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周報》，據《看天下》 朱信明、張珺/文

導讀：人生暮年，蔣介石依舊保持著在日本軍隊的習慣，他變得頗喜回憶，屢屢談起自己在日本時的經歷。他崇尚日本的生活習慣，卻在日記里怒罵日本人“無恥”；他覺得日本政壇“背信棄義”，卻想讓白團團長留在中國臺灣……他與日本的愛恨癡纏，班班可稽；而種種復雜情感，貫穿其中。

蔣介石“革命事業”的起跑線

1907年，保定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中，日本教員正在給一眾中國青年上課。教員拿出一個土塊，將其比作中國，學生們迷惑不解，他解釋道：“中國有4億人，而這里剛好有4億個微生物……”

此時，一個短發青年勃然而起，不顧軍紀走上講臺，把土塊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份，怒視教員，責問道：“日本有5000萬人，是否也像5000萬個微生物，寄生在這土塊的八分之一中？”這位短發青年就是蔣介石，當時只有20歲。

不過，這個血氣方剛的蔣介石，當時最盼望的是成為一名日本留學生，去日本著名的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殺敵的技藝”。渴望去日本學軍事，源于一位同情革命的私塾教師顧清廉。蔣介石17歲時，顧曾向他講解革命形勢，并稱，“當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學日本，是最好的選擇。”在他的影響下，蔣介石決心投筆從戎。

1906年，蔣介石只身一人東渡日本。蔣介石首次留日不太順遂。由于沒有清政府的舉薦，蔣介石無法入讀日本軍校。學了半年多日語的蔣介石決心另辟出路，“曲線救國”。他回國考入保定那所有可能派遣留學生的軍校，雖是不滿日本教員的趾高氣揚險被退學，但還是憑借著通日語之長，在1908年保送日本。這次，蔣介石就讀振武學堂，一所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前的預科校。他在這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了系統的現代教育。

軍隊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眼看著蔣介石離陸軍士官學校越來越近，事情卻突然起了變化。1911年10月，蔣介石成為了一個“逃兵”，他借著放假回國，輟學“鬧革命”去了。

1914年5月末，初夏的上海，已是夜半時分，閘北小沙渡，影影綽綽中，大批軍警氣勢洶洶，突然把一座建筑團團圍住，破門而入，四處搜查，見人便抓……小沙渡的起義是蔣介石第一次領受孫中山交給的任務。任務失敗后，蔣介石逃至日本。

此時的日本，對蔣介石而言，似乎從一個抽象的理想社會，具象為他革命事業的起跑線，也是遭遇挫折時的避風港。熱血求學無處報國時，蔣介石在日本找到孫中山這個領袖；刺殺陶成章后，他來到日本避風頭；二次革命失敗，他逃到日本重整河山；而這一次，他還是躲到日本。

打給別人看的“抗日”

1927年寧漢分裂，蔣介石被迫下野，他再次東渡日本。在日本停留了1個多月，國民黨各方面已紛紛開始請蔣介石出山。蔣介石回到國內，此生再未踏足日本。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敵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蔣介石指示張學良。赴日多次，學堂、軍營、私教中習得“殺敵的武藝”，深諳兩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懸殊，蔣介石面對沖突，大都選擇隱忍、避讓。

自領兵起，蔣介石就不曾對中國軍隊懷有信心。他提醒自己要“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時，不與決裂”，他還在日記里抄錄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來自我激勵。

與其外顯的退縮不同，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痛斥日本人。1927年5月赴日前夕，他始稱日本人為“倭”與“寇”，直至1943年開羅會議，日本人在他眼里便是該被辱罵的對象。“倭人之卑劣行動，令人無不生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此時，蔣介石終于開始反抗。他執行的是“以廣大的土地，和敵人決勝負；以眾多的人口，和敵人決生死”，即“空間換時間”戰略。很多戰役里，蔣介石都留有“后招”。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專家楊天石教授解釋，一定程度上，蔣介石是在“打給‘洋鬼子’看”。

