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記趣之一

退休

　　六十歲的日頭走得賊快，倏忽一下，窗影就斜了。屋里那些光陰，值錢不值錢的，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摸了個空，你回過神來，只余下一地的影，薄薄的，浮著塵。兩鬢的白和眼角的細紋，不是一夜愁出來的，是歲月的劍霜逼出來的！稀稀疏疏，襯著頭頂那愈發開闊的天庭，倒有幾分像秋后收割罷的田壟，秸稈茬子短硬地立著。人活到這份上，就像一張用久了的宣紙。邊角起了毛，顏色是沉靜的黃，早年寫上去的墨跡，有些地方也微微地洇開了，邊緣暈出一圈溫潤的模糊。可這張紙到底是囫圇的，沒有破，沒有給蟲蛀出大洞，還能平平展展地鋪著，容得下一點暖陽，或是半窗月光。這，我便很知足。

　　回頭望去，那來路竟是一片的蒼蒼茫茫，霧似的不真切了。少年時計較的那些，面子的光鮮，口舌的勝負，還有那一個個或金或銀、或大或小的名頭，如今想起來，真像極了寓言里那下山的猴。見了玉米，歡喜地掰下；見了桃子，丟了玉米；見了西瓜，又扔了桃子；最后去追那永遠追不上的兔子，到頭來，依舊是兩手空空地上山去。人的那點占有心，大抵如此罷。占有著，便覺無趣；金錢多了，常常讓人墮落，美女唾手可得，便是人興味索然，盡了一切，那“一切”本身，怕也失了意義，成了白茫茫一片，反倒沒了活著的興味。所以，那些能真個放浪于山林，或是嘯傲在市井的，在我眼里，都是了不得的神仙，了不得的英雄。

　　大學剛出來的毛頭小子，二十二歲，便立在了高中的講臺上。第一課，是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時膽子也大，只捏了一根粉筆，用我那醋熘的普通話，竟將全文給學生背了一遍。背得是極盡了全力的，汗涔涔的，聲音怕是也有些抖，只覺得那滿堂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夏夜的星子，全落在我身上。從那以后，我便逼著自己，凡要講的課文，必先背得爛熟。站在那三尺講臺上，看著底下那些年輕的臉，心里忽然生出一種奇異的感覺，仿佛自己是個傳道的，他們便是虔誠的徒眾。這感覺大約只持續了五年，我便從講臺移植到了省報副刊的那把椅子上，成了一名文化記者，一名副刊編輯。

　　那時心氣是高到了云層里的，以為筆下真能生風雨，筆底會起風霜。心里供著“文學”二字，覺得那是頂神圣的桂冠。幾十年光陰，水一樣流過去，那粒文化的種子，在我這具鄉野帶來的軀體里，竟也慢慢地生了根，發了芽，長成了一些可以稱作底氣的東西，和幾根不肯輕易彎折的骨氣。這職業給我最大的饋贈，便是讓我得以結識了許許多多“文化人”。有全國聞名的大俠，也有地方上的賢達。每次去拜訪他們，采訪他們，坐在他們那或雅致或凌亂的書房里，聽他們談天說地，論古說今，那話語間流出的見識與性情，便像無形的雨露，一次次地、默默地滋養著我這個從田壟里走出來的靈魂。竟也慢慢地葳蕤了我的靈魂。

　　尤其在這秦地，文化的根是扎得極深的。許多過去在書本上仰望的名人，竟也能因著一通電話，便約在一處茶館里，清談半日。見他們，比見某些端著架子的長官，反倒容易得多。這么多年，也陸陸續續地，送走了一些人。胡采、杜鵬程、柳青、路遙、李若冰、陳忠實、劉自櫝、付嘉義、劉文西……這些名字，一個個都曾是照亮這塊土地的星辰。他們一走，我掌管的這塊副刊，便總要生出幾篇悼念的文字來。編發那些文章時，他們的音容笑貌，便又在字里行間活泛起來。劉禹錫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于這職業里，算是體味得最深了。我這輩子，大約注定是要活在這些人的影子里的。這影子是厚實的，溫潤的，像老宅屋檐下的陰涼。躲在這陰涼里，替他人做著嫁衣裳，一期一期地，料理那些或老辣或稚嫩的文字，竟也于這無聲的料理中，料理出了一點點自家的風華有趣的感覺。這大約便是我的命。我認，并且覺得，這命不壞。讓我見官不懼，見商人不屑！一眼能洞察出一件事一個人的內里！盡管和文人打了一輩子的交道，官沒當大，錢沒掙下，但有一群文化藝術圈層的朋友，和有趣的靈魂相遇是一生的幸福!

　　做編輯，尤其是做文化副刊的編輯，是一門“坐”的功夫，也是一門“看”的功夫。案頭的稿子，常常堆得像小山，你得有耐心，得像一個老農在自家的地里逡巡，目光如篩，從那密密麻麻的字縫里，尋出一棵不一樣的苗。有時，一篇好文章，就像是杏樹長在了梨樹林里，或是梨樹混進了杏樹園子，被你尋著了，心里便“咯噔”一下，那歡喜是靜悄悄的，細細的，一絲一絲地，從心底里滲上來，卻比什么都受用。這大約便是一個編輯的福分了——你不能揮斥方遒，指點江山；也不能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你所有的天地，便在這方寸之間的版面上。你只能像擺弄少女的裙褶一般，很是受和喜樂！

