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4日拂曉，長春城東關(guān)大街的空屋里傳出粗暴呵斥，一名被捕的印刷工被推倒在陰濕地面。提燈的人正是保密局長春站處長項乃光。那天的抓捕，城內(nèi)四千余人被銬，而這只是他在東北最后瘋狂的縮影。

軍統(tǒng)檔案記下，當日長春氣溫零下二度，寒風卷塵。值得一提的是，冷到指尖的并非天氣，而是那個從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走出的叛徒的心。幾個月后，隨著遼沈戰(zhàn)役逆轉(zhuǎn)，他換了平民衣裳逃出城門，留下滿地血跡與檔案夾。

時間撥回1939年深秋。老河口江面霧氣騰騰，國民黨第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韋永成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信紙材質(zhì)普通，措辭卻異常自信：“本人中共華中局友軍工作部部長項乃光，愿晤面詳談。”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正是這封信，揭開了中共情報網(wǎng)在第五戰(zhàn)區(qū)的大裂口。

韋永成起初以為軍統(tǒng)設局，因為鄂光旅社本就是特務窩點。他派人暗中接觸，確認寫信人確有其人，還頂著第三十三集團軍第七十七軍一七九師中校參謀主任的外衣。項乃光被接出旅社后，整整三晝夜伏案，把所知情報寫成數(shù)十萬字材料，堪稱“知無不言”。

為何叛變？兩種說法流傳：一說他嫌黨紀嚴，想尋“自由”；一說他怨未婚妻調(diào)離延安，感情破裂。史料比對，另一條線更能解釋動機——他私攜何基灃交給新四軍的軍餉，懼怕敗露，干脆攜款投敵。錢袋子的分量，遠勝理想信念。

叛變后的項乃光，被戴笠收編進“特種政治研究室”，換了個“金釗夫”的化名，授少將銜，配專車專寓。從重慶到徐州，從鄂北到長春，他負責的永遠是同一件事：用共產(chǎn)黨叛徒對付共產(chǎn)黨?？箲?zhàn)勝利后，他在徐州盯住了何基灃，直接把這位老上級監(jiān)視到“明升暗降”。

1947年冬，他奉命赴東北，接管長春站。長春戰(zhàn)線緊張，他和袁曉軒、馬紹周糾集土匪地主，編成“吉黑義勇總隊”，混跡警備司令部外勤。短短一年，二百余名地下黨員、青年學生遇害，更多聯(lián)絡點被毀。長春市委舊址墻縫里的密碼本，就是在那時被翻出的。

遼沈戰(zhàn)役打到白熱化，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斷言“突圍徒增傷亡”，項乃光當眾破口大罵。10月17日晚，他同李寓春組織小股突圍，卻碰上解放軍火網(wǎng)，無奈退城。次日凌晨，他換平民布衫，用馬車混出南門。長春受降小組對此失察，東北局總結(jié)：“重要特務項乃光漏網(wǎng)，教訓深刻。”

逃到北平，他又甩掉袁曉軒單獨南下，1949年底隨敗軍退抵臺灣。此后十余年，他先在臺南站，后赴香港，仍干著“反滲透”老行當。1975年，臺灣當局推行“感化”政策，請他為政治犯開課；聽課的李敖暗暗嘀咕：“這算什么人物？”

1992年深秋，原長春市長尚傳道赴大陸參加紀念活動，項乃光托其轉(zhuǎn)話：“想回長春看一看?！笔形匦艃勺郑骸皻g迎?！边z憾的是，他再無勇氣踏上那片土地。1993年，項乃光病亡臺北。墓碑上只刻“少將處長”，沒有一個親友敢提起他的另一個身份──叛徒。

人生如棋，悔不當初四字寫來輕巧，落到身上卻千鈞。項乃光從理想走向背叛，再由背叛跌入惶惶不安，最后連故鄉(xiāng)也只敢托人轉(zhuǎn)述。檔案不會遺忘，他在老河口交出的那沓密密麻麻的供詞，一直靜靜躺在館藏里，像一面冷鏡，照見人心至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