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瓦爾在《Modern Wisdom》的播客對話中，將人生游戲清晰劃分為地位游戲與財富游戲兩類，其中地位游戲以比較、排序、優勝劣汰為核心規則，頭銜、社交圈層、外在的“成功”表象成為衡量標準，也成為了大多數人焦慮的根源。

人們即便付出諸多努力，卻始終身處永遠有人更靠前的排行榜中，這種持續內耗的本質，正如納瓦爾所言：一旦陷入與他人的比較，便已踏入這場“地位游戲”的致命毒局。因為地位體系從設計之初就并非為個體滿足而存在，它始終處于流動狀態，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斷制造下一輪競爭，讓參與者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內心安寧。

美國知名經濟社會學家托比·斯圖爾特，從博士論文階段便深耕社會等級體系研究，致力于拆解其運作的“黑箱”，其新作《地位游戲》中提出了與納瓦爾高度契合的觀點：在贏家通吃的社會環境中，地位本身就是資源分配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個人的能力、努力與最終成果之間并非直接對應，而是要經過身份、背書與關聯度的層層過濾與放大，這也讓地位的獲取與提升，成為了一場充滿復雜潛規則的社會游戲。

在現代社會中，獎項、排名和背書構成了地位游戲的核心運作載體，它們以不同形式扮演著“施膏者”的角色，參與社會地位的分配與流轉，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認知與選擇。盡管專業評論家在引導大眾消費選擇方面作用巨大，但并非唯一的“施膏者”，普利策獎、奧斯卡獎、諾貝爾獎等各類獎項和榮譽，在建立關于品質的文化共識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能讓人們更快決定應將注意力投向何處。

授予獎項的做法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開始盛行，1635年成立的法蘭西文學院與1816年成立的法蘭西藝術院，便是早期踐行者，而從那以后，獎項的數量呈爆發式增長，作家戈爾·維達爾曾打趣道，美國的“獎項比作家還多”，這一說法也從側面印證了獎項在現代社會的泛濫程度。

但獎項的存在并非全然正向，其在彰顯個體成就的同時，也存在扭曲歷史的潛在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杜德納與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埃瑪紐埃勒·沙爾龐捷，因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被共同認可為研發者并斬獲頂級獎項，然而這項可能徹底改變多種遺傳病治療方式的技術，并非由兩人獨立完成。

該領域研究者表示，十余年間，一群科研人員做出了諸多基礎性科學發現和技術突破，才最終促成了CRISPR技術的誕生。但諾貝爾獎、科學突破獎這類最具聲望的獎項，受限于評選規則每次只能頒給少數幾個人，這就使得眾多貢獻不相上下的研究者被埋沒，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研究中，華萊士的貢獻也曾因類似原因從集體記憶中消失，獎項的公正性與全面性也因此受到挑戰。

面對各類獎項，不同人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珍珠醬樂隊的主唱埃迪·維德就是典型的反例，他在格萊美頒獎儀式上的獲獎感言極為敷衍：“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我覺得它什么意義都沒有。我就是這么想的。”但維德的觀點終究只是少數派，獎項之所以能持續存在且數量不斷增加，核心原因在于其承載著強大的社會功能——傳遞地位信息，且獎項的聲望越高，信息傳遞的范圍就越廣，影響力也越強。

獲得獎項，不僅是對個人卓越成就的認可，更是對這種卓越的公開宣告，即便獲獎者的表現并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般出眾，這種“受膏”效應依然存在。“受膏”的本質，是得到備受尊崇之人的公開認可，而知名獎項的評審委員會成員，幾乎無一例外都屬于這類德高望重者。

一旦獲得金球獎、全英音樂獎、布克獎、普利策獎或金棕櫚獎這類引人注目的認可，獲獎者的地位便會發生質的變化：此前，他們與其他水平相當的同行并無顯著差別；獲得認可后，便會凌駕于參照群體之上，收獲更高的關注度和全新的聲望。而公眾對獲獎者社會地位認知的這種顯著變化，會為其帶來實實在在的新機遇：格萊美獎得主會收到更多演出邀約，奧斯卡獎得主此前的冷門電影也會迎來觀影熱潮。

這些極具聲望的獎項為獲獎者的履歷增色不少，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創作生涯，更直接影響了其經濟軌跡。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獎項的作用遠不止于宣揚獲獎者的成就。它固然能激勵人們努力表現，畢竟人人都有獲獎的渴望，但更重要的是，它滿足了人類與生俱來的、通過與他人比較來評估自身價值的欲望。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提出的經典理論，精準解釋了這一現象：當人們無法通過客觀的、非社會性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能力時，往往會通過與他人比較來滿足自我評估的需求。

文化產品的創作者為獎項展開競爭便不足為奇，因為評選委員會在篩選和排序候選人的過程中，會提供每個人成就相對地位的明確信息；而作為對此感興趣的公眾，我們之所以關注獎項，是因為人類天生癡迷于精英群體，能通過他人成就的比較獲得間接的心理滿足。誰最有才華？誰速度最快？誰最富有？誰最聰明？我們對這類關于優劣排序的問題永遠樂此不疲，這份好奇也成為了人們追逐排名、關注獎項的重要心理動因。

