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wèi)部門隨即把密電送進豐澤園。毛澤東看完說：“敵人未必真能下此毒手，但咱們不能給他機會。”羅瑞卿點頭，又補了一句：“安全方案越細越好，預案要有兩套。”毛澤東沉吟片刻，把目光投向周恩來，氣氛略顯凝重。周恩來卻只淡淡地回答：“會議非去不可，先把代表團名單定下來，行程再做兩處備份。”一句話，外人看是淡定，實際上行程的暗流再清楚不過。

時間很快來到1955年4月初。周恩來在醫(yī)院動了闌尾手術，本可多休息幾日，可緬甸總理吳努突然發(fā)來電報，邀請他在赴萬隆途中順道仰光小聚。周恩來思索片刻，當場同意：“正好調一下路線，也讓香港那邊的動靜落空。”因此，原定全團經香港轉機的計劃臨時拆成兩路：主隊走香港，周恩來帶核心成員先赴昆明，再等緬甸的飛機試航成功后直接飛仰光。

4月11日清晨，香港啟德機場。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停在跑道邊加油，一名清潔工提著工具箱匆匆上機，他的身形在機腹下方停留不超過三分鐘。誰也沒注意，那只看似普通的牙膏管已被塞進行李艙夾層，定時齒輪悄然轉動。中午12點，“公主號”離港南下，機上載著十一位中外記者和工作人員，沒有周恩來。

傍晚6點20分，南海上空傳來一聲巨響。一道火舌自機腹竄出，機長拼死操縱仍難改變命運，機體在空中斷裂，碎片散落海面。三名機組人員僥幸被海浪拋向小島，其余乘客無人生還。與此同時，昆明東郊機場的值班電話鈴聲急促響起，北京來電只說了一句：“香港航班失聯(lián)，初判與爆炸有關。”周恩來沉默數秒，隨即吩咐：“立刻聯(lián)系印尼和越南海軍，啟動海域搜索，不惜一切救人。”

就在各國飛機、艦艇連夜搜救時，臺北的一間辦公室里氣氛壓抑。毛人鳳得到失事報告卻沒看到“主要目標”殞命的字樣，一腳踢翻茶幾，怒吼：“怎么可能讓他逃掉！”趙斌丞低著頭，不敢多言。有人提議再派人前往印尼現場補刀，毛人鳳揮手應允，第二輪行動隨之啟動。

4月16日，周恩來結束仰光小范圍磋商，乘印尼專機抵達雅加達。剛出機場，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收到匿名信，信里寫得明明白白：有28名來自臺籍流亡軍官組建的敢死隊，準備在萬隆會議期間持無聲手槍行刺，刺殺成功者每人得賞二十萬盾，擊中周恩來者加倍。陳毅拿到信，臉色一沉：“從現在起，大家都是總理的警衛(wèi)員。”話音落下，代表團成員自動分班站崗，會議廳、下榻賓館、車輛通道布滿暗哨，印尼警方也將勇士體育場附近的所有排水井、天橋底部逐一排查。

萬隆會議開幕當天，數千市民擠在街道兩側，高呼“Sayonara Colonialism”的標語聲此起彼伏，氛圍熱烈卻暗藏殺機。周恩來步入會場前，背后不遠處總能看到陳毅那雙警惕的眼睛。一次茶歇間，一位印尼志愿警察低聲提醒：“大廳西北角有陌生面孔徘徊。”不到兩分鐘，三名疑似刺客被請出會場，經確認均攜帶改裝鋼筆手槍。敢死隊首腦以為混在人潮中總能找到機會，卻未想到東道國已暗中布下多層警戒網。

會期七天，周恩來共出席十余場正式會議和二十多場雙邊、三邊磋商。夜里兩三點，他常戴著紗布還未拆線的腹部傷口，在賓館餐室邊喝姜湯邊推敲第二天的發(fā)言稿。陪同的翻譯曾勸他：“您該休息。”周恩來搖頭：“精力不支就喝口水，聲援亞非同胞更緊要。”白天他一出場便神采奕奕，印尼《羅盤報》評論說：“這位中國總理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

敢死隊連著七天沒有得手，資金鏈斷裂，彼此猜忌，最終自行潰散。印尼警方在唐人街小旅館里抓到最后七人時，他們身邊只剩幾把殘舊手槍、一包潮濕的美金和一份被汗水浸透的賞金名單。審問記錄顯示，他們至死都沒弄清周恩來為何沒有坐上那架飛機。

4月24日，萬隆會議閉幕。各國代表步出會場，棕櫚葉在熱風中沙沙作響，街頭樂隊奏起《歡樂進行曲》。周恩來同陳毅并肩走出門口。陳毅半開玩笑地說：“總理，這警衛(wèi)員當得還合格吧？”周恩來側過臉，只留下四個字：“一同脫險。”

5月1日，克什米爾公主號海域打撈工作暫告段落，11名遇難者的靈柩集中啟運。周恩來專門安排代表團全體成員在雅加達機場肅立送行，再無多言。那一天，陽光刺眼，跑道盡頭彌漫著淺白色的炊煙味，仿佛仍在提醒人們：在外交場合的光環(huán)背后，有人把危險悄悄擋在了國門之外。

1956年，香港法庭對周梓銘等人宣判。旁聽席上圍滿各國記者，記錄員抄下判詞：“被告以貪圖私利參與爆炸，致多國公民死亡，其行徑與海盜無異。”審判結束，臺北方面再度否認一切。然而真相早已寫進卷宗，也刻進死難者家屬的記憶，再難洗刷。

從密電泄露到綁架清潔工，從南海爆炸到會場暗戰(zhàn)，短短數月，敵暗我明的角力寸步不讓。周恩來活了下來，亞非會議寫下《萬隆公約》，一個新興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站穩(wěn)腳跟，而對岸那些陰謀詭計最終如流沙沉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