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設拉子，一個女人在監獄里生下了第三個女兒：又是一個賠錢貨

采訪背景：2025年冬，記者通過特殊渠道聯系上了一位剛從伊朗埃溫監獄獲釋的女性。她叫莎拉·哈桑尼，32歲，設拉子人。以下是根據她的講述整理的真實故事——為保護當事人及家屬，部分信息已做模糊處理。以下內容以莎拉的視角還原。

一、那扇門關上之前

莎拉最后一次看見設拉子的天空，是一個星期四的下午，深秋的風已經把梧桐葉吹得滿街打轉。

那座城市的天空總是帶著一種粉色的光暈，從莫爾克清真寺的藍色瓷磚上折射出來，把整條街道染成夢境。她記得那天風很大，吹得街邊的柏樹彎了腰，她抱著大女兒拉蕾走在回家的路上，二女兒帕里莎拽著她的衣角，嘴里含著一顆從路邊攤買的藏紅花冰糖。

“媽媽，爸爸今晚回來嗎？”帕里莎仰著臉問。

莎拉沒有回答。丈夫禮薩已經三個月沒有回家了。不是因為他不想回，是因為他一旦踏入伊朗的國境線，就可能被捕。他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過一條支持女性摘掉頭巾的帖子，安全部門的人找過他三次。最后一次，他連夜逃到了土耳其。

“爸爸在很遠的地方工作，賺很多錢，給你們買新裙子。”莎拉摸了摸帕里莎的頭。

那是她最后一次對女兒說謊。

第二天凌晨三點，門被踹開了。

莎拉從床上彈起來的時候，四個穿著黑色制服的女人已經站在她的臥室里。沒有搜查令，沒有解釋，甚至沒有讓她穿上外套。她們扯下她頭上的圍巾——那是一種侮辱，因為在伊朗，女人不在公共場合戴頭巾本身就是犯罪——然后把她拖出家門。

拉蕾和帕里莎被嚇醒了。大女兒哭著撲過來抱住莎拉的腿，被一個女警一把推開，后腦勺撞在門框上，腫了一個大包。

“媽媽！媽媽你們要把我媽媽帶去哪里！”

莎拉拼命回頭，看見六歲的拉蕾抱著三歲的妹妹，站在門口，光著腳，在凌晨三點的冷風里哭得撕心裂肺。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見自己的家。

二、埃溫監獄的第一天

她被帶到了德黑蘭，埃溫監獄。

這座監獄坐落在首都西北部的一片山坡上，灰色的高墻和鐵絲網在陽光下泛著冷光。外面是德黑蘭最繁華的街區之一，車水馬龍，人們正常地生活、工作、戀愛、爭吵。墻里面，是另一個世界。

莎拉被關進一間八人牢房。房間大概十五平方米，地上鋪著薄薄的塑料墊，沒有床，沒有桌子，只有一個蹲坑和一個生銹的水龍頭。空氣中彌漫著霉味、汗味和某種說不清的腐爛氣息。

“犯了什么事？”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坐在角落里，聲音沙啞。

“頭巾。”莎拉說。

那個女人看了她一眼，冷笑了一聲：“這里沒有人是因為頭巾進來的。你做了什么，說清楚。”

莎拉沉默了。

她參與過“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不是在街頭的第一排，沒有扔過燃燒瓶，沒有喊過最激進的口號。她只是在一家咖啡館里，和幾個朋友一起，摘下頭巾坐了一個小時。有人拍了視頻，發到了網上。安全部門順藤摸瓜找到了她。

檢察官告訴她，這叫“集會導致社會動蕩”，最高可判十年。

“你懷孕了？”角落里另一個年輕女人突然開口。

莎拉低頭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三個月了。她和禮薩的第三個孩子。

“你知道這里怎么對待孕婦嗎？”那個年輕女人搖了搖頭，“她們不會因為你肚子里有孩子就手下留情。去年有一個女人，懷孕七個月，被打到流產。他們把她送到醫院，保住了命，但孩子沒了。回來以后她瘋了，整天抱著枕頭說是她的嬰兒。”

莎拉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到一陣惡心。不是孕吐，是恐懼。

三、審訊室里的玫瑰水

第一次審訊是在她入獄后的第五天。

審訊室不大，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墻上掛著一面褪色的伊朗國旗。桌上放著一杯茶和一小瓶玫瑰水——那是設拉子的特產，用當地出產的波斯玫瑰蒸餾而成。莎拉看到那瓶玫瑰水的時候，差點哭出來。那味道太熟悉了，是她家鄉的味道，是她母親每到春天就會在院子里蒸餾的味道。

