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現場

跨文化重述與本土化深耕

——蒲劇《奧賽羅 · 疑心》的改編實踐與創作啟示

廖夏璇

蒲劇《奧賽羅·疑心》

2025中國小劇場戲曲展演暨第十一屆上海小劇場戲曲節上，山西省蒲劇藝術院推出的小劇場蒲劇《奧賽羅·疑心》引發關注。這部脫胎于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奧賽羅》的作品，是一次以蒲劇本體為根基、以小劇場為載體、以青年戲曲人的創作自覺為動力完成的本土化改編實踐。在戲曲界改編西方經典漸成風潮的當下，其價值不僅在于用戲曲講好了一個故事，更在于它為地方劇種如何面對世界經典、小劇場戲曲如何走向文化自覺，提供了一份值得細讀的樣本。

《奧賽羅》作為莎士比亞人文精神與劇作藝術的結晶，對后世文化發展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問世四百多年來，以其為藍本的移植改編經久不衰，奧賽羅的悲劇形象在世界范圍內被不斷搬上舞臺和銀幕。一方面，這離不開劇作本身對人性猜忌、身份焦慮、信任崩塌等永恒命題的深刻叩問，這種超越種族、地域與時代的精神內核，為不同文化體系的藝術改編預留了充足的闡釋空間；另一方面，也離不開那些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語境的創作者們，他們通過意義重釋、文本重述或價值重構等路徑，使之不斷參與當代的、本土的文化建構，從而達成新的意義生產，彰顯出歷久彌新的永恒魅力。蒲劇《奧賽羅·疑心》的戲曲化改編，正是探索了這樣一條超越常規文化符號移植的“重述”路徑。主創團隊沒有簡單地將經典故事包裝成一場“人性奇觀”，而是通過時空語境的重置、劇種藝術語匯的嵌入，使四百多年前的西方人性悲劇與中國當代觀眾的情感與審美訴求產生共振。

蒲劇《奧賽羅·疑心》

該劇對莎士比亞經典的本土化重述，首先體現為歷史語境與文化空間的深度置換。創作者沒有選擇簡單的時代平移，而是精準鎖定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北方邊塞軍營，將原著17世紀威尼斯城邦中的種族矛盾、權力斗爭，轉化為中國古代亂世中民族交融沖突、軍營等級壓迫、外來將領身份焦慮的本土敘事。這種本土化的時空重構策略與劇作的精神內核高度契合：五胡十六國政權割據、族群對立與融合并存的時代特征，與主人公作為異族將領的身份困境精準呼應；封閉高壓、等級森嚴、生死一線的邊塞軍營，天然承載著權力傾軋、人心叵測、信任易碎的戲劇張力，為羅賽的猜忌、古意全的構陷、白無瑕的悲劇提供了比原著更具東方悲劇色彩的敘事場域。

這種重述，讓西方戲劇的外在語境被徹底替換，內在的人性沖突卻得到更貼合中國觀眾認知的表達。原著中奧賽羅因種族偏見產生的自我懷疑，轉化為羅賽作為外來將領在軍營中的身份不安；伊阿古因權力欲望滋生的陰險算計，轉化為古意全在軍中等級秩序下的嫉妒與報復；苔絲狄蒙娜的純真與犧牲，轉化為白無瑕在亂世情義中的執著與悲涼。通過歷史語境的本土化重述，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擺脫了異域文化的隔閡感，從一部西方戲劇作品轉變為能夠引發中國觀眾情感共鳴、價值認同的本土故事，完成了跨文化傳播中最關鍵的“精神落地”。

而《奧賽羅·疑心》對莎士比亞經典最具藝術價值的重述，在于以蒲劇本體藝術完成了對西方悲劇的戲曲化轉譯，這也是地方戲曲改編西方經典的關鍵所在。蒲劇作為山西代表性梆子腔劇種，以高亢激越、蒼涼慷慨的聲腔，程式嚴謹、表現力強的表演范式，剛柔相濟、悲愴濃烈的藝術風格著稱，其自帶的悲劇氣質與《奧賽羅》的悲劇內核天然契合。創作者堅守蒲劇的藝術本體，緊扣“求親”“生疑”“殺妻”三折核心戲碼，將蒲劇經典老戲的表演精髓化入肌理，一招一式、一腔一態跟著人物心緒走、順著戲文情節走，將行當、聲腔、程式三大核心要素，與人物塑造、心理刻畫、悲劇氛圍營造深度嵌合，把西方話劇依賴臺詞、心理獨白呈現的戲劇沖突，轉化為中國戲曲可視、可聽、可感的舞臺語言，讓莎士比亞筆下的人性悲劇完成其“蒲劇化”轉向。

