為當代鄉土小說的創作與解讀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在當代文學創作日益追求“先鋒性”與“國際化”的背景下，《群山絕響》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堅守與創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它證明了傳統文學資源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能夠與當代現實相結合，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就能煥發出新的藝術魅力。同時，本文所采用的“符號學+古代文論”的跨學科解讀方法，也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路徑——通過符號學的精準分析，能夠深入挖掘文本的深層意義；通過古代文論的觀照，能夠揭示作品與文學傳統的內在關聯，二者的結合能夠實現對文本的全面、深入解讀，為當代文學研究開辟更廣闊的空間。

引文與注釋

[1]罕莫：《元尚嬰論：多元會通中的小說敘事精神——方英文長篇小說〈群山絕響〉讀札》，微信公眾號“詩翼人文坊”，2026年1月14日。

[2]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7頁。

[3]亨利·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78頁。

[4]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頁。

[5]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5-52頁。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8頁。

[7]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2-210頁。

[8]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7頁。

[9]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9頁。

[10]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8頁。

[11]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56、189、230頁。

[12]方英文：《后花園》，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13]孔穎達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5頁。

[14]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2頁。

[15]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8-36頁。

[16]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2頁。

[17]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8頁。

[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5頁。

[19]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6-82頁。

[20]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53頁。

[21]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5-103頁。

[22]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7頁。

[23]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12-118頁。

[24]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35-142頁。

[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2頁。

[26]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6頁。

[27]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頁。

[28]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53、67、124頁。

[29]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23-35頁。

[30]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29-36頁。

[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0頁。

[32]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7-44頁。

[33]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9頁。

[34]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58-69頁。

[35]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9頁。

[36]韓愈：《昌黎先生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6頁。

[37]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6-93頁。

[38]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76-80頁。

[39]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頁。

[40]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6、91頁。

[4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3頁。

[42]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7、92頁。

[4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320頁。

[44]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8-121頁。

[45]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頁。

[46]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0-32頁。

[4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8頁。

[48]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19-120頁。

[49]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0-94頁。

[50]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2頁。

[51]孔穎達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頁。

[52]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9-78頁。

[53]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48、76、90頁。

[54]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90-142頁。

[55]方英文：《群山絕響》，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3-230頁。

[56]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8頁。

[57]沈從文：《沈從文全集·文學評論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頁。

本文選自：本平臺原創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