審訊官是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灰色的制服，戴著眼鏡，看起來像個大學教授。他把莎拉的檔案翻來翻去，語氣平淡得像在討論天氣。

“莎拉·哈桑尼，32歲，設拉子人，丈夫逃亡土耳其，兩個女兒，父母健在。”他抬起頭看著她，“你為什么要做那些事？”

“我只是摘了頭巾。”

“不只是摘頭巾。”他拿出手機，播放了一段視頻。莎拉認出了那個咖啡館，認出了坐在角落里的自己。視頻里，她和朋友們坐在一起，笑著聊天，頭上沒有頭巾。她們看起來那么輕松，那么正常。

“你知道這是違法的。”

“我知道。”

“你知道后果嗎？”

“我知道。”

審訊官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他突然換了一種語氣，不再是公事公辦的冷漠，而是一種奇怪的、近乎真誠的困惑：“你有一個丈夫，兩個女兒，肚子里還有一個。你有房子，有工作，你的父母還算體面。你為什么要把這一切都毀掉？就為了一個小時不戴頭巾？”

莎拉想了很久。

“因為我的女兒。”她說，“我不想讓她們長大后覺得，她們的身體是國家的恥辱。我不想讓她們每天早上花十分鐘把頭巾別好，只是為了不被道德警察騷擾。我不想讓她們像我一樣，三十多年活在一個籠子里，連呼吸都要看別人的臉色。”

審訊官沉默了幾秒，重新戴上眼鏡，恢復了那種公事公辦的語氣：“你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如果你認罪，并表示悔過，刑期可以減到三年。”

“我沒有危害國家安全。”

“那你就在里面待五年。”

四、獄中的日子

埃溫監獄的日子是按秒過的。

每天清晨四點，擴音器里會傳來誦經聲，然后是點名。早餐是一小塊馕、一勺果醬和一杯淡得像水的茶。午餐和晚餐通常是米飯和豆子，偶爾有一小塊肉——所謂的“肉”多半是骨頭和肥油，嚼不動也咽不下。

莎拉的孕吐很嚴重。她什么都吃不下，聞到豆子的味道就想吐，體重從懷孕前的五十五公斤掉到了四十七公斤。獄醫每周來一次，是個頭發花白的男人，給她開了一些維生素片，說了一句“多吃點”，就走了。

多吃點。她拿什么多吃點？

同牢房的獄友們盡量把自己的食物分給她。那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叫法蒂瑪，因為組織婦女讀書會被判了七年。她把每天早上那勺果醬省下來，抹在馕上遞給莎拉：“你不吃，孩子也要吃。”

另一個年輕女人叫內加爾，22歲，因為在一個婚禮上跳舞被抓——在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跳舞也屬于“道德犯罪”。她被判了一年。內加爾每天晚上睡覺前會把莎拉的雙腿墊高，幫她按摩浮腫的腳踝。

“我姐姐懷孕的時候也這樣，”內加爾說，“她生了一個男孩，特別可愛。等你出去了，你也一定能生一個健康的寶寶。”

“你怎么知道我能出去？”莎拉苦笑。

“因為你還沒有放棄。”內加爾握著她的手，“還在哭的人，都還活著。”

獄中最可怕的不是饑餓，不是寒冷，是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么。莎拉不知道兩個女兒被送到了哪里——父母年邁，無法照顧兩個孩子；丈夫在土耳其，自顧不暇。她不知道拉蕾有沒有繼續上學，不知道帕里莎還會不會在夜里哭著找媽媽。

有一次，她得到了一次寫信的機會。監獄規定，每個犯人每個月可以寄出一封信，不超過兩百字，必須用波斯語書寫，內容要先經過審查。

她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只有三行：

“媽媽，我還活著。孩子還在肚子里。幫我照顧好拉蕾和帕里莎。告訴她們，媽媽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快就會回來。”

那封信有沒有寄出去，她不知道。她從來沒有收到過回信。

五、那個夜晚

懷孕第八個月的時候，莎拉的身體徹底撐不住了。

她的血壓高得嚇人，雙腿腫得發亮，小便里出現了蛋白——這些都是子癇前期的典型癥狀，如果得不到及時處理，母親和胎兒都可能喪命。獄醫終于緊張了一次，把她轉到了監獄內部的醫務室。

