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深秋的一個午后，福州軍區(qū)總醫(yī)院的走廊里彌漫著淡淡藥水味。值班護士推門而入，遞給病床上的陳再道一份加蓋紅印的通知。信紙不厚，卻讓這個沉默了五年的中將陡然坐直了身子。

通知的內容很簡單：立即離院，赴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五年來，錦江農場的濕熱、夜晚止不住的咳嗽、以及“七二〇”后漫長的清閑，都在這一刻被拉回現實。窗外的木棉花被風吹得獵獵作響，仿佛在催促他重新上路。

回京的專機上，他隔著舷窗眺望山河，心里卻翻動著另一幕更久遠的記憶——1952年。那年盛夏，他還是河南省軍區(qū)司令員，毛主席視察黃河途中在開封小住。為確保最高統(tǒng)帥安全，他把自家簡樸的小樓騰出一間臥室。毛主席端詳那張刷漆桌子，笑道：“放牛伢子當司令，不錯嘛！”一句大白話，讓滿屋緊張的警衛(wèi)都跟著輕松了。

飛機落地北京南苑，周總理已在舷梯下等候。握手時，總理的手掌干枯而熾熱，仿佛把所有匆忙與擔憂都藏在了掌心。簡單寒暄后，他被領到人民大會堂臨時小會室。夜色深沉，北平城的燈光像疏星，窗內卻是一張寫滿人名字和職務的表格——各大軍區(qū)主官編制一欄幾乎被填滿，惟獨副司令一角空著幾個位置。

周總理放下鋼筆，語氣平緩卻帶著不容置疑：“陳再道同志，中央準備讓你先到福州軍區(qū)擔任副司令員，兼管后勤與海空兵種。位置有點委屈，但工作要緊。”陳再道輕輕點頭，心中明白，這并非個人得失，而是組織在權衡大局。

第二天，總參作戰(zhàn)部副主任田維新給數位大軍區(qū)主官通電話，征求意見。一位司令在話筒里脫口而出：“他可是我老上級，怎么好讓他給我當副手？”一句話讓田維新也犯難。各大軍區(qū)架構已定，若再行變動，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思來想去，田維新?lián)芡隧n先楚的號碼。電話那頭沉默片刻，韓先楚給出痛快答復：“只要中央決定，我歡迎！”

幾天后，韓先楚親赴招待所。推門而入，他半開玩笑地說：“老陳，中央軍委的命令到了，福州軍區(qū)副司令，幫我這個老同學把擔子挑穩(wěn)。”陳再道哈哈一笑，連聲說“服從組織”，那笑聲摻雜著劫后余生的豁達。

赴任前，他獲準參加“八一”建軍慶祝活動。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樂聲震耳，老戰(zhàn)友們一個個擁上來拍拍他肩膀。人群散盡，陳再道快步追上周總理，只說了三個字：“到福州。”總理轉身，目光堅定：“國家需要你。”

返榕之后，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海空兵種后勤保障報告、邊防公路修建方案，還有剛出爐的東南沿海防御演練計劃。五年沒摸過軍政文件，他索性天天跑基層。廈門海防雷達站、龍巖彈藥倉庫、永安后方醫(yī)院，一個接一個地看。遇到裝備缺口，他當場記錄；發(fā)現伙食問題，他讓隨行參謀直接進伙房了解成本。有人私下議論：“副職跑得比正職還勤。”但兵們說得更直白：“老司令回來了，靠譜！”

1975年春，中央軍委決定設立顧問崗位，陳再道、羅瑞卿等人被聘為首批顧問。同年冬，他遷往北京，但心頭始終惦念著建設戰(zhàn)線上那條條尚待鋪就的鐵道。1977年8月，電話鈴聲深夜驟響，羅瑞卿的聲音傳來：“中央讓你去鐵道兵當司令，任務重，你愿不愿接？”陳再道笑聲洪亮：“早想上戰(zhàn)場建設去了！”簡單一句，表明了決心。

9月21日，任命電文正式下達。那一年，他六十八歲。初到鐵道兵，他對干部們說的第一句話是：“修路，治國；修不好路，對不起老百姓。”隨后，他要求司、政、后機關干部輪流下工地體驗。皖贛線隧道特別難啃，他蹲在洞口與技術員探圖紙，深夜仍泡在現場。指戰(zhàn)員笑稱：“司令比我們班長起得還早。”

有意思的是，陳再道還在鐵道兵里推行“家屬集中探親期”。每逢冬季施工緩慢，他專批列車票，把分居多年的夫妻、父子接到工地，讓冰冷的臨時營房熱鬧幾天。有人感慨：“幾十年頭一回過個全家年。”對這一做法，他的解釋很簡單：“打仗要士氣，建設也一樣，心散了工程不會快。”

五年彈指而過。川藏線、黔桂線、襄渝線，鐵道兵留下了一串串足跡，也在崇山峻嶺間種下數不清的墓碑。每到竣工典禮，他總默默站到碑前，帽檐壓得極低。身邊年輕士兵只知他是司令，卻不知這位老人也曾在血與火里披荊斬棘幾十年。

1980年，陳再道因病住進解放軍總醫(yī)院。醫(yī)生勸他靜養(yǎng)，他卻還是念叨著下一條規(guī)劃中的西南鐵路。“山高谷深，橋梁和隧道要算得更準，材料上山的路也要先修通。”醫(yī)護人員只能無奈搖頭，把圖紙收好，免得他熬夜。

1982年，73歲的陳再道因肺病加重與世長辭。治喪會議簡單莊重。送行的隊伍里，不少老兵手提鐵鍬，肩扛工錘，胸前別著泛白的功獎勛章。他們說不出華麗挽詞，只在靈前輕聲道一聲：“司令，路修好了，您放心。”

陳再道的晚年任職，也許算不上“高位”，卻恰恰證明了那句老話——職位是其次，能為百姓多鋪一段通衢，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