開戰前，1936年6月，蔣介石曾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說：“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國的力量尚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盡量使之拖延。”他說，戰爭爆發后，沿海是守不住的，將在沿海做最堅決的抵抗，然后逐步后退，一直退到四川，在那里等待英美的參戰。

1937年，淞滬會戰，正面大軍傷亡慘重，蔣介石覺得“不得不變換陣地”，但他命令88師第524團團副謝晉元“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人心”。那時，《九國公約》國家正在開會，據當時任作戰組組長的劉斐稱，蔣介石告訴眾人，只要我們在上海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可能會出面制裁日本。

這一說法，亦得到蔣介石副手陳誠的證實。當日，戰地記者卜少夫質問陳誠，“我們為什么要在淞滬一地死那么多人？”陳誠的回答是：“你懂得什么！我們也要打給日內瓦國聯那些代表看看！”

上海失守后，對于是否留守南京，楊天石稱，蔣介石知道自己一定會輸，但他要打給陵寢中的總理看，打給“逼”他抗日的人民看，更重要的是，打給聲稱國民黨軍隊在危機狀況下會“出兵協助”的蘇聯看。

蔣介石相信日本的軍事實力、忌憚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即便“恨”，仍選擇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期待英美蘇的輔助。

“視貴國如弟昆，求‘兩國’之共榮”

兵敗退至中國臺灣之初，蔣介石尚有“白團”之類難以適應日本國內新秩序的舊日本帝國軍人襄助。他們在1949年國民黨內外交困之際秘密援助中國臺灣，幫助敗退的國民黨軍恢復戰斗力，也讓蔣介石重溫日本軍事教育。等到了1968年，白團也散了。

嚴酷的現實讓蔣介石失望。自1958年日本民間與中國大陸簽訂“第四次貿易協定”，附加了一項“可以在對方首都設立商務代表團，享受外交特權并懸掛本國國旗”時，蔣介石就已經開始擔心。每次遭到中國臺灣抗議，日方都用“無法干涉民間通商自由”的理由應對。

1963年9月19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向美國記者批評中國臺灣的“反攻大陸”政策“沒有依據，近乎幻想”。第二天，“日本駐臺使館”就被人砸了玻璃。蔣介石對這位首相極為失望。他稱池田勇人在“九一八事變”前不過是個在東北的低級官員，目光短淺。

1972年9月17日，日本首相特使、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即將到達戒嚴的臺北松山機場。機場外，一場被官方默許了的“保釣”抗議示威正在靜候。車隊剛剛駛出機場，便被聚集在路旁的示威隊伍包圍。一位大學生義憤填膺，站在手持卡賓槍的憲兵前，大聲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話落手起，他拿起一枚雞蛋，向車隊砸去……這個青年是年輕的馬英九。

當月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要訪問北京，討論邦交正常化問題。椎名悅三郎來臺北是想“和平分手”，“讓臺灣保有面子”、“到最后一刻仍與臺灣維持禮儀和信義”，并且想向蔣介石表達“斷交”后，希望雙方仍能保留貿易、經濟等實質關系。

不過，椎名悅三郎沒能見到蔣介石。當代表團一行灰頭土臉地入住臺北圓山飯店后，等到的是“行政院長”蔣經國的一頓呵斥，他說這是日本“繼侵華戰爭后第二度對中國人犯下的罪行”。

其時，蔣介石身處醫院，椎名托蔣經國轉交了首相的親筆信。在蔣介石的回信中，他指責日本“背信絕義”——這只是一封代筆信，但蔣介石對日本的失望依然躍然紙上：“戰后‘中華民國’對日本之信任，不可謂不堅，親仁善鄰，春秋之義。本人關懷日本，與人為善，五十年如一日。無他，視貴國如弟昆，求‘兩國’之共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