　　這職業，自然也讓我遇著了形形色色的人。記得有一回，去采訪賈平凹，正巧趕上他四十歲的生日。場面是熱鬧的，來了許多人。一個高挑的女子，送了他一支如椽的大筆，筆桿子快趕上一棵小樹，的手臂粗。平凹接了筆，與人合影，一邊是那桿高過他頭頂的筆，一邊是那高過他半頭的女子，他站在中間，真真成了一個“凹”字。我在旁邊看著，覺得這畫面有趣，卻也有些滑稽，忙說：“平凹，不妥，不妥。”便讓他將那筆扛在肩上。這一扛，赳赳的，倒顯出一種秦人的樸拙與大氣來。第二日的報上，登出的便是這張“扛筆”的照片。

　　也有許多普通的文學愛好者。有個叫陳玉的女孩子，從商州山里寄來文章，那文字里透出的清純靈氣，像山澗里沒經過世事的溪水，猛地撞了我一下。我便立刻將它發了。回信時，只寫了四個字：“多讀，多寫”。這四個字，是當年賈平凹鼓勵我時說的，如今我又原樣送給了她。后來，她便沒了音訊，像一滴水，悄無聲息地匯入了人海。編輯部里，人來人往，多是這般。只是偶爾，在別的報刊上，看到她獲獎的名字，或是讀到她那愈發成熟的作品，心里便會泛起一絲淡淡的、老農看見自家栽的樹苗終于成材般的欣慰。

　　編輯當得久了，身子像是被那把椅子生了根，心思卻像春天的野草，漫無邊際地野了起來。年輕那會兒，總覺著自己是一片云，一陣風，是要無拘無束地飄到天涯去的。如今，倒覺著自己更像一棵樹了。一棵老樹，根須深深地扎在秦地的泥土里，枝干卻還想著要向著天空婆娑挪動，靠的是筆下那些方塊字；言語，靠的是編排出的那一方方版面。這么多年下來，也得過一些名頭，“優秀編輯”、“先進工作者”、全國性的副刊獎項……證書和獎杯，竟也積攢了滿滿一箱子。待到退休搬家時，看著那一箱沉甸甸的“榮譽”，忽然覺得是個累贅。那些金字的封皮，在午后的光里，反射著有些刺眼的光，仿佛在提醒你什么，又仿佛在嘲笑著什么。想起林語堂先生的一個比喻，他說西方人趕驢子，為了使驢子不停地走，便在它脖子前頭掛一根胡蘿卜，那驢子便以為努力向前就能吃到，于是一生奔走，至死方休。我看著那一箱子東西，忽然覺得，自己這大半生，是否也在追逐著某些看不見的“胡蘿卜”呢？想到這里，竟有些索然。后來，心一橫，便將那整箱的“榮譽”，都當作了廢紙與垃圾，扔了出去。扔掉了，心里反倒空闊了許多。那名頭，原是不頂吃，也不頂穿的。

　　當然，這行當里，也有讓人窩火的時候。遇著那種專事抄襲拼湊的“稿皮子”，東西是東拉西扯來的，臉皮卻厚得城墻也似，還要來催問，來討要好處。心里是煩惡的，像吃飯嚼到了砂子，面上卻還得敷衍著，應付著。我不是誰，誰也比我強，我所能守住的，不過是我心里那點分寸。該上的，讓它上；該涼快的，便也只能請它去一邊涼快了。好在，更多的時候，是那些不期而遇的暖意。正為版面的一處空缺發愁，電話便響了，一篇恰到好處的文章，便從千里之外送到了案頭。那真是久旱后的甘霖，不偏不倚，正正地淋在你焦渴的心田上，透心地爽。我們這些擺弄文字的人，我們這些在紙上“編織”生活與思想的人，在有限的、賊一樣溜走的光陰里，我們編呀，織呀，總想織出一幅與眾不同的錦繡來。可鬧哄哄一場，燈熄人散時，又能剩下什么呢？也不過是詩人穆旦說的那一句：“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退休單位是要告別了。那些調動過我悲喜的人，那些牽動過我心神的事，密密麻麻，縱橫橫橫，都像經緯線一般，織進了我的骨血里。就像徐志摩那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那衣袖是揮不動的，太重了。閑下來，便愛上了一健身，我有一幫健友，和啞鈴杠鈴杠上了，每天擼鐵深蹲，抗阻著歲月對肌肉的剝蝕，讓生命在折磨中精神追漲！還有一群書畫愛好者組成圈子，還有一群酒友，長安城人千萬，與我又何干？就那幾個鬼，不見常想念，見了又何干？喝酒閑扯加摜蛋！生活依舊充滿陽光! 昨夜的星辰還依然在閃爍！暮色像稀釋了的淡墨，恍惚間，仿佛就走回了那再也回不去的往昔。老家村口那堵被風雨剝蝕了的石頭土墻，童年時一同滾在泥地里的玩伴，如今已老態龍鐘，還有那散落在各處、各自為生計奔忙的兄弟姐妹……他們都像是我生命里的濃綠的大樹。我曾倚靠著他們，他們也曾經倚靠過我。如今，手足成了空中偶爾交錯、卻又各自伸展的枝椏。只剩我這老樹一根老干，還立在這蒼茫的、無邊無際的暮色里，承著最后一點天光。

　　我知道，人生的有些門，到了一定時候，便會自動地、無聲地關上，任你怎么推，也是推不開的了。但或許，在別的什么角落，有些窗，又會悄悄地為你打開一線，透進些你從未留意過的光。老，就老吧。變老的時候，一定要變好。老了，也有老了可以向往的境地。我不去求什么特別好的境地，那太奢望了。我只愿能如今日這般，健健身喝喝酒嬉戲墨慢慢地走，細細地想，將這一生積攢下來的、瑣瑣碎碎的溫暖與涼薄，都拿出來，在記憶的陽光下，再好好地暖一暖。然后，心平氣和地，將這一切，都交還給無言的歲月。歲月拿去便拿去了，我這張老紙，能洇開一點墨跡，留下一點人形的皺褶，便算是不枉了這一場人世間，去球吧！人生最后都是一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