劇中，羅賽以大武生應工，這也是全劇程式運用的靈魂所在。“求親”“生疑”兩折，巧妙化用了蒲劇傳統戲《鳳儀亭·小宴》的翎子功心法。蒲劇翎子功的表演本有擺、繞、拉、按、抖、噙、豎、顫八般技法，原是小生演盡兒女喜惱嗔癡的絕活，落到這位邊塞將軍身上，則生動地演出了英雄的柔腸與狂亂。“求親”之時，翎子輕揚緩繞，將他功成名就的意氣、愛慕佳人的繾綣，藏在英武身段里，剛猛中漾著溫柔；“生疑”被讒言攻心，翎子從微顫、急抖到狂亂翻飛，“八法”活用，把他從忐忑狐疑到憤怒發狂的心緒轉折盡數抖落在臺面上。此時人物無須多言，觀眾便看透了英雄被疑心裹挾的方寸大亂。“殺妻”一折，借鑒蒲劇武生名劇《戰冀州》“摔城”的悲愴意境，馬超痛失至親的絕望，恰與羅賽錯殺賢妻的悔恨相通，演員憑大武生的扎實功底，以串翻身、扎靠、僵尸倒等高難身段，配合收放凄絕的翎子功，將英雄得知真相后的癲狂、自責與絕望演得撕心裂肺。白無瑕以青衣兼小旦應工，其身段形態隨情境流轉，與羅賽的表演一柔一剛、相映成趣。“求親”之中，她有著小旦的靈動鮮活，沖破禮教大膽追愛，眉眼輕快、身段嬌俏，與羅賽翎子里的柔情兩兩相和，是一位敢愛敢恨的閨閣佳人；“殺妻”一折，枉遭愛人猜忌，她以青衣端莊悲愴的唱腔和身段，將滿腹忠貞、一身委屈訴盡，與羅賽狂亂失度的翎子形成反差，蒙冤之人的凄楚與猜忌之人的瘋魔，瞬間立在舞臺之上。古意全的文丑行當，則是攪動整場悲劇的暗潮。他鼠相身段縮探狡黠，白鼻臉譜奸態畢露，念白機變巧舌如簧，一邊假意忠心，一邊旁敲側擊挑唆離間，看著羅賽的翎子從平和變狂亂，一步步將疑心的毒種植入英雄心底，文丑的陰柔奸猾與大武生的剛猛、青衣的溫婉撞出強烈反差，不動聲色間，便把悲劇的引線步步點燃，體現了蒲劇丑角刻畫奸佞的地道火候。

當然，《奧賽羅·疑心》對莎士比亞經典的重述也無法回避小劇場載體帶來的客觀局限。小劇場空間逼仄、體量精巧，天然不適合鋪展原著中涵蓋種族、階層、權力、人性的立體式悲劇結構，無法承載復雜的社會語境與多重矛盾線索。受此限制，創作者不得不對經典文本進行精簡，舍棄原著中種族偏見、權力傾軋、社會階層對立等多重悲劇誘因，將敘事核心聚焦于“疑心”的生成與爆發，把人性異化的動因歸結為羅賽與白無瑕愛情神話的破滅——或者說，歸咎于羅賽臆想中愛人的“失貞”。這一處理雖讓核心沖突更為集中，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莎士比亞悲劇的社會深度與人性復雜性，人物弧光的層次感與悲劇的厚重感有所折損。而劇名從《塞上悲歌》到《奧賽羅·疑心》的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戲曲跨文化改編的現實困境：極具東方意蘊的原名，是本土化重述的藝術追求；保留西方經典標識的現名，是傳播層面的現實選擇。這一矛盾也反映出地方戲曲在改編世界經典時，本土表達與經典IP效應之間的平衡難題。

然而，相較于對一部“完美”作品的追求，我們認為更為重要、更為珍貴的，是青年戲曲人從創作實踐中獲得的成長。作為持續的關注者和觀察者，筆者在蒲劇《奧賽羅·疑心》中明顯感受到，青年編劇魏睿正在完成一場屬于自身的小劇場戲曲創作觀念的深層轉向。在此次創作中，她擺脫了單純的西方經典文本改編者、轉譯者的身份，實現了從先鋒實驗到本土深耕、從自我張揚到劇種自覺的創作蛻變。對比其此前小劇場戲曲《俄狄在路上》對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的“反叛式”改編——彼時其創作更側重先鋒性的文本解構與自我表達，刻意弱化劇種本體特質，以形式創新為核心追求；而在《奧賽羅·疑心》的創作中，她確立了自覺而清晰的劇種意識、演員意識與本土意識，完成了從“為改編而改編”到“為劇種而創作”的觀念升級。她不再以先鋒表達凌駕于劇種特色之上，而是主動依托蒲劇的聲腔、行當、程式等核心藝術特質，將跨文化改編的重心從外向的文化嫁接、形式反叛，轉向內向的傳統扎根、藝術深耕，以戲曲一度創作者的自覺，讓西方經典服務于蒲劇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種從張揚自我表達到沉淀藝術本心的“向內轉”，不僅是魏睿個人的藝術超越，更為青年戲曲創作者探索跨文化改編、小劇場戲曲創新，走出了一條扎根劇種、堅守本體的核心路徑，為小劇場戲曲創作從追求先鋒實驗，走向先鋒性與文化自覺兼具的成熟階段提供了正向范本。

從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城邦到古代中國北方的塞上軍營，從西方話劇的人性獨白到蒲劇舞臺的梆子悲歌，《奧賽羅·疑心》以小劇場蒲劇的獨特視角，完成了對西方經典的跨文化重述。它以實踐向我們證明，地方戲曲擁有與世界經典對話的底氣與能力，本土化深耕不是對經典的背離，而是對經典的升華；劇種本體堅守不是創新的束縛，而是跨文化改編的根基。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當下，唯有以本土為魂、以劇種為根，秉持藝術本心重述世界經典，才能讓地方戲曲在跨文化舞臺上綻放獨特光彩，讓莎士比亞的悲劇精神在中國戲曲的聲腔、程式中獲得新生。這也是小劇場蒲劇《奧賽羅·疑心》此次上海之行留給我們最深刻、最具價值的啟示。

作者：上海戲劇學院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吳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