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籍的中國醫藥大佬，越來越多

文 | 老魚兒

編輯 | 楊旭然

近日，胡潤研究院發布《2025胡潤中國500強》榜單。在這份榜單里，共有46家大陸醫藥與醫療器械企業躋身其中。

順著榜單往下梳理，我們會發現一個此前被很多人忽略的現象，正以極具沖擊力的方式浮出水面：

在排名前10的上榜醫藥企業中，竟有5家企業的掌舵人已是外籍身份；在全部46家入榜企業中，外籍掌舵人占比已超過20%，若再算上擁有海外及港澳臺永久居住權的，這一比例更是逼近三分之一。

即便在這些企業之外，翻開中國醫藥產業的企業名錄，從創新藥研發龍頭到CXO巨頭，從醫療器械領軍者到仿制藥頭部企業，外籍身份的掌舵人、實控人早已不是個例，而是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行業現象。

從納斯達克到港交所，從科創板到深交所，那些撐起中國醫藥產業半壁江山的企業，其核心決策層的國籍標簽正在悄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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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濃度提升

這份胡潤榜單揭示出，醫藥行業的外籍掌舵人規模，遠比外界想象的更為龐大。

排名前十的醫藥企業中，百濟神州、藥明康德、邁瑞、信達生物和藥明生物五家龍頭企業的核心掌舵人均為外籍，不僅數量上已經占據半壁江山，而且覆蓋了創新藥、CXO、醫療器械三大核心賽道。

其中，藥明康德、信達生物、藥明生物的掌舵人均為美籍華人，醫療器械龍頭邁瑞醫療的董事長李西廷為新加坡國籍。

百濟神州的歐雷強是實實在在的美國人，榜單里沒有體現的是，百濟神州的另一位聯合創始人王曉東也是美籍華人。

從前10的企業往后看去，榜單之中外籍掌舵人的身影還在不斷延伸。

康方生物創始人、董事長兼CEO夏瑜，藥捷安康創始人、董事長兼CEO吳永謙，康龍化成董事長兼CEO樓柏良，凱萊英醫藥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洪浩，凱賽生物的創始人、董事長劉修才均為美國國籍。

粗略統計下來，在46家入榜的醫藥和藥械企業中，有10家企業的掌舵人為外籍，占比超過20%。此外，還有5家企業的掌舵人擁有海外永久居住權。外籍及有海外居住權的人數合計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而在這份榜單之外，外籍掌舵人的群體也比比皆是。

四環醫藥、軒竹生物實控人團隊中的車馮升、郭維城、張炯龍，均為塞浦路斯國籍；上海三友醫療的三位實控人中劉明巖、范湘龍分別為法國國籍和美國國籍。徐農為中國國籍，但擁有匈牙利永久居留權；歌禮制藥創始人吳勁梓同樣也是美籍華人。

此外，還不斷有外籍大佬進軍中國資本市場。公開資料顯示，正在沖刺港股的英派藥業、征祥醫藥的多位創始人，均為美籍華人。

從創新藥到醫療器械，從CXO到生物制藥，從千億市值的行業巨頭到百億級的細分龍頭，外籍身份的掌舵人，已經遍布中國醫藥產業的各個賽道。這一現象的背后，并非偶然，而是中國醫藥產業過去三十多年發展歷程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02 底層邏輯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那些在歐美完成學術積累與技術沉淀的華人科學家，紛紛帶著前沿的科技和商業邏輯歸國創業，成為中國醫藥創新轉型期的重要火種。

如李革曾經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機化學博士學位，是美國知名藥企Pharmacopeia Inc. 的創始科學家；俞德超則是于1993年赴美深造，在美國多家頂尖生物制藥公司擔任研發高管十余年后回國創業；夏瑜是在1993年遠赴海外，先后在拜耳等跨國藥企積累了豐富的新藥開發經驗。

他們很多人在國外時期都已經獲得了國籍，這是藥圈大佬外籍濃度持續走高的重要因素。

除了這些創業之前就已經獲得外籍身份的海歸企業家，由于中國醫藥企業的全球化浪潮洶涌，而外籍身份與海外背景，在企業的國際化布局中，有著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因此，一些企業家則是在企業發展中主動變換了國籍。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邁瑞醫療的李西廷。2015年，李西廷正式加入新加坡國籍。彼時，邁瑞醫療正處于全球化布局的關鍵階段，而新加坡國籍身份不僅有利于邁瑞醫療突破國際貿易壁壘，也能幫助企業規避地緣政治帶來的經營風險。

如今，邁瑞醫療的國際業務占比持續提升，2025年實現海外收入176.5億元，占總營收的53%，首次超過國內業務收入占比，成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當然，國籍的選擇，與企業家個人財富保值之間也大有關聯。

