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伊朗正在教會我們一些關于美國戰爭機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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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invest wallstreet）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大國軍隊：它們每天照鏡子，自詡為世界最強，直到最終覆滅，”前五角大樓官員邁克爾·霍洛維茨告訴我。“如果我們以史為鑒，那么對于像美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現在就應該敲響警鐘了。”

戰爭爆發首日，伊朗便對美國和以色列無端發動的襲擊進行報復，襲擊目標直指波斯灣周邊的民用基礎設施，這場沖突的戰場格局從此發生了改變。伊朗很快便動用了其“霍爾木茲武器”，襲擊民用能源基礎設施和商業油輪，并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挾持了全球化石燃料經濟。

但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彈藥消耗的簡單計算。美以軍隊摧毀了大量伊朗目標，包括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但他們使用的是極其昂貴的武器，并且消耗了伊朗脆弱的庫存。或許伊朗造成的破壞較小，但他們的武器裝備成本更低，似乎擁有充足的低成本無人機、導彈和地雷。

美國人花了多久才意識到他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在這場主要以空襲為主的戰爭中，令人生畏的美軍在第一周就陷入了消耗戰的泥潭。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過去75年帝國時代常見的非對稱戰爭，也是反恐戰爭中簡易爆炸裝置反叛亂行動的延伸。但正如許多國防分析人士告訴我的那樣，這也標志著一個真正新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是由新技術帶來的，新技術迅速削弱了超級大國及其精良武器系統的軍事優勢。

顯而易見的教訓不僅關乎唐納德·特朗普及其沖動的戰爭叫囂，也不僅關乎皮特·赫格塞斯及其短視的殺傷力，甚至也不僅僅關乎美國帝國的現狀及其特定的軍事軟肋。“我們開始看到導彈和無人機戰爭新時代的輪廓，”新美國安全中心的保羅·沙雷說道。“我們在伊朗看到的一點是軍事力量的局限性”——至少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力量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再相信使用空中力量就能取得決定性勝利，而對方卻無力反擊，”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奧黛麗·庫爾特·克羅寧說道。“你是否是超級大國似乎遠不如你是否有能力發射無人機或以相對較低的成本設計自己的武器重要。”

幾乎每次美國攔截導彈擊落“沙赫德”無人機，都會給美國軍費造成數百萬美元的損失，而伊朗軍費則損失數萬美元。這些還只是被記錄為美國勝利的戰果。如果無人機和導彈突破防線，它們甚至能擊落價值5億美元的美國偵察機。

軍事未來學家有時喜歡談論他們所謂的“超高速戰爭”——在這種沖突中，自主武器系統可能以人類觀察者完全無法理解的速度進行對抗。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可以用“精確制導”來形容：精確制導導彈和攜帶彈藥的無人機如今價格低廉，即使是軍事實力較弱的國家也能大規模部署。“過去只有少數國家能夠發動精確打擊，”霍洛維茨說，“但現在世界上每個國家和許多武裝組織都能以低成本進行大規模打擊。”而且這些武器不僅越來越便宜，也越來越智能。“我認為十年后，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擁有一支能夠進行精確制導的軍隊，”羅格斯大學的邁克爾·博伊爾說道，他是《無人機時代》一書的作者。他表示，其結果將是消耗戰的回歸，無論雙方軍隊在電子表格上看起來多么不匹配。在伊朗，我們似乎已經身處其中了。

幾十年來，美國人一直被一種觀念所吸引：先進武器能為國家帶來某種軍事豁免權。胡佛研究所的杰奎琳·施耐德稱之為對決策者和軍方來說難以抗拒的“海妖之歌”，即技術優勢可以帶來必然的勝利，而無需付出任何士兵——甚至可能無需任何物資——的代價。過去二十年來，五角大樓屢次以此為由發動軍事行動。在沖突初期，施耐德宣稱，伊朗不僅是一項軍事挑戰，也不僅僅是對缺乏明確戰略目標的武力所能取得成就的一次檢驗，而是“對美國戰爭方式的一次關鍵考驗”。我們真的能說我們通過了考驗嗎？

這場軍事僵局似乎令特朗普政府和許多美國觀察家感到意外。但其實并不意外。烏克蘭的教訓在很多方面都如出一轍：一個軍事超級大國看似壓倒性的優勢幾乎可以被廉價無人機的力量抵消。烏克蘭最初令人矚目的抵抗爆發源于其鼓舞人心的民族斗志和大量外國援助。但烏克蘭很快便在無人機技術方面找到了更持久的優勢。俄羅斯最終做出了回應——主要是通過進口伊朗的無人機和無人機技術——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入侵行動也基本停滯不前。這場沖突已進入第五個完整年頭，如今看來，它不再像是一支一流軍隊與一個地區小國之間的戰爭，而更像是一場現代塹壕戰，前線幾乎從未超出無人機劃定的“殺傷區”（向兩側延伸20公里），據估計，80%的傷亡是由無人機而非士兵或常規彈藥造成的。