醫務室比牢房好不了多少。一張鐵架子床，一盞白熾燈，一個掉漆的輸液架。墻上有一張魯霍拉·霍梅尼的照片，用一種永恒不變的嚴厲表情俯視著每一個病人。

莎拉躺在那里，感覺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踢她。一下，兩下，三下。很有力。是個倔強的孩子。

凌晨兩點，陣痛開始了。

不是那種漸進的、溫和的痛。是突然的、撕裂般的、像有人拿一把鈍刀從她的小腹往下劈。莎拉咬著自己的手背，血從指縫里滲出來，她不敢叫——不是因為她堅強，是因為她知道，叫了也沒人來。

她叫了三聲。沒有人來。

她叫了十聲。沒有人來。

她叫了二十聲。終于，一個穿著臟白大褂的女人推門進來。不是醫生，是監獄的衛生員，大概二十多歲，看起來比內加爾還年輕。

“你要生了。”衛生員面無表情地說。

“叫醫生……求求你……”莎拉已經疼得說不出完整的句子。

“醫生明天早上才來。”

衛生員轉身出去了。十分鐘后，她回來了，手里拿著一把剪刀、一卷紗布和一瓶碘伏。那把剪刀的刀刃上有銹跡，莎拉看得清清楚楚。

“沒有麻藥，沒有手術室，沒有醫生。”衛生員的聲音很平靜，像是背課文，“你得自己生。我會幫你剪臍帶。”

那一夜，莎拉躺在埃溫監獄的醫務室里，在霍梅尼的注視下，生下了一個女嬰。

生產過程持續了六個小時。沒有鎮痛劑，沒有催產素，沒有助產士的鼓勵。只有疼痛，無窮無盡的疼痛。莎拉的嘴唇咬爛了，指甲摳進了鐵床架的縫隙里，整張床單被汗水和血水浸透。

凌晨四點十七分，一聲嬰兒的啼哭劃破了監獄的寂靜。

是個女孩。

衛生員用那把生銹的剪刀剪斷了臍帶。消毒水隨便涂抹了一下，用紗布裹了裹。她抱起那個渾身是血的小嬰兒，端詳了一秒，然后笑了。

“又是一個賠錢貨。”她說。

莎拉從她手里接過女兒。那孩子那么小，小到可以放在她一只手掌上。臉上皺巴巴的，頭發濕漉漉地貼在頭皮上，眼睛緊緊閉著，嘴巴一張一張地哭。

莎拉把女兒貼在自己赤裸的胸口上，感受著她微弱的、急促的心跳。

她哭了。不是因為疼，不是因為那句“賠錢貨”，不是因為恐懼。

是因為她發誓了。

她發誓，這個女兒必須活著出去。必須知道她媽媽為了把她帶到這個世界上，在零下的冬夜里，在一個沒有醫生的監獄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拼了命。

她發誓，這個女兒永遠不會被任何人叫做“賠錢貨”。永遠不會。

六、命名

按照規定，犯人可以在獄中給孩子登記名字，但必須經過審批。

莎拉想了三天。

她想過叫“阿扎迪”——波斯語里“自由”的意思。但她知道這個名字不會被批準。她想過叫“莎赫爾巴努”——“貴婦”的意思。但太普通了。

最后，她給孩子取名叫“塞皮德”——波斯語里“黎明”的意思。

不是因為黎明很美。是因為她在獄中看過無數次黎明。天從黑變灰，從灰變粉，從粉變金。每一次黎明都告訴她：你又熬過了一個黑夜。你又活了一天。

她希望女兒的人生，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黎明。無論黑夜多長，天總會亮。

登記員看著這個名字，皺了皺眉，但沒有拒絕。也許他覺得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女性名字，沒有什么政治含義。

他不知道的是，莎拉在心里給女兒取了一個完整的名字：塞皮德·阿扎迪。

黎明的自由。

七、母女的囚籠

塞皮德在監獄里度過了她人生的前四個月。

沒有嬰兒床，莎拉把她放在自己的塑料墊上，用獄友們的舊衣服當尿布。沒有奶粉，她用馕蘸著茶水喂她，有時候獄友能偷藏一點牛奶進來。沒有嬰兒濕巾，她用監獄里發的那種粗糙的衛生紙蘸水給她擦屁股。

