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懷病逝，史可全聞訊絕食三天三夜后大喊：我要吃烤鴨

1974年入秋那會兒，北京301醫院南樓出了樁奇聞。

在病房養病的老紅軍史可全，冷不丁地鬧起了絕食。

老爺子都八十二了，一身的病，平時走路離了拐棍都不行。

大夫護士急得團團轉，車輪戰似的勸，可他那是吃了秤砣鐵了心，整整三天三夜，米湯都沒沾唇。

眼瞅著老人家要熬干最后一絲燈油，到了第四天頭里，他忽然開了金口。

這要求提出來，把在場人都聽愣了，嗓門還挺大，震得走廊嗡嗡響：“給我弄只烤鴨來！”

一個餓了三天、半只腳踏進鬼門關的老人，咋突然動了饞蟲？

這當口，老戰友彭紹輝聽信兒趕來了，二話沒說，頂著大風去街面上買回一只熱乎鴨子，送進了病房。

彭紹輝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曉得，這鴨子壓根不是史可全自己想嘗鮮。

史可全接過來，一口沒咬，顫顫巍巍挪步到了陽臺，端著盤子，臉沖著隔壁那間空落落的屋子，老淚縱橫。

他嘟囔出一句，算是把謎底揭開了：“彭老總，這頓飯，算我給您補上的！”

隔壁住的那位，正是彭德懷。

沒幾天前，就在那張病榻上咽了氣。

這只鴨子，是史可全在還債，一筆拖了幾十年的生死賬。

要把這賬本翻明白，咱得把日歷往前翻二十來天。

那陣子，史可全雖說身子骨不行，可雷打不動地拄著棍在樓道里溜達。

這是老習慣，也是偵察兵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踩盤子。

沒多大會兒，他就嗅出不對勁了。

南樓本來就是高干住的地兒，可隔壁第三間屋，守衛嚴得離譜。

門口那哨兵跟釘子似的扎在那，誰都不讓靠邊，甚至往里多瞅兩眼都會被擋回來。

這架勢，肯定不是一般的高干。

史可全心里的小算盤打得飛快：里頭住的絕對是個通天的人物，而且是個處境尷尬的大人物。

趕巧有一天，趁著門縫沒關嚴、哨兵走神的空檔，史可全那股子老偵察兵的機靈勁兒上來了。

他裝作路過，那一雙眼跟探照燈似的往里掃了一下。

就這一眼，看得他心頭猛地一顫。

床上縮著個人影，瘦得皮包骨頭，臉上沒一點血色，看著就讓人心酸。

雖說只是驚鴻一瞥，但這背影太熟了。

熟到史可全不敢信。

理智告訴他：哪能呢？

那位橫刀立馬、氣吞山河的彭大將軍，咋能折騰成這副慘樣？

咋能受這般冷落？

可他非得弄個水落石出。

打那天起，史可全給自己下了道死命令：死磕陽臺。

既然走廊不通，那就守株待兔蹲陽臺。

只要老天爺賞臉出太陽，病人總得推出來透氣。

皇天不負有心人，趕上個大晴天，第三間的門開了。

那個滿頭白發的老人被抬到了陽臺上。

這回，沒遮沒攔，看得真真的。

史可全看準了。

那一剎那，他好像忘了自個兒腿腳不好，手里的拐棍“當啷”一聲扔地上，腰桿子猛地挺得筆直。

一聲帶著哭腔的嘶吼在陽臺上炸開了：“彭——老——總！”

緊跟其后的，是一個挑不出毛病的軍禮。

對面那位，確確實實是彭德懷。

這時候的他，生命的燭火已經快滅了。

瞅著老部下行的這個禮，哪怕是鐵打的硬漢，這會兒也噎住了，半個字吐不出來。

從那以后，史可全再也不去樓道瞎轉悠了。

他跟個站崗的哨兵似的，天大亮就搬個板凳坐在陽臺，眼珠子死死鎖住隔壁。

吃飯盯著，輸液盯著，大夫查房也盯著。

他在守啥？

守的是戰友間最后那點情分。

但他到底沒攔住閻王爺。

也就是二十來天后的一個大清早，護士透了個信兒：“別等了，彭老總走了好幾天了。”

