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北京外國語大學，艾愷教授課后為同學們簽名留念。受訪者供圖

　　2020年起，經過與校團委的長期謀劃并達成共識，吳子桐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本科新生開設“書與人，中國與世界——‘博雅雙語名家名作’導讀”通識教育課程，以陶行知、梁思成、費孝通等中國現代學術前哲的英漢雙語版經典著作為媒，努力培育青年學子的“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連續(xù)多年，學生搶著上課。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教育的當下，青年為何閱讀，如何閱讀？大學通識課怎么引導年輕學子在閱讀經典中找尋精神錨點？帶著這些問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吳子桐。

　　記者：據了解，您在從教之前有過多年的出版經歷。請您談談開設這門閱讀主題通識課的緣起，以及如何選擇領學書籍。

　　吳子桐：我對書、對閱讀有著天然的熱情。我曾主持策劃外研社“博雅雙語名家名作”系列，以英漢雙語版本形式呈現中國現代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考古學等領域的名家代表作。

　　在課堂上，我發(fā)現不少學生呈現出碎片化與功利化的閱讀傾向，難以潛心研讀經典。我雖然組織過一些通識教育主題講座，但一直想通過系統(tǒng)課程深入探索閱讀對于大學生成長的意義。恰逢北京外國語大學推動本科教學改革，鼓勵教師開設富有特色的新生研討課，這門課程的落地便水到渠成。

　　作為課程的核心教材，“博雅雙語名家名作”系列叢書收錄的多是中國現代學術前哲用外語寫就的經典作品，并非簡單的雙語翻譯。學者懷著濃厚的家國情懷著書立言，向世界說明中國。例如，《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用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梁思成先生的《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也是其英文文章的結集。學生在學習經典著述的同時，也能感知這些學界泰斗“以學術為志業(yè)”的情懷、“不茍且”的治學風范，回顧中國現代學術走向世界之路。

　　維特根斯坦有云：語言的邊界，是世界的邊界。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在語言學習的工具理性之外，培養(yǎng)學生“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的價值理性更加凸顯，需要我們厚植文化自覺和文明交流互鑒意識，更好地從中國和世界的經典中汲取養(yǎng)分。

　　記者：在人工智能時代，閱讀對于青年成長有哪些特殊價值？

　　吳子桐：人工智能確實為知識獲取提供了極大便利，但閱讀所蘊含的深層價值并未因此消解。王汎森先生在《為什么要閱讀經典》一書中引用山本玄峰禪師的一句話：“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睂τ谇嗄甓裕喿x的真義在于喚醒主體的認知自覺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人工智能時代，我愈發(fā)深刻地體會到，應對各種挑戰(zhàn)的根本前提在于堅持“以人為本”，閱讀已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方式。此處的閱讀是廣義的，它不僅指涉文本的研讀，更涵蓋一種持續(xù)性的習得與思索狀態(tài)。知識或許可由AI代為檢索，但技術難以代替閱讀帶來的思辨訓練。經由個體的主動思考、內化吸收與創(chuàng)造性輸出，知識才能真正升華為自身學養(yǎng)。

　　如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閱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學而時習之”的實踐方式，其載體與對象是立體而開放的。AI時代的閱讀，不僅在于知識本身，更在于知識獲取的方式和創(chuàng)新路徑的習得。

　　閱讀是形式，核心還是一個“通”字，既是“通識教育”的通，也是“四通八達”“互聯(lián)互通”的通。陶行知先生在回國走向平民教育之初，曾勉勵自己：“要用一個四通八達的教育，創(chuàng)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借用陶夫子的話，青年“要用四通八達的閱讀，創(chuàng)造四通八達的未來”——藉由閱讀更好地認識“魂脈”與“根脈”，更好地理解和踐行文明交流互鑒，通往更加廣闊的未來。

　　記者：當下不少大學生面對海量書籍時常感到迷茫，不知道該從何讀起。您給學生薦書時會如何考慮？對于閱讀能力的進階，您有什么建議？

　　吳子桐：讀書知人，讀史閱世，這正是閱讀的意義所在。很多學生問我該讀什么，我的回答很簡單：讀經典，讀那些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大先生”之作。經典是什么？就是常讀常新的書，是你正在重讀的書。