美國去年與胡塞武裝的戰斗教訓與此類似，盡管這場戰斗幾乎沒有在美國公眾中引起任何波瀾：一個規模相對較小、資源有限的伊斯蘭武裝組織，憑借霍洛維茨所說的“飛行割草機”，對美國的進攻發起了出人意料的抵抗。結果如何？美國尷尬地被迫撤退。決策者原本以為這場沖突會輕而易舉地結束，但最終卻讓美國在一個月內損失超過10億美元。“他們具有很強的承受打擊的能力，”特朗普總統當時在宣布美軍撤離時稱贊胡塞武裝。“可以說他們非常勇敢，”他補充道，“他們擊沉了很多船只。”

預言這種挫敗感的先知是政治學家羅伯特·佩普。自1996年出版《轟炸取勝》一書以來，他一直認為美軍高估了僅憑空中力量實現強制目標的能力。在伊朗沖突期間，他更是不斷警告美國，由于對自身軍事力量的局限性感到沮喪，可能會陷入升級陷阱。在他看來，美國人沉迷于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瞥見的單方面戰爭的前景，以至于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在隨后的眾多戰爭、準戰爭、空戰和無人機戰爭中，美國從未取得過任何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

在伊朗，短期內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美國揚言要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類似“槍殺人質”的封鎖。我們或許會看到核邊緣政策的重現，或者雙方達成某種模棱兩可的退出戰爭方案，即便沒有通過談判解決爭端，也可能出現停火、零星交火以及低調但持續的經濟戰。

從長遠來看，軍方很可能會適應精確質量打擊的新時代，就像他們已經開始在其盧卡斯無人機項目上做的那樣——盧卡斯無人機是伊朗“沙赫德”無人機的仿制品，后者在海灣地區和烏克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據我們所知，美國上一次抄襲他國的軍事能力，還是在上世紀70年代蘇聯研制的浮橋，”霍洛維茨說。“這并非美國慣用的伎倆。”

但試想一下，幾年后，美國轉向精準大規模作戰，并通過圍繞安杜里爾（Anduril）和帕蘭提爾（Palantir）等公司構建的新型軍工復合體，轉變了其采購方式和對“消耗性”武器的理解。即便如此，美國能否重新獲得對弱小對手的明顯優勢仍未可知，尤其是在超級大國主動進攻的情況下。“最終你會陷入強國與弱國互相攻擊的局面，”博伊爾預測道。“我們將看到許多國家能夠集結少量無人機，互相攻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襲擊民用目標或靠近民用發電廠的目標。”這是伊朗沖突中另一個令人震驚的進展，雙方都公開打擊目標，而這些目標在不久前還會被視為明顯的戰爭罪行。“我希望看到一系列相關的規范出臺，”博伊爾說道。 “很遺憾，我覺得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

這種哀嘆有時也出現在對人工智能的討論中，而這與無人機的故事有著有趣的呼應。十五年前，當一架美國“死神”無人機在也門一條偏僻的道路上擊斃美國公民安瓦爾·奧拉基時，人們或許會設想一個類似“死星”的未來：無人機技術使美國能夠幾乎無限地擴張其軍事優勢——一個無所不能的帝國監視著全球各地的目標，并派遣無人飛行器進行暗殺，而真正的美國士兵則完全置身事外，無需承擔任何風險。

“無人機”一詞如今的含義已截然不同——或者說，它代表著許多不同的事物。但從擊斃奧拉基的威嚴的“死神”無人機，到如今撼動美國霸權的“沙赫德”無人機，美國并非簡單地將其在技術前沿的強大優勢一并擴張。相反，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快速而顯著的擴散時期，其影響遍及全球，并已超出美國的控制范圍。

這對人工智能的未來，無論是在戰爭領域還是其他領域，意味著什么？多年來，那些主張加大投資、減少政府干預的人一直將人工智能描述為一場軍備競賽，為了勝利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然而，無人機戰爭的新時代表明，最初看似超級大國之間新超級大國的崛起，最終可能會演變成截然相反的局面——一場技術上的自我懲罰。

本文出處：https://www.nytimes.com/2026/04/15/opinion/iran-drone-wa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