這話跟一顆子彈似的，直接把史可全最后的心理防線打穿了。

人當場就軟到了地上，緊接著就是那場讓人揪心的三天絕食。

史可全咋就對彭德懷感情這么深？

這不光是上下級的交情，更是一種拿命換來的“信任”。

早在1926年，三十四歲的史可全就在老家湖北天門入了農協，緊接著進了黨。

那年月搞革命，最缺啥？

不是槍桿子，不是大洋，是“靠譜的人”。

1927年，名將段德昌掛了彩，史可全負責護送。

當時段德昌想拉彭德懷入伙。

這可是個掉腦袋的風險活兒：

那會兒彭德懷還在湘軍里頭混，雖說心向著黨，但畢竟隔著一層皮。

要是派去的人嘴不嚴，或者彭德懷變了卦，不光要把命搭進去，還得毀了一條線。

段德昌把這擔子壓在了史可全肩上。

理由挺簡單：史可全這人，嘴巴像縫了線，心細如發，命還硬。

彭德懷見了史可全，一聽是段德昌的人，立馬把手頭公事一推，拎著雞和魚就去看老友。

在那段刀尖上舔血的日子里，段德昌要跟彭德懷保持絕密聯絡，史可全成了兩人中間唯一的“過河卒”。

彭德懷那是啥脾氣？

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

可他對史可全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交通員”那是相當客氣，一口一個“老哥”叫著。

因為彭德懷心里有本賬：在白色恐怖底下，敢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給他送信的主兒，那是能托付性命的交情。

后來，史可全也沒給彭德懷丟臉。

1932年，段德昌回天門搞根據地，最頭疼的就是后勤。

兵馬沒動，糧草得先走，可在敵人的鐵桶圍困下，搞物資比登天還難。

史可全咋整的？

他沒光喊口號，而是發動老鄉，硬是跟變戲法似的，弄來了整整五大船的物資——魚肉蛋禽、草鞋毛巾，應有盡有。

段德昌瞅著這些東西，直接給史可全豎了大拇指：“你在馬家寨搞地下交通是把好手，沒成想搞后勤更是個行家里手。”

打那起，史可全就成了紅軍的“大管家”。

說到底，史可全跟彭德懷，那是一路人。

這倆人骨子里都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潔癖”——對特權的潔癖。

抗美援朝那會兒，史可全已經是西北軍區北京辦事處的主任了，歲數過了六十。

按規矩，車是配了的。

可他愣是堅持步行上下班，把省下來的每一滴油都送去前線。

有個師級干部回國休假，想借公家車帶對象去兜風。

這事兒在當時有些人看來，可能也就是個“順水人情”。

那干部軟磨硬泡，史可全就是咬死不松口。

最后在飯桌上，那人還在那磨嘰。

史可全那暴脾氣壓不住了。

當場把飯碗一摔，指著對方鼻子罵：“你腿長著是當擺設的？

連我這老頭子都靠兩條腿走，你為了搞對象想動車？

給我滾蛋！”

那人被罵跑了，史可全還不解恨，沖進灶房抄起一把菜刀就追了出去，邊跑邊吼：“那兩條長腿要是沒用，老子給你剁了！”

這一出，簡直跟彭德懷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當年彭德懷在戰場上，對浪費子彈、貪圖享受的事兒也是這種雷霆之怒。

這倆人能成莫逆之交，就是因為他們血管里流著一樣的血——那是把公家利益看得比天還大的血。

至于那只“烤鴨”，其實是源于一個沒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抗戰那時候，日子苦得掉渣。

彭德懷下部隊視察，后勤跟不上，大伙肚子里都沒油水。

史可全看著心疼。

咋能讓老總開頓洋葷？

他沒去麻煩老鄉，也沒向上頭伸手。

自己個兒跳進了冰冷刺骨的河溝子里。

那年月，哪有什么像樣的捕魚家伙，全靠手摸。

史可全在水里泡了好幾個鐘頭，硬是摸上來幾條魚和黃鱔。

當熱氣騰騰的魚湯端到彭德懷跟前，彭德懷感動得嗓子眼發堵，話都說不出來。

瞅著老總狼吞虎咽的樣兒，史可全許了個愿：“彭老總，等仗打完了，我高低得好好請您吃頓像樣的。”

這頓飯，本來該是勝利后的慶功酒，是太平日子的團圓飯。

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倆人的命運也是起起伏伏。

史可全退休回鄉種地去了，彭德懷也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

那頓“好飯”，一直也沒機會擺上桌。

直到1974年，他們在醫院陽臺上隔空對望。

直到彭德懷咽氣，這頓飯也沒吃成。

所以，當史可全端著烤鴨站在陽臺上的時候，他祭奠的不光是死者，更是在填補一個跨越半個世紀的遺憾。

三天絕食，是陪老戰友走完最后一程的悲痛；一只烤鴨，是兌現當年河溝邊那個帶著溫度的承諾。

1979年，史可全在武漢病逝。

不少人說，老將軍走得很安詳。

興許在他心里，那筆賬總算是抹平了。

在另一個世界，他和彭老總總算能坐下來，沒警衛盯著，沒封鎖攔著，安安靜靜地把那頓遲到了幾十年的飯給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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