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強到可怕”？波蘭學者：歐洲對華“憂慮”緣于戴著“有色眼鏡”

導讀

當前中國正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追求技術自主與新質生產力，但歐洲對此有不同解讀，認為這是中國重塑全球競爭格局的戰略。歐洲既欽佩中國在減貧、創新等方面的成就，又擔憂中國產業升級沖擊自身經濟。尤其是，中國結合了市場機制和強有力的政治指導的獨特經濟模式帶來了極高的效率，令歐洲人感到“不安”。歐洲應理性看待中國發展模式，摒棄道德判斷和說教，尋求建設性合作。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Waldemar Karpa

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經濟學教授

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強調追求高質量增長、實現技術自立自強、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統一的國內大市場。這些政策本是嚴謹而具有前瞻性的，然而歐洲人卻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另一番解讀——它們不僅是中國立足自身現代化階段的發展戰略，更是中國在國際上重塑競爭格局、產業形態和政治選擇的一股力量。這種認知差異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歐洲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解讀，是因為受到自身經濟壓力、政策約束和更廣泛的全球變化的影響。

對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來說，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或“世界工廠”，而是集戰略定力、工業規模與國家能力于一身，形成一個歐洲很難與之匹敵的完整體系。對于今天的中國，歐洲人的感情里混雜著欽佩與憂慮——欽佩，是因為中國的確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憂慮，是因為中國的結構轉型與歐洲經濟固有的脆弱性相互交織。

今年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將2026年的GDP增長目標設定在4.5%-5%，是近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低于5%大關，一些西方媒體將此解讀為中國正在“正視新現實”。然而，歐洲人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同期發布的“十五五”規劃綱要釋放出的信號并不是“退卻”，而更像是另一種“進步”。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歐洲，任何一個嚴肅的觀察家都不會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40年來，約有8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約占世界銀行統計的全球減貧人數的四分之三。中國人均GDP從不到200美元攀升到1.2萬美元以上。一代人之前，中國嚴重依賴進口汽車和合資品牌；現在，中國占全球電動汽車產量的70%左右。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位列第十名，是唯一躋身前十的中等收入經濟體。這一切的發生都絕非偶然。

但與此同時，歐洲關于中國的討論也變得尖刻起來。例如，榮鼎咨詢公司今年2月發布了一份題為《德國再遭“中國沖擊”》的研究報告，其中指出，自2022年以來，德國對中國的汽車出口暴跌66%，其中大眾汽車在華合資企業的利潤下降了60%。德國金屬工業工會最近總在說“第二次中國沖擊”。

從布魯塞爾到巴黎再到羅馬，人們不再問“中國是否高效”，因為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人們現在關心的是，中國帶來的這些變化正在如何重塑全球市場。在全球經濟整體格局調整的背景下，歐洲難以適應新的國際競爭環境，具體表現包括生產率增長疲弱、能源成本高企、資本市場碎片化、產業協調不力等。

圖片來源：東方IC

歐洲人憂慮的核心是技術問題。中國正在半導體、人工智能、機器人、氫能和核聚變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是合理的，這主要與中國自身的發展階段、外部制約因素以及向價值鏈上游攀升的努力有關，而非旨在取代他國的外向型戰略。正如中國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所說：“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等不來的。”

然而，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中國科技進步的腳步加快，只會令中歐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中國基礎研究支出在總體研發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已升至創紀錄水平，這進一步印證了外界的看法：中國正力求向價值鏈上游進一步攀升，而非僅僅參與其中。按照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鄭永年的說法，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是原有的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有力補充。如果這一轉型進一步鞏固，那將是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增長模式最深刻的一次變革。

在歐洲，“中國模式”經常被描述為既不是古典社會主義，也不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是某種混合體，是市場機制在堅定的政治指導下運作的產物。波蘭前副總理格熱戈日·科沃德科是為數不多的試圖給這種模式命名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他給“中國模式”下的定義是：一種將多種所有制形式與強有力的宏觀經濟政策相結合的綜合性安排。歐洲分析人士認為，這種混合模式有一個先決優勢：它能夠以西方國家難以企及的極高效率調動金融、監管和產業政策。在歐洲人看來，這種模式與其說是“普世優越”，不如說是“強到可怕”——這正是讓他們“憂慮”的根源。

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種認識已經在重塑歐洲的政策。3月4日，歐盟委員會提交了《工業加速法案》，提出到2035年將制造業占歐盟GDP比重提高到20%的目標。英國查塔姆研究所將當前這種局面稱為“重商主義的沖突”，指出中國和美國都愈加重視產業政策和國內韌性。在這種變局之下，歐洲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歐洲正緩慢而勉強地接受一個它長期以來一直不愿接受的教訓：單憑開放市場無法應對日益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的世界。這一教訓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歐洲自身——它需要糾正戰略投資不足與政策碎片化的問題。

歐洲并不因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就認為它“失敗”了——恰恰相反，許多歐洲人認識到，中國的優勢在于其組織生產、技術升級和長期堅持政策方向的能力。當前歐洲關注的重點逐漸轉向不同的增長模式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格局中相互作用。特別是，人們提出了有關供需平衡的問題，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全球市場的問題。此外，人們也越來越關注歐洲自身的結構性挑戰，以及未來幾年與中國的經濟聯系將如何演變。

歐洲人在討論中國時，總是習慣于對它進行道德判斷，這是不對的。中國的崛起不應被視為一種“扭曲”，或“偏離”西方范式，而應被視為在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下產生的歷史性成果。歐洲要做的不是對中國說教，而是要清楚地看到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合作伙伴和重要參與者的角色不斷演變，并相應地給出更具建設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回應。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Clear sight imperative"，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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