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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家族辦公室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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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一周，“跨境”一直是行業內的談論焦點話題。

據財聯社4月8日電,從國務院國資委獲悉,國務院國資委新設境外國資工作局。主要職責:指導所監管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境外資產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承擔所監管企業境外資產監督有關工作,加強境外投資經營等方面風險防范化解,承擔境外突發事件和危機處理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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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剛剛過去的一周，2026年3月31日，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江蘇、深圳等省市的相關部門已要求離岸信托所有者申報包括股息和股份處置等投資收益在內的詳細財務信息。

緊隨其后，財新網于4月1日進一步確認了這一消息，多名稅務律師向財新證實，部分地方稅務部門正加大對離岸信托的稅務審查力度。

核心資訊

據彭博社報道及財新網后續確認，此次監管行動的核心內容包括：

• 涉及地區：江蘇、深圳、上海三地已啟動相關核查工作；

• 追溯期限：上海自2025年初起已要求申報過去兩年的收益信息，部分報道提及追溯期覆蓋2至3年；

• 重點關注對象：主要針對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離岸信托，尤其是投資于紅籌架構企業的信托；

• 潛在稅務后果：至少在一宗案例中，地方稅務部門嘗試對投資收益征收20%的稅款并加收額外罰款。

全球稅務透明：

離岸信托將被穿透？

在亞洲財富管理市場，離岸信托通常設在開曼、BVI、新加坡、香港等低稅率司法管轄區，委托人將資產轉移至境外信托，由境外受托人持有，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自己、家人或后代。

過去，受跨境信息透明度有限及部分離岸屬地低稅率環境影響，離岸信托曾被廣泛用于實現資產與收益的隔離安排，并對個人所得稅及資本利得進行稅務籌劃與遞延處理，一度成為高凈值人士進行跨境資產配置的重要工具。

這一局面正在被改變，全球稅務透明大勢所趨。稅務機關如今依托三大技術手段實現對離岸信托的穿透：

CRS數據交換——稅務部門已將CRS交換的信托信息作為核查的核心數據源。在CRS1.0階段交換回來的信托基本信息包括：信托資產總規模、信托當年分配的金額、賬戶持有人/控制人的身份信息、賬戶號碼、年末余額、當年分配金額、股息收入等。而隨著CRS規則更新及各地逐步實施，稅務機關未來可獲取和比對的信息范圍會進一步擴大。

金稅四期大數據能力——稅務機關正利用金稅四期的跨境資金流向追蹤功能，實現對海外資產的透明化追蹤。

實質重于形式穿透——稅務部門能夠通過將CRS信息與港股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進行比對，識別信托背后的最終受益人和實際控制人。稅務部門正利用CRS與金稅四期的大數據能力，實現對海外資產的透明化追蹤。

如果說2024-2025年是對海外收入查稅的一次鋪墊與試水，那么進入2026年，稅務機關的監管力度已明顯加碼。CRS 2.0立法程序已于2026年在開曼、BVI、香港等離岸法區陸續正式啟動，這意味著BVI空殼公司、離岸信托、資產代持等傳統架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穿透式審查。

從近期動態來看，稅務部門的核查范圍已不再局限于個人境外金融賬戶，而是向更為復雜的跨境架構延伸。律師事務所預判，2026年度海外收入查稅的重點大概率指向三類群體：去年已被通知自查但未能如期完成申報的個人、海外信托的委托人，以及紅籌境外上市公司的自然人股東。

執行加強：

穿透迷霧的三重澄清

此次彭博報道，在社交媒體上迅速被渲染為“離岸信托被盯上”，但在業內專家看來，市場的情緒化解讀與政策本質之間存在不小的偏差。

香港豐裕信托,資深合伙人余亮恒先生在接受《家族辦公室》雜志采訪時指出，彭博報道的核心內容其實很具體：稅務機關開始更系統性地要求披露離岸信托相關收益，重點集中在涉及香港上市公司股權的分紅與處置；個別案例中嘗試征稅并附帶罰款。

“本質上，是征管和核查在加強，不是信托制度本身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此基礎上，余亮恒也澄清了當前市場常見的三個誤讀：

誤讀一：把執行變化當成規則變化。

“市場最容易誤讀的地方，是把個案征稅被理解為‘信托不再可行’。”

事實上，此次行動屬于稅務征管力度的階段性加強，并未修改任何關于信托的法律規則。離岸信托作為財產管理和傳承工具的法律地位并未動搖。

誤讀二：把CRS當成新變量。

“CRS從來不是新的，它的設計目的，就是針對那些‘看起來不屬于你、但實際上還是你的資產’。”

CRS自2018年起已在中國實施，此次監管升級并非CRS首次應用，而是稅務機關對已有數據的深度挖掘。CRS的核心邏輯正是穿透名義持有人，識別資產的最終實益所有人。

誤讀三：把結構問題當成工具問題。

“對信托而言，問題不只在于有沒有信托，更在于相關安排、控制關系、申報口徑及實際運作，是否經得起核查。”

余亮恒的解讀揭示了一個關鍵區分：”更準確地說，市場現在面臨挑戰的，不是‘信托’這個工具本身，而是那些在設立目的、控制安排、收益安排及實際運作上經不起檢驗的結構。”真正服務于家族傳承、資產隔離等合法目的的離岸信托，在依法申報收益的前提下，其核心功能并未被否定。

關于離岸信托安全性，余亮恒指出，離岸信托是否安全，取決于四個核心：

• 收益安排與申報是否一致；

• 整體結構是否合理合規；

• 控制權是否仍在委托人；

• 受托人是否真正獨立履職。

他進一步補充道：”信托不是一個“設立完成”的動作，而是一個需要逐步建立與驗證的過程——何時設立、如何進入資產、控制如何過渡，本質上都是關于時點與路徑的問題。很多結構的成敗，在設立之前就已決定。這一點也不只是中國。大部分成熟稅制下，如果結構仍與個人控制緊密關聯，相關收入都有可能被重新認定回到個人層面。這不是特殊規則，而是跨境結構的共同邏輯。”

境內家族信托迎來發展窗口

此次離岸信托監管升級，客觀上也為境內家族信托創造了發展機遇。

從功能角度看，境內家族信托與離岸信托在資產隔離、代際傳承等核心功能上并無本質差異。但在設立成本、合規成本和稅務確定性方面，境內信托具有明顯優勢。

隨著更多高凈值人群將資產從離岸架構轉移至境內信托，境內家族信托的市場規模有望迎來顯著增長。對于創一代企業家而言，通過信托持有家族企業股權，既能鎖定控制權，又能避免因家族成員婚變、繼承導致的股權分散。

如果說過去十年是中國家族信托的“啟蒙期”，2026年無疑將開啟家族信托“資產多元化與架構定制化共存”的成熟發展階段。

財富管理的核心邏輯正從側重資產私密性安排，轉向全流程規范管理與合規運營。信托的穩健性，取決于收益一致性、結構合規性、控制安排合理性、實際運作合法性以及整個生命周期是否經得起驗證。主動適應、提前布局，方能在新監管格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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