　　閱讀的基礎在于書，在于文本，閱讀的要義也往往在于對經典文本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讀出學問背后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譬如，讀葉嘉瑩先生的詩詞研究，她由詞體美學意蘊提煉出“弱德之美”——這不是柔弱，而是一種在承受壓力時依然堅持理想、堅韌不拔、外圓內方、一以貫之的人格之美，是一種溫柔而深沉的力量。葉先生一生歷經離亂，卻始終以詩詞為舟，渡己渡人，這便是“弱德之美”最生動的注腳。

　　我始終認為，閱讀能力的成長必然經歷三個階段：從“眼低手低”到“眼高手低”，最終走向“眼高手高”。

　　怎么突破“眼低手低”階段？要通過閱讀，做“大先生”們的私淑弟子，通過沉潛經典來神交古今中外賢哲，眼界便不會囿于一隅?！把鄹呤值汀甭犉饋硐褓H義，實則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隘口，并不可怕。眼界先抬上去了，手上的功夫暫時還追不上，這恰恰說明你在進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眼界一直低——分不清何為好壞，永遠只能在原地打轉。

　　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有什么區(qū)別？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有什么區(qū)別？就看你讀過了哪些書，際遇了哪些人，經歷了什么事情。學生時期也許沒有很多機會去際遇人、見證事，那就通過閱讀實現“眼高手低”，再邁向“眼高手高”。

　　記者：您在課程中不僅引導學生閱讀經典，還設計了實地走訪、學者對話等環(huán)節(jié)。這些教學安排如何幫助學生實現“知行合一”？

　　吳子桐：我鼓勵學生將讀書、寫作與實踐融為一體。閱讀經典是“知”的根基，而將閱讀所得置于真實場景或對話情境中加以驗證與體悟，則是“行”的深化。

　　課程中有一項特別安排。圓明園罹難紀念日（10月18日）前后，我會帶領學生實地探訪圓明園遺址。出發(fā)前，學生已預先研讀汪榮祖先生的《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其英文原著名為“A Paradise Lost”，借用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典故。汪榮祖先生從寫作之初便以西方讀者為預設對象，是一種自覺的跨文化敘事。

　　當我們站在歐陽中石先生題寫的“不能忘記”石碑前，對照著《圓明園四十景圖詠》按圖索驥、踏訪四十景遺址時，昔日萬園之園的盛景與今日斷壁殘垣形成強烈反差。我引導學生辯證思考圓明園遺址的歷史教育意義：在保護遺址現狀、更好發(fā)揮文化遺產歷史教育功能的同時，基于樣式雷圖檔和最新考古研究的數字化圓明園為多年前關于復建的爭議提出了全新的解決方案。當同學們置身遺址，滄桑的歷史不再是抽象概念，而化為內生的求知動力和奮進的使命責任。

　　另一難忘時刻，是邀請美國學者、漢學家艾愷教授走進課堂，這堂課的核心閱讀文本是他與梁漱溟先生的對話錄《這個世界會好嗎？》。學生與東西方學者跨時空、跨文化對話，真切感受“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如何交融。

　　艾愷教授與同學們分享個人感受。在與梁先生長期交往中，他逐漸領悟到中國文化包容多元的特質：梁漱溟既以儒家立身，又兼具佛道情懷與社會主義理想，這種多重價值取向在西方宗教視角下似乎難以兼容，卻恰恰體現了中華文明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統(tǒng)一。

　　當紙上的閱讀和腳下的行走、眼前的對話結合在一起時，靜默的經典一下子“活”了，變成了能照進現實、照進他們日常生活的精神光源。

　　記者：經過多年探索，這門閱讀主題通識課給年輕學子帶來了哪些具體的影響和改變？

　　吳子桐：最讓我欣慰的，不是學生記住了多少知識點，而是他們真正把書當成了朋友，愿意找書傾訴，從心靈上溝通。這也意味著一門通識課真正在青年心里生了根。

　　學生來自不同專業(yè)，有著各自的閱讀喜好。我會指導大一新生進行研究性學習，他們在閱讀課上形成問題意識，學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課后針對自身專業(yè)領域開展學術研究。每一年我都喜歡瀏覽學生的閱讀心得，感受他們發(fā)自內心地享受閱讀帶來的思辨樂趣。

　　閱讀本質上是學習、是創(chuàng)新，一本好書會持久滋養(yǎng)人的一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