人類相互比較的欲望，進一步催生了對各種排名的集體癡迷，排名的觸角延伸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地位游戲的另一重要載體。這類例子不勝枚舉：Glassdoor給雇主排名，《新聞周刊》給醫院排名，《金融時報》為投資銀行排名，貓途鷹為酒店和餐廳排名，《人物》雜志的排名幾乎覆蓋各類人群，《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名成為學生和家長的重要參考；高中、大學乃至整個國家都會為學生排名，《紐約時報》為暢銷書和各類最佳產品排名，社會保障局為嬰兒名字的受歡迎程度排名，《福布斯》為億萬富豪排名，各類社群還會為職業劃分等級，比較醫生與護士、護士與電工的地位差異。

我們甚至會根據城市的規模、污染程度、生活成本、生活質量為其排名，就連不明飛行物的目擊次數都能成為排名依據；運動員的排名，則依托著各種看似奇奇怪怪的統計數據。谷歌搜索結果本身就是大型網頁排名算法的產物，而谷歌用戶最喜歡提出的請求，就是獲取各類“最佳”排名，這一切都印證了人類對排名的極致喜愛。

和獎項一樣，排名通過將某些文化創作者和文化產品的質量標記為相對他人他物而言的“最佳”，完成對其的“施膏”，賦予其更高的社會地位。同時，由于“另一條不確定性原理”的存在，在缺乏客觀評判標準的領域，排名為我們的選擇提供了快速簡便的捷徑，成為人們判斷價值、認知地位的重要工具。

背書的作用與獎項、排名異曲同工，只不過此時的“施膏者”，是已然獲得“受膏”的個人或實體，而非專業評論家或獎項評審委員會。爵士樂傳奇歌手埃拉·菲茨杰拉德的經歷，便是背書力量的經典例證。20世紀50年代，對于一位身材“豐滿”的黑人女性而言，即便菲茨杰拉德的歌聲堪稱傳奇，僅憑才華也不足以讓她登上最知名場館的舞臺，她曾坦言：“我知道自己在爵士俱樂部演出能賺不少錢，但我真希望能在那些高檔場所表演一次。”

她的愿望最終因瑪麗蓮·夢露的助力得以實現。夢露是菲茨杰拉德的鐵桿粉絲，曾花大量時間聆聽她的唱片，1954年兩人在洛杉磯相識后，便結下了終身友誼。當夢露得知菲茨杰拉德沒能在洛杉磯著名夜總會“莫坎博”獲得演出機會時，便向夜總會老板提出條件：若能邀請菲茨杰拉德演出，自己每晚都會坐在前排。1955年3月，菲茨杰拉德在這家俱樂部連續演出了兩周，她的事業也從此一飛沖天，成功躋身高端演出市場。

這個案例清晰地證明，人類的社會地位，既取決于自身的成就和先天特質，又遠不止于此。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僅與成就、出身相關，更取決于我們所結交的人——那些庇佑我們的“影子”，以及愿意向我們伸出援手的“手”。

這一邏輯在各行各業都普遍存在：一位圖書代理商在選擇簽約作家時會十分挑剔，因為旗下作家的知名度與自己的聲譽息息相關，擁有著名作家，就是對其能力的一種隱性或顯性認可，是一種“受膏”；而對于一位嶄露頭角的作家而言，若能由知名代理商代理，便能獲得重要發展助力，這種合作關系的公之于眾，本身就是一份寶貴的背書。

出版商還會進一步將這位作家在地位層級中推得更高，幫助聯系知名人士在其書的護封上撰寫溢美之詞，這些評論帶來的地位提升，與菲茨杰拉德因夢露的關聯而獲得的助力如出一轍。

當我們審視評論家、獎項、排名與背書這些所有“施膏”的力量時，會發現它們都指向同一個現象：讓地位“流動”起來。無論是大學與學生、畫廊與藝術家，還是律師事務所與律師，一種雙向的地位賦予關系始終在發揮作用：聲望卓著的機構會將自身地位賦予其成員，而具有聲望的成員，同樣會為機構提升地位。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聲譽源于一個由“映射地位”構成的復雜網絡，你的社會地位，取決于你所認識的且會公開支持或認可你的多方參與者；而如果你在社會階梯上所處的位置足夠高，你也會擁有提升他人地位的力量。個體或機構之間存在關聯這一簡單事實，便使得這些參與者能夠將彼此的地位映射給對方。

常春藤盟校的畢業生會因母校的顯赫名聲而獲得天然助力，獎項得主會沐浴在評審委員會的認可光環之下。而隨著這些畢業生和獲獎者在各自領域不斷發展、取得成就，他們又會將自己的認可延伸到其他個體與機構身上；當這些被認可者綻放光彩時，又會將地位映射回最初助力他們成名的大學和評審委員會。這是一個由尊重與認可構成的共生循環，周而復始、不斷運轉，成為地位流動的核心邏輯。

