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助周恩來入黨同年負氣退黨，93歲默默離世

1986年6月，北京大學醫院。一個93歲的老人走完了他的最后一程。沒有追悼會，沒有大篇幅的報道，連訃告都顯得寥寥。

但就是這個人，把周恩來送進了中國共產黨，把朱德送進了中國共產黨，甚至在毛澤東還是圖書館臨時工的時候，做過他的頂頭上司。

他叫張申府。很多人沒聽過這個名字。這正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所在。

1917年，北京大學圖書館來了一個新人。

這個新人叫毛澤東，湖南來的，剛被老師楊昌濟引薦，在圖書館做登錄員，每月拿8塊大洋的補貼。負責管他的，就是張申府。

他跟毛澤東之間的落差，不只是工資的差距，更是那個年代階層與機遇疊加出來的鴻溝。

但歷史的走向誰也說不準。

1920年，李大釗和陳獨秀開始密謀一件大事——建黨。

這一年，他還接到了一個新任務：以蔡元培秘書的名義，去法國里昂中法大學任教。臨走前，李大釗和陳獨秀交代了一句話——到了法國，繼續發展黨員，把組織建起來。

張申府答應了，收拾行李，1920年底登上去法國的輪船。

那是頭等艙。跟他同船的，還有一個女人，叫劉清揚，是他的戀人。

船靠岸，任務也就開始了。

1921年初，張申府和劉清揚落腳巴黎。里昂中法大學還沒開課，他就開始四處活動。第一個被他發展入黨的，是劉清揚。

緊接著，他把眼光投向了另一個人——周恩來。

周恩來那時候從英國輾轉到了巴黎，年紀輕，在中國留學生圈子里活動。他早年在天津參加過覺悟社，和劉清揚是老戰友，于是跟張申府也就走近了。

兩人談了不止一次。張申府談俄國十月革命，談中國的未來走向，談為什么要建黨。他后來回憶，周恩來對社會主義早就有自己的判斷，談得深，談得具體，是真正想通了的人，不是來聽熱鬧的。

1921年，張申府按入黨手續，寫信向國內的陳獨秀報告，正式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封信從巴黎發出，輾轉到上海，陳獨秀回信表示同意。就這樣，一個日后主持中央軍委幾十年的人，入了黨。

這是四十年后的回憶，是發自內心的認可。

周恩來之后，朱德來了。

1922年11月，張申府和周恩來聯名，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一年，張申府在歐洲落下的兩顆棋子——周恩來和朱德——日后成了共和國的兩根柱子。

但張申府自己，卻走上了另一條路。

1924年，他回國。恰好黃埔軍校在廣州籌備，缺人。孫中山親自任命他為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在黃埔的最高職位。他沒有忘記周恩來。

廖仲愷和戴季陶要他推薦人才，他開出了一份15人名單，第一個名字就是周恩來，還專門為周恩來解決了從歐洲回國的路費。就這樣，他把這個人從歐洲的留學生小圈子里，推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推上了國內政治舞臺的核心。

那是周恩來在國內第一次站上真正的高位。

推他上去的，是張申府。

張申府有一個毛病，他自己也知道：脾氣直，看不慣就得說，說了不聽就要走。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

會上討論國共合作，有人主張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張申府當場反對，認為共產黨應該保持獨立性，不能依附別人。有人說他幼稚，當場嘲諷。

張申府怒不可遏，拍了桌子，摔門而出。

門外，恰好是周恩來。周恩來追上去，勸他冷靜，勸他不要退黨。

張申府沒有聽。趙世炎勸，李大釗勸，都勸不動。他只留下一句話：大多數人贊成我，我就干；不贊成我，我就滾蛋，就在黨外幫著干。

他說自己是"寧折不彎"，周恩來是"彎而不折"。

這兩句話，他后來說了很多次，每次都帶著那么一點悔意，又帶著那么一點倔強。

退黨之后，日子還是要過的。他先后在暨南大學、中國大學、清華大學任教，講羅素哲學，講邏輯學。1931年，清華大學哲學系把他收進來，跟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并稱"四大金剛"，那是他學術上真正的高光時刻。

但1935年，坐不住了。

那年冬天，日本軍隊的壓力已經壓到了華北，北平學生們沸騰了。一批學生來找張申府，要把抗議組織起來。他沒有退縮，參與策劃了后來被稱為"一二·九"的學生運動，擔任游行總指揮之一。

1936年2月，當局把張申府和劉清揚一起抓了，關進陸軍監獄。兩個月后，靠馮玉祥保釋才出來。出獄沒多久，清華大學迫于壓力，把他解聘了。

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清華園，失去了那段穩定的生活。

此后，他參與創建民主同盟，擔任中央常委，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奔走，一直跑到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的談判桌旁。

但第二次決裂，比第一次更猛，也更徹底。

11月，在香港的民盟總部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以"張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為由，正式開除了他的盟籍。那個民盟，是他親手參與創建的。

兩個理由，放在一起，既可悲，又真實。但這兩個理由都挽不回任何東西了。

標題是：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

劉清揚是誰？是他1921年在巴黎介紹入黨的第一個人，是陪他同船去法國的女人，是跟他在歐洲共同建立黨組織的戰友，是1936年和他一起被關進陸軍監獄的妻子。他們在一起將近三十年。

現在，這份離婚啟事登在了《人民日報》上，全國能看到報紙的地方都能看見。

張申府沒有公開說過任何關于這件事的話。那年他55歲，在北平，什么都不剩了。

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了開國大典的觀禮臺上，穿著一件洗到發灰的藏青色長衫，就那么站在那里，看著。

旁邊那些人，很多都是他當年一手介紹入黨的，或者被他推上臺的，或者在他組建的那個旅歐小圈子里走出來的。他只是看著。

他年紀越來越大，圖書館的角落越來越安靜。他依然在讀，在寫，在整理筆記，研究羅素，偶爾寫幾篇哲學隨筆。

那張辦公桌最底層，一直壓著一樣東西——1921年的早期黨員存根。那張紙跟著他從歐洲帶回來，在幾十年的政治風浪里，沒有丟，沒有被銷毀。他留著它，但從來沒有拿出來展示過。

1979年以后，他被徹底平反，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那時候他已經八十多歲，外界開始重新注意到這個幾乎從公眾視野里徹底消失的老人。

美國歷史學家舒衡哲找到他，做了大量口述訪談，整理成書，就是后來的《張申府訪談錄》。很多人是從那本書里，才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

他坦言，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有兩件：1925年退黨，以及1948年那篇《呼吁和平》。

對于退黨，他女兒張燕妮說，父親一生都感到遺憾，那是書生脾氣釀出來的代價。但他從來沒有用激烈的語言表達那種悔意。他的方式是：沉默，然后繼續工作。

1986年6月20日，張申府在北京大學醫院去世，享年93歲。那一年，距他在巴黎寫下介紹周恩來入黨那封信，已經過去了整整65年。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忍。它記住了那些留在臺上的人，卻讓那些把別人推上臺的人慢慢沉入檔案的深處。

張申府把周恩來送進了黨，把朱德送進了黨，把兩顆棋子落在了最關鍵的位置上，然后自己走下棋盤，再也沒能回來。

他的問題不是能力，不是立場，是性格——他用邏輯理解世界，但政治從來不按邏輯運轉。

書生從政，命運多舛。

這八個字，放在張申府身上，精準得讓人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