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20多年前，“周星馳現象”在大陸曾風行一時，可以理解為在“周星馳電影”影響下形成的一種“跨代際文化現象”。它的核心在于“通過無厘頭喜劇解構權威表象、重塑語言體系，成為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符號”。

“周星馳的經典臺詞”（如“小強”、“你走先”）和角色形象（如“至尊寶”、“尹天仇”）融入日常生活，成為網絡“梗文化”的源頭。其“無厘頭”（即“不知所云”）風格顛覆傳統敘事邏輯，影響不少后輩創作者，催生“次文化形態”（即“大眾化即食文化”）。他的作品充滿社會心理映射，通過“荒誕嘲諷”（如《九品芝麻官》對“官僚體制的諷刺”）反映“經濟轉型期間普通人的精神困境”，成為“表面順從，內在叛逆情感宣泄的出口”。

“北京大學”更一度掀起研究“周星馳現象”的熱潮。“北大教授張頤武”指出，“周星馳現象”象征“‘我國和平崛起’新一代已告別悲情，追求《無深度有快感》的表達方式，其實相當膚淺”。在國際層面，《功夫》被哈佛大學納入教材，好萊塢導演（如《功夫熊貓》團隊）公開借鑒其創意，代表“周星馳現象”有其大眾文化的國際普遍性。

“嬰兒潮和80后不同，價值觀相差甚大”。筆者屬于“嬰兒潮世代”，該世代現在是62到81歲。80后現在最多還只46歲，90后最多只有36歲。他們視“周星馳現象”為青春符號。“Z世代”（即95后，現在最多只31歲）可能因“方言梗”（“港式廣州白話”）產生隔閡，無厘頭表達已逐漸退潮。部分“中國香港特區”的中學和大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出現問題，習慣了“粗言穢語”。大眾文化的基因持續沉淀，有共鳴余震。筆者認為教育界應高度警惕。

“周星馳近年作品被批套路化”（如《新喜劇之王》、《美人魚》），藝術性弱于商業性，已見“退步”。總而言之，“周星馳現象”是特定時代背景下“文化反叛”與大眾娛樂結合的產物，其影響力具有邊界性，但難有持續性。他的“無厘頭風格”在今天的短視頻時代也許依然有效，但筆者認為，現在的大眾文化已傾向于追求深度哲學認知，“無厘頭風格”已被幽默感傳遞所取代。

“北大”一度有學者專門對“周星馳現象”進行相關研究。例如“中文系教授李楊”曾舉辦《從文化研究視野談周星馳電影》專題講座，分析《大話西游》等作品的文化影響力。“張頤武教授認為‘周星馳現象’是物質豐裕社會中當代人趣味的象征，“其語言風格成為網絡時代的文化符號”。2001年，“周星馳”本人曾受邀在北大演講，與師生探討電影創作，相關研究被納入文化討論范疇；逐有“周星馳現象”的出現。

過去25年來，談論“周星馳現象”的熱潮逐漸減退，“無厘頭”表達方式亦顯得“江郎才盡”。以00后為主體的年輕群體是“當代中國的新生一代”，現在最多還只26歲。他們的生活態度呈現出多元復合、理性自主和追求平衡的鮮明特征，既區別于傳統代際的單一價值取向，也超越了“躺平”與“內卷”的“二元對立”。從00后到25后（去年剛出生的嬰兒），2049年將會是我國人口構成的“中流砥柱”（屆時是24到49歲），其中不少被定義為“新社會階層”。隨著AI時代的到來，從90后到00后（26至36歲）現時已經出現以“一人公司”的方法創業的嶄新形式。

筆者留意到，大陸的社會學家結合最新研究與社會觀察，對90后有以下的分析。首先是他們的核心態度，從“非此即彼”到“動態平衡”。他們現時流行 “著陸”哲學。年輕一代拒絕被“躺平”或“內卷”定義，轉而追求可持續的穩定感。根據社會調查結果，32%的18至30歲青年（1996至2008年出生）主動選擇“低欲望就業”，即壓力小、收入中等的工作，以保障生活質量與個人時間為較高的人生要求，注重情緒和感受。他們通過“微度假”（短途旅行、民宿體驗）調節情緒，深睡時間提升33%（要睡足8小時、不是只睡6小時），認為“健康效果優于藥物助不眠”（以咖啡提神）。

他們發展出復合型價值觀，重視感受和情緒消費；從“精致貧窮”轉向“理性豐盈”，注重物品的長期價值與情感連接；因此國產手機、國產電車、小眾設計、特色品牌受到青睞。他們既要求職業發展，又拒絕無效加班，強調效率與邊界感（即“工作強度要適可而止”），通過與老板溝通“優化”加班制度（反對一度流行全中國的699工作制）。

他們的行為特征是情緒價值與自主性優先，讓感受驅動決策，“強調有沒有feeling”。社會調查發現，67%的00后將“以后”改為“現在”，通過即時體驗（如郊游、家庭、獨處、參與）提升幸福感，要求“血壓降低”。消費中的“情緒價值”占比提升，愿意為療愈類的服務和社交活動付費。部分人更要求“精簡社交圈”，以“搭子”（即“拍檔”，有共同興趣的生活伙伴）替代泛泛之交，追求高效的情感共鳴。喜歡養寵物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狗多于貓），婚戀態度是“寧缺毋濫”，更看重價值觀契合而非傳統壓力。“不結婚，只同居”。即使“結了婚，不想生孩子”。社會心態是樂觀與務實并存。盡管現時經濟成長率趨穩，“高增長率已成過去”，但他們對未來仍有較高預期。75%的00后受訪者認為整體狀況較五年前有所改善，85%對未來持樂觀態度，顯著高于其他代際集群。

00后對現實邊界有清醒認知。他們主動降低物質欲望（如減少奢侈品消費），轉而重視自我投資（情緒、學習、健康、提升），變得早熟世故務實。筆者估計，這是“周星馳無厘頭現象退潮”的關鍵因素。

最后是文化動因，AI技術與社會變遷正迅猛地重新塑造“新一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念”。AI助理的普及，使生活效率提升，年輕人因而更關注“時間自主權”。相比80后、90后和Z世代，00后對社會新現象的容忍度更高，價值觀變得保守，對家庭責任和家族傳承重新定義，認同“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總而言之，新生代的生活態度是對高速發展社會的適應性策略，有主動適應和被動接受的雙重因素；在壓力中尋找掌控感，在消費中重構情緒意義，最終形成一種既肯努力又懂休息的“清醒式生活主義”，有別于“陰柔型草食男的低欲望主義”。

筆者個人認為，關鍵是“執政黨強勢的正確領導”，學齡時期的價值教育十分重要。“中國共產黨黨員”現已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7.1%，是確保中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上行穩致遠的中流砥柱、不受AI科技到來導致新社會階層出現而影響國家發展大局。至于什么是新社會階層？應該怎樣深入理解？ AI科技將怎樣改變世界？筆者如有獨特觀察，日后再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