與地位高的人或機構搭上關系，其作用遠不止提升一位嶄露頭角者的聲譽，當這類關聯達到一定數量時，它們還能抬高那些不為人所知或不受重視的創新實踐或技術的身價。新的社會趨勢、文化運動、消費熱點，乃至科技領域的探索，都不會憑空獲得發展動力，挑戰現狀的創新事物必須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讓公眾相信它們值得關注，并爭取到一群忠實的追隨者。

而這一切都需要可信度，這種可信度主要源自一個渠道：那些已然擁有可信度的主體所給出的有力背書，比特幣的發展歷程，便是這一邏輯的完美印證。

如今，數百萬消費者持有或交易比特幣這種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截至相關研究撰寫時，擁有一枚比特幣的“特權”需花費約10.5萬美元，盡管大多數比特幣持有者或許都無法說清區塊鏈的實際運作原理。但回溯到2009—2010年，也就是這種所謂“數字黃金”的早期階段，情況卻截然不同：當時比特幣的購買成本低廉，且被視為邊緣事物或可疑資產，其主要使用者是那些想要買賣毒品、策劃雇兇殺人的不法之徒。

他們會打開使用“洋蔥協議”加密傳輸數據的Tor瀏覽器，登錄暗網，進入“絲綢之路”或“阿爾法灣”——這些類似eBay的暗網市場，主要交易非法商品和服務，然后用比特幣進行交易，只因這類交易不會被當局追蹤到。

當然，這種去中心化、基于區塊鏈的數字貨幣概念，也吸引了少數更為主流的人群，但大多數人對其視而不見。比特幣之所以能跨越鴻溝，成為華爾街金融機構和普通投資者眼中的合法資產類別，背后是一群知名人士與機構的背書，為其注入了關鍵的可信度。

這群人中包括身材瘦高、性格和善的委內瑞拉投資人邁耶·“米奇”·馬爾卡，以及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他們通過公開宣傳比特幣并對其進行投資，助力其獲得合法性。為反駁“比特幣不合法、與實體經濟脫節”的說法，蒂爾在2013年將比特幣比作美元，他表示：“我們應當把貨幣看作一種永不破滅的泡沫。比特幣或許就擁有成為這種新現象的潛力。”

比特幣走向主流的關鍵轉折點，出現在2013年12月：當時，頂尖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牽頭，為尚處萌芽階段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Coinbase完成了一輪2500萬美元的風險融資。這家知名公司對Coinbase的投資，向硅谷乃至全球釋放了明確信號：加密貨幣已然站穩腳跟，不會曇花一現。

事實上，無論是智能手機、重組DNA、通用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小行星采礦、元宇宙中的虛擬現實，還是基因編輯，抑或其他任何新技術，每一項成功進入市場的真正突破性創新，最初都只是一個被大多數人質疑的瘋狂想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技術才逐漸跨越了人們對其可行性的巨大疑慮鴻溝，而幫助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企業家跨越這道鴻溝，正是知名風險投資公司、杰出科學顧問、著名天使投資人，以及科技生態系統中其他資深精英群體的核心業務。

這些參與者不僅是資源提供者，更是“施膏者”：他們將自身聲譽賦予新興技術，此舉往往是希望通過這種背書為自己換取經濟回報，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能獲得地位回報——若能成為一家開創性公司的早期投資者，便擁有了極大的炫耀資本。這再次印證了一點：地位始終處于流動之中。

那些已經擁有地位的人，掌握著“使他人神圣化”的權力——他們會將這份認可給予那些看似值得擁有地位的人，實現方式便是通過發表一篇好評、頒發一個獎項、給予一次背書或是授予一個高排名等公開形式，對幸運的獲得者表示肯定。

地位體系存在一個不可思議、近乎神奇的特點：倘若你擁有地位，你可以將其賦予他人，且自身不會因此失去地位。對于金錢這類資源而言，分享得越多，自身損失就越多；但地位并非如此，事實上，很多時候，將地位賦予他人反而能讓你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當極具聲望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公布獲獎名單，或是當知名投資人為某個新想法投入資金時，他們自身的地位往往也會因之而水漲船高。

雖然不公平，但現實就是，每個人出生時都會帶有某些“先賦特征”，而無論在何種時空背景下，社會都會對這些先天具備的特征賦予不平等的價值權重，總有某種性別、族群、父母職業、種姓或宗教信仰會被視為“更高地位”的象征。

其次，個人優績也會推動地位的獲得——群體往往會將社會認可與更具影響力的職位，授予那些對群體貢獻最大的成員。最后，“施膏者”——包括獎項評審委員會、有影響力的評論家、頂尖高校、名人，以及任何群體等級體系中的上層人士——會將自身聲望賦予精心挑選的少數“寵兒”，從而推動地位的動態變化。

說到這兒，想必你已經明白，我們并非生活在烏托邦之中。引用《馬太福音》中的那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這便是地位游戲最核心的邏輯，而人類之所以癡迷于排名和地位游戲，本質上是源于與生俱來的比較心理，以及社會資源分配背后的現實邏輯。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這場永無止境的游戲，往往是焦慮和內耗的根源，跳出與他人的比較，或許才是擺脫地位游戲束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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