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不肯跪的人，中國才得以改變

嚴格說起來，士大夫被皇帝不當回事，以奴才視之，是打元代開始的。

沒法子，所謂元朝的皇帝，其實是蒙古的大汗，做漢人的皇帝，只是一個兼職。這個在馬上打了半個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樣，根本看不起漢人和漢文化，當然也不明白歷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

士大夫之地位低賤，莫過于此朝。說是“十儒九丐”，也許有點過，但讀書人肯定趕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獵手和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

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識人”，是翻譯，當時叫通事。這些人別看漢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詔書譯得亂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閑話似的，但人家說話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們走霉運，也沒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兩朝，從形式上看，已經回歸傳統，相對老實地尊奉孔夫子，恢復禮制，推崇科舉，依賴官僚機器進行統治。但是，士大夫卻依然沒有恢復宋時的地位，在皇權面前，怎么看，都還像奴才。

都說士可殺不可辱，但從朱元璋開始，不僅要殺，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當眾剝了褲子打屁股。打得輕重倒在其次，關鍵是羞辱，讓眾人看看講究臉面的士大夫的屁股。

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兩派，一派硬撐，把脫褲子挨打變成了光榮，前赴后繼。一派務實，盡量跟實際操作廷杖的人——太監們搞好關系，甚至投效做他們的干兒子、干孫子也在所不惜，為的不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對于仕途也大有進益。

明亡之后，面對異族統治，務實派想通得比較快，硬撐派想通得比較慢。最終，想做伯夷叔齊的人或者他們的子孫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動上達成一致：承認現實，積極入世。“每把舊時意，憐取眼前人”。

可惜，滿清的皇帝，卻一直沒把漢人士大夫當自家人。用漢人，無非是用他們辦事，除此之外，全都別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編的四書，把朱注當經典；一方面，對于《大學》《中庸》里反復強調的修齊治平不以為然。

在皇帝看來，士大夫撐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齊家；后半段的治國平天下，想都別想，因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辦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詞，已經被滿人占了，所以，漢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賢臣，一概休想。哪個要是動了心思，就是死罪。

所以，臣子見皇帝，就永遠得跪著。接駕，提前就得跪著，皇帝走了，還得再跪一會兒，直到皇帝的儀仗過完了，才能起身。

平時召見，無論談多長時間，臣子都得跪在底下，無論皇帝是立著還是坐著，臣子永遠跪在地上。皇帝再慫，總是跟跪著的人講話，也會感覺好得不得了。

在清人筆記上，經常看見時人的抱怨，說是跪時間長了，膝蓋受不了。所以有經驗的臣子，事先在褲子里縫上一塊皮子或者棉花，權當護膝，可以抗得時間長一點。

另一個法子是，答話盡可能簡練，不問不答，皇帝沒話可問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
這樣的朝儀，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時候，皇帝跟大臣開小會，大臣還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見人，所以，君臣相對的機會不多。唯有清朝，皇帝號稱勤政，頻繁接見臣子，見了就讓人跪著講話，居高臨下。

可以理解，為何單單清朝，有曹振鏞傳經，多磕頭，少說話。皇帝不問，就不回答。話多不僅易有閃失，而且容易讓會面時間加長，最后還是自己受苦。

單單清朝，有人把磕頭下跪當體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練，練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無論見多長時間，也可以應付自如。

以天下為己任，是士大夫的傳統。一旦不讓他們如此做想，他們也就沒有積極性了。政治上得過且過，如算盤珠一般，皇帝不撥，就不動。

幸好，在進入王朝末年之際，太平天國鬧得滿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發動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發揮了一點積極性，救了清朝，迎來了所謂的同光中興。

不幸的是，歐風美雨也來了，洗染了丁點新思想的某些人，開始對自家奴才的狀態有所反思。

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狀元張謇，剛點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趕上西太后從頤和園回宮，全體京官跪接。

老太婆磨磨蹭蹭，眾官一跪就跪了兩個多小時。又趕上大風雨，跪在泥水里，狀元變成了泥豬，這讓毫無經驗、也毫無準備的張謇苦不堪言。

回去一想，自己幾十年寒窗苦讀，好不容易金榜題名，最后就是為的這個嗎？越想越氣，干脆，掛冠而去，回家鄉南通做實業，當老板去也。

同時代的另一個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絕，干脆回家教書，最后投革命黨了。

按清朝的體制，翰林，尤其是狀元出身的翰林，前程遠大，即使為官平庸，也不難出將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們知道，有清一朝，有過很多的狀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個是張謇，一個是蔡元培。

后來的中國，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變。不跪，士才有尊嚴。找回了尊嚴，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