塞皮德的體重一直偏低。四個月大的時候，她只有四公斤，比正常嬰兒輕了將近兩公斤。她的哭聲很弱，像一只小貓在叫。

莎拉每天抱著她，在牢房里來回踱步。十五平方米，走一圈不到十步。她走了幾千圈、幾萬圈。走到腳底磨出水泡，走到膝蓋腫得像饅頭。

她給女兒唱歌。唱設拉子的搖籃曲，唱她母親小時候唱給她聽的歌。那些歌謠里總是有玫瑰、夜鶯和花園——全是塞皮德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睡吧，小寶貝，夜鶯在歌唱，玫瑰在綻放，明天你會看到太陽……”

內加爾有時候會接過去唱。法蒂瑪也會。那個狹小的牢房變成了一個奇怪的托兒所，八個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女人，圍著一個小小的嬰兒，輪流抱著她、哄她、愛她。

莎拉后來對記者說：“那四個月，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最明亮的日子。黑暗是因為我在監獄里。明亮是因為我知道，有八個人在幫我養大我的孩子。”

八、出獄

莎拉最終服滿了五年刑期。

不是因為她沒有認罪——她在第三年的時候認了。不是因為她的案子重審了——沒有。是因為她熬到了那一天。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個日夜，每一個日夜都是數著過的。

出獄的那天，她穿著五年前被帶走時穿的那件黑色外套。那件衣服已經發黃、發皺，袖口磨出了毛邊。她抱著塞皮德——塞皮德已經四歲半了，會跑會跳會說話，但從來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

埃溫監獄的大門緩緩打開。

門外站著一個人。

不是她的母親——母親在她入獄的第二年去世了。不是她的丈夫——禮薩在土耳其有了新的家庭，寄來過一份通過律師辦理的離婚文件，她簽了。

是她的父親。

老人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西裝，站在風里，老淚縱橫。

“爸爸。”莎拉喊了一聲。

老人走過來，伸出顫抖的手，摸了摸塞皮德的頭發。然后他抱住女兒，哭得像個小孩子。

“你媽媽走之前，讓我一定要等你出來。”他說，“她讓我告訴你，她不怪你。她讓你帶著孩子好好活。”

莎拉跪在地上，抱著父親的腿，哭了很久。

父親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照片。照片上是兩個女孩，大的扎著馬尾，小的抱著一只布娃娃，站在一扇鐵門前。

“拉蕾和帕里莎在你姑姑家。”父親說，“她們每天都在問媽媽什么時候回來。拉蕾學會了自己做飯，帕里莎還會背好幾首古詩了。她們……都很想你。”

莎拉把照片貼在胸口，閉上眼睛。五年了，她的大女兒應該已經十一歲了，小女兒也八歲了。她錯過了她們的成長，錯過了她們換牙、上學、第一次考試。但至少，她們還活著。至少，她們沒有在監獄里長大。

塞皮德站在一旁，好奇地看著這一切。她從來沒有見過外公，從來沒有見過陽光下的樹、天空中的鳥、沒有鐵窗的風景。她拉著莎拉的衣角，小聲問：“媽媽，這里是哪兒？”

莎拉擦干眼淚，蹲下來，看著女兒的眼睛。

“這里是自由，塞皮德。這里是自由。”

九、活著，就是最大的反抗

莎拉現在住在設拉子郊區一間租來的小公寓里。她在一家裁縫店打工，每天縫制衣服，賺大約三百萬里亞爾——折合人民幣不到四十塊錢。

塞皮德五歲了，上了幼兒園。她最喜歡畫畫，畫太陽、畫花、畫小鳥。她問媽媽：“為什么你從來不畫我們以前住的那個地方？”

莎拉說：“因為那個地方不值得畫。”

但她沒有說出口的是：那個地方，讓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母親，失去了五年的自由。但也給了她一個女兒。

一個永遠不會被叫做“賠錢貨”的女兒。

而在遙遠的東方，有一片土地，那里的孕婦走進任何一家公立醫院，都能在干凈的手術室里生產，有麻醉師、有助產士、有消毒過的剪刀。沒有人會對一個新生的女孩說出那樣的話。那里的女人可以自由選擇穿什么、學什么、做什么。當然，那個國家也有自己的問題，沒有人是完美的。但至少，沒有一個母親需要在監獄的地板上、在生銹的剪刀下、在審訊官的冷眼里，拼了命地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平安，有時候是一種我們習以為常、卻值得感激的奢侈。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在黑暗中依然選擇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