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兵敗夷陵，留給后世太多的意難平。但仔細想來不禁疑惑，劉備戎馬半生，打下蜀漢這么大的家業(yè)，帶兵打仗肯定在行，為什么在伐吳的時候卻犯下這么低級的錯誤？

后世對劉備的評價不高，尤其因為夷陵之敗，對他的軍事能力貶得一無是處，但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嗎？夷陵之敗背后的原因很復雜，這場大敗，根本就不是一個低級錯誤所致。

其一，曹丕對劉備采取的七百里連營布置的評價不高，稱之為“不曉兵”的體現(xiàn)。但根據(jù)史料記載，劉備大軍駐軍的位置，并非是一馬平川的開闊地，而是“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的險惡山地。

在這種地形中，數(shù)萬大軍想要集中一處安營扎寨，根本就不太現(xiàn)實，所以想要順利安營扎寨，就只能沿著狹長的山道分設營寨。這種做法并不是愚蠢，因為安營扎寨不是簡單找地方休息那么簡單，數(shù)萬人吃喝拉撒需要空間。

擺下這么一個長蛇陣，恰好可以滿足數(shù)萬將士們的日常需求，飲用水可以就近解決，做飯、吃飯，解決個人問題，互相之間都不干擾。

即便在軍事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既包含了地理環(huán)境受限的因素，也是唯一能做到攻防兼?zhèn)涞膽?zhàn)術選擇。這些營寨環(huán)環(huán)相扣，互為犄角，構成了一條堅固的封鎖線。

此種山險地形，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要隘。劉備必須牢牢控制住這條唯一的通道，才能防止被吳軍分割包圍，導致首尾不能相顧。

從這個角度來看，連營的布置非但不是錯誤，反而是當時情境下最合理的選擇。因為在當時的地形限制下，不采取這樣的安營扎寨方式，就只能撤退了，這顯然不行。

其二，陸遜火燒連營，并非是在劉備安營扎寨之初就做的選擇，而是整整持續(xù)了半年之久，這才用了火攻。

如果劉備的連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致命的破綻，陸遜為何沒有在劉備安營之初就立刻發(fā)動火攻？原因很簡單，劉備設下的七百里聯(lián)營沒有那么大的破綻，陸遜想要實現(xiàn)火攻并不容易，所以他在等一個時機。

半年時間過去，劉備的軍隊早沒了當初的鋒芒，陸遜等待的正是這個時機。用陸遜自己的話來講，“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在這樣的情況下，陸遜才能一擊得手。而陸遜真正擊敗劉備的原因，從來都不是劉備安營扎寨時犯錯了，而是劉備大軍遲遲沒有取得進展，逐漸開始疲憊、懈怠，這才是陸遜一擊必中的真相。

既然如此，劉備為何不在難以進取時選擇撤軍，而偏要硬著頭皮帶領大軍在前線，導致這場慘敗呢？

第一，劉備伐吳，表面是為了關羽復仇，實際是想奪回荊州失地。原因很簡單，諸葛亮的《隆中對》戰(zhàn)略，荊州是重中之重，若不能奪回荊州，蜀漢難有再進一步的可能。

第二，劉備以“匡扶漢室”為己任，決定賭上國運，發(fā)動東征。他的戰(zhàn)略從來不是單純的報仇，而是想順勢吞并東吳，再整合江南之力與曹魏決戰(zhàn)。如果不行，退而求其次拿回荊州，再從長計議也不錯。

第三，劉備東征之初，勢如破竹，東吳朝野震動，孫權嚇得體無完膚。這種局面，讓劉備對當時的局勢產(chǎn)生了誤判，對吞并東吳或者奪回荊州的難易程度錯誤估計了，這才在不利局面下仍然不舍得撤兵。

實際上，這正是陸遜和孫權聯(lián)手布下的一個巨大陷阱。他們用空間換時間，用暫時的退讓來助長劉備的驕傲和輕敵之心。而劉備，也確實一步步地踏入了圈套。

以當時的情況分析，如果他在收復部分荊州失地后，接受孫權的求和，拿到切實的利益，重新鞏固孫劉聯(lián)盟，那么蜀漢的戰(zhàn)略困境將得到極大緩解。

然而，他選擇了繼續(xù)深入，將這場有限目標的戰(zhàn)爭，升級為一場滅國之戰(zhàn)。這種戰(zhàn)略上的貪婪與誤判，才是他最終敗亡的根源。所謂的“不知兵”，其實質(zhì)是“不知勢”，是“驕兵必敗”。

除了劉備個人的戰(zhàn)略失誤，蜀漢政權自身存在的諸多“難處”，掣肘著前線的攻勢。

其一，是補給的極端困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這句話不僅僅適用于北出秦嶺，同樣適用于東出巴蜀。從成都到夷陵前線，崇山峻嶺，道路崎嶇。數(shù)萬大軍的糧草軍需，全靠人力畜力在險峻的山道上輾轉運輸，其消耗之大，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其二，是水軍優(yōu)勢的無法利用。從地理上看，蜀漢居于長江上游，對下游的東吳擁有天然的戰(zhàn)略優(yōu)勢。若能組建一支強大的水師，順流而下，水陸并進，東吳將難以招架。

然而，現(xiàn)實是殘酷的。蜀漢水軍力量薄弱，而東吳則擁有當時天下最強大的水師。鎮(zhèn)北將軍黃權就曾對劉備進言：“吳人悍戰(zhàn)，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

這意味著，蜀漢的水軍一旦順江而下，非但無法與東吳水師抗衡，反而可能因為“進易退難”而陷入全軍覆沒的絕境。

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蜀漢內(nèi)部的“人心不齊”。我們常說，曹魏得天時，東吳得地利，蜀漢得人和。但在伐吳這件事上，蜀漢恰恰失去了“人和”。

當劉備提出東征大計時，朝中重臣，包括諸葛亮、趙云在內(nèi)，實際上都持反對或保留意見。趙云明確勸諫，被劉備留置后方。而諸葛亮，這位蜀漢的丞相，雖然沒有公開阻攔，但他的態(tài)度，可以從他事后的一句感慨中窺見一斑：“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