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柯錦雄（刑辯律師）

之前在其他平臺寫過一篇文章冤得天下皆知是幸還是不幸？有機會發到網易號上。主要說的是喊冤的問題。用戶留言當中有些不一樣的聲音，由于已經被平臺屏蔽了，具體說的是什么記不太清楚，大意是遵守規則，尊重裁判。

這話也沒錯，但裁判得是在遵守規則的基礎上出的吧？一個沒有程序正義的裁判本身就是非正義的。

如果經過裁判就是判定是否冤案的標準，那這個世界肯定是沒有什么冤案的。

喊冤是基本人權，而且也是法律賦予的權利，要不然就不會有審判監督程序了。

沒有經歷過刑事案件的人，可能無法理解一個人被冤枉時的無助和無奈。有些人甚至還是有罪推定的思維，你要沒點什么事，會找上你不？你要是干干凈凈，別人也不能冤枉你。你自己有沒有干壞事，自己心里清楚。

所以我今天想討論一個問題，冤枉一個人很難嗎？

答案：一點都不難。

就拿已經平反的冤案來講，比如聶樹斌案，僅僅因為小伙子騎自行車經過了案發地，還是在犯罪現場抓住人家，而只是案發后，辦案人員在案發現場蹲守。也不知道是不是學習了什么了不起的偵查理論，犯罪分子會重回犯罪現場感受犯罪成功的快感，總之，聶樹斌就這么被定為兇手，抓了、審了、訴了、判了、斃了。若干年后，真兇被抓，平反了。

當然，這個案子的真兇并沒有被司法承認，所以聶樹斌案是以疑罪從無的原則平反的。所以就有一些人咕咕囔囔：只是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兇手，不等于他就不是兇手。

這就是一狗屁說法，沒有證據證明是兇手，那就不是兇手。按照這個邏輯，我是不是可以說，雖然我沒有證據證明我是你爹，但不等于我不是你爹。如果有人能接受我這個說法，我也就理解有罪推定。

再比如前幾年媒體報道的李四強案，一個智障男子因身揣一張在逃人員的身份證，被抓捕歸案服刑9年。問題是人家壓根就沒有去過案發的城市，更搞笑的是，監獄發現可能搞錯了，法院不是啟動再審，而是給了更正裁定，把判決書當中“劉西文”改成“李四強”。意思很明顯，管你叫啥，反正得坐牢。當然這個案子后來也在媒體的報道下平反了。

我還聽說過一個搞笑的案例，當事人的姓氏比較大眾，全國姓這個姓的人數排名前三，而且當時還是單名，重名的概率非常高。就因為與某個案子的涉案人員名字相同，就被帶走拘留，無語的是，拘留期間辦案人員都沒有想到來提審一下，等到拘留時間到了一問，發現搞錯了。最后的結果是當事人自認倒霉出來了。

這些案子是不是冤案，判斷起來也不難，但凡認真審查一些證據，依照證據規則都能看得出來問題。

刑訴理論一直強調刑事證據的標準是最高的，要求排除合理懷疑。但是司法實踐會發現，在有些案子當中，這個標準是針對當事人，而不是司法機關，當事人證明自己無罪的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這就是冤案出現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遵紀守法，不偷不搶，不干壞事，不會被冤枉。但是，我們所有人離刑事風險的距離僅僅只隔一張紙——一份筆錄而已。

所以要冤枉一個人，只要給他記一份有罪的筆錄就行。很多案件的當事人，吃虧就吃虧在筆錄上，雖然法律規定辦案人員在訊問，要全面記錄當事人的供述和辯解，但大多數時候只有供述沒有辯解。而有些當事人一開始是作為證人被詢問，警惕性不高，被一些誘導性問題迷惑，導致身份立馬變成犯罪嫌疑人。

刑事案件的筆錄最后簽名一般需要寫上一句話，“以上與我說的一致”。雖然法律上規定，當事人有權閱讀筆錄，對于記錄與自己說的不一樣的地方，有權要求修改，但是如果一個人打算冤枉你，你根本沒有改的機會。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機器，除了乖乖簽字之外，其實沒有什么辦法。

搞定了當事人的筆錄之后就足以拘留，在找個證人做一個指證的筆錄就可以印證，也就可以申請逮捕了，如果有同案犯、有被害人筆錄，都有指控當事人的內容，證據鏈差不多就全了。就這些全言詞證據，就足以讓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冤枉一個人，真沒什么難的。只要筆錄做的好，不簽字也沒有關系，零口供也沒有關系，總能找到配合指控的其他人。

可能，有人覺得我是在危言聳聽，但這確實是我親身接觸過的案件的情況。哪怕有清清楚楚的同錄，筆錄內容與同錄完全不一樣，法院照樣拿那些當事人簽過字的筆錄定了罪，即便當事人在庭上都推翻了此前的供述。

很多律師都在傳遞一個觀念，那就時刑事辯護越早介入越好。有些人會覺得這是律師在打廣告，拉業務。但現實的情況下，很多人在不經意間因為不知道怎么回答辦案人員的訊問，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不了解的法律的規定，才深陷囹圄。

偵查階段律師介入當然不能夠教當事人怎么回答，但是可以告訴你法律規定是什么樣的，你有什么樣的權利，這樣當事人才能夠知道，問題當中是不是有什么陷阱，事實到底怎么描述才好。

最后，希望天下無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