比如，新加坡之所以成為眾多醫藥企業家的入籍首選，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其極具優勢的稅收政策。此外，三生制藥婁競是安提瓜和巴布達國籍。四環醫藥、軒竹生物實控人團隊中的車馮升、郭維城、張炯龍，均為塞浦路斯國籍。這兩個國家也均擁有寬松的稅收政策。

據了解，新加坡的企業所得稅率僅為17%，且對于企業的海外收入基本不征稅；在塞浦路斯，企業所得稅僅12.5%，是歐盟企業稅最低的國家之一，且無財產稅、無遺產稅與贈予稅；而安提瓜和巴布達對公民的全球收入不征收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

此外，隨著一代創始人年齡的增大，藥企二代正在逐漸走向臺前。由于他們很多在國外接受教育乃至入籍，未來也可能加劇外籍實控人增多的情況。

最典型的莫過于國內制藥巨頭石藥集團，其實控人蔡東晨雖為中國國籍，但上市公司新任CEO蔡磊——蔡東晨之子，已是新加坡國籍。蔡磊擁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長期負責石藥集團的海外研發與銷售業務。

市場普遍認為，蔡磊是石藥集團的未來接班人。這也意味著，這家國內制藥龍頭的一把手，未來大概率將變為新加坡人。

還有心血管器械龍頭樂普醫療亦是如此。2024年9月，公司創始蒲忠杰之女蒲緋正式出任公司總經理，全面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未來接班幾成定局。而公開資料顯示，蒲緋已經是美國國籍。

03 一體兩面

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能在短短三十多年間，完成從仿制藥大國到創新藥新興強國的跨越，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些外籍掌舵人。他們帶來了前沿技術、國際視野、全球資源與成熟的產業運營模式，深刻改寫了中國醫藥產業的發展軌跡。

百濟神州在歐雷強和王曉東的帶領下，在研管線幾乎全部聚焦全球前沿靶點，研發投入常年位居國內藥企首位。其自主研發澤布替尼，成為中國第一個在美獲批的國產抗癌藥，改寫了中國抗癌藥“只進不出”的歷史。

如今，澤布替尼已在全球超過75個國家和地區獲批上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創新藥。

而李革和他的藥明系則將CRO/CDMO的商業模式帶入中國，推動中國CXO行業從零起步，成長為占據全球近三分之一市場份額的核心力量。如今，藥明康德已經成為全球醫藥研發服務領域的絕對巨頭。

但硬幣的另一面，負面效應與潛在風險同樣不容忽視。

生物醫藥產業關乎國計民生，是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更與國家生物安全深度綁定。當行業核心龍頭企業的實控權掌握在外籍人士手中，在極端國際環境下，就可能面臨技術封鎖、資產凍結、供應鏈斷供、機密泄露等多種安全風險。

這樣的顧慮并非杞人憂天。2018年，科技部公布6張“罰單”。6家企業因違反《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被罰，具體涉及人類遺傳資源樣本保存、運輸以及人類遺傳資源信息的網上傳遞等方面的問題。其中，涉及藥明康德、華大基因、阿斯利康等多個知名醫藥企業。

2020年，金斯瑞生物科技前董事長、美籍華人章方良，也因涉嫌走私中國法律進出口規定禁止的貨物被捕。最終檢方作出了不起訴決定，業界普遍推測其出口的是人類遺傳資源。

中國醫藥產業的核心資源被外籍富豪所占據，在輿論層面始終伴隨著持續的爭議。邁瑞醫療的李西廷，其巨額財富的核心來源是國內強大的生產制造能力與患者的消費需求，但其多次問鼎新加坡首富。這一現象在社交媒體上常常引發廣泛討論。

更值得玩味的是，盡管很多大佬已經變更了國籍，但企業在宣傳中，還常常以“民族企業”“國產創新”自居。這與國人的樸素情感而言，始終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與眾多本土成長起來的藥圈大佬紛紛變更外籍身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生物制藥的董事會主席謝其潤。

作為泰國著名企業正大集團謝氏家族的第四代子孫，這位出生于泰國的90后女掌舵人，帶領中國生物制藥從仿制藥企業轉型為創新藥巨頭。而公開資料顯示，謝其潤和她的胞弟謝承潤（中國生物制藥CEO）都已加入中國國籍。

這也讓行業對國籍與企業責任的思考，多了一層新的維度：

雖然全球化時代國籍的選擇是企業家的個人自由，但對于生物醫藥這個特殊行業而言，我們期待中國藥企能走向全球，也必然會期待那些依靠中國健康市場崛起的企業家們，能與這片土地始終保持最深的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