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生產：帶貨媽媽母職身份的時空重構與主體建構

華怡佼，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市婦女干部學校，主要研究方向為性別社會學；

張廣利，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政策與社會治理

［摘 要］在數字平臺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帶貨媽媽作為同時承擔母職責任與平臺勞動任務的主體，日益成為數字勞動的重要參與者。基于對上海地區16位帶貨媽媽的深度訪談資料，本文提出“生活即生產”的分析視角，聚焦母職身份在平臺勞動中的生成路徑，分析家庭生活如何在時間節奏、空間結構與主體建構三個維度被平臺機制重組并嵌入生產體系。研究發現，平臺通過算法機制重新調度了家庭時間，將帶貨媽媽私人化的家庭空間轉化為公開的內容生產場景，并推動其母職身份向可運營的市場角色演變。本文以此探討數字平臺如何重塑母職身份的時空基礎與實踐邏輯，揭示家庭日常生活與平臺經濟之間的新型互動關系，回應數字經濟背景下母職勞動的價值轉化路徑。

［關鍵詞］數字平臺經濟；母職勞動；生活即生產

一、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母職勞動被視為家庭內部的非經濟性勞動，尤其在照料、家務與育兒等活動中，其價值常被忽視或邊緣化（李潔、吉來詩琴，2022）。這種無酬、隱性的定位不僅限制了女性的社會參與，也遮蔽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實際勞動貢獻。近年來，母職勞動原有的非經濟性邊界開始松動。平臺經濟的興起與家庭生活的數字化滲透，使生活與生產的界限日益模糊。以90后母親為代表的年輕育兒群體，憑借較高的媒介素養與平臺適應能力，借助微信、小紅書、抖音等平臺，將日常生活轉化為內容生產，獲得初步的市場回報與社會認同（林璐娜，2024）。這一現象表明，母職勞動正由家庭內部的無酬勞動向平臺化、可見化的勞動形態轉變，為理解家庭勞動的再組織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母職實踐也逐步從家庭內部延伸至平臺空間。越來越多的媽媽通過展示育兒日常、家庭互動等內容，完成從母親到內容創作者再到帶貨主播的身份轉換。這一過程既是她們對就業困境的現實回應，也體現了其對平臺邏輯的主動適應，推動傳統家庭勞動向可見化、有償化的市場勞動轉變。當下，國家層面亦不斷推動女性參與數字經濟活動，“數字木蘭”等項目為女性提供短視頻、電商等培訓資源，以增強其平臺勞動能力（李衛、趙含玥，2024）。據統計，2022年中國電子商務領域女性從業者已達5700萬人，廣泛活躍于社交電商、社區團購與內容平臺（阿里研究院，2022）。帶貨媽媽一方面履行家庭的照料責任，另一方面通過內容輸出與經驗轉化，將原屬于再生產的生活行為嵌入平臺邏輯，模糊了生活與工作的邊界，也打破了生產與再生產的二元劃分。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數字平臺如何將帶貨媽媽的日常生活系統性納入內容生產體系，并通過重構其生活節奏與家庭空間，將其嵌入平臺所主導的勞動機制？第二，在平臺機制作用下，母職身份如何作為勞動標簽被重新建構，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新的意義與市場位置？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視角

（一）文獻綜述

1.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轉型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社會再生產理論，在批判性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雙重生命生產”思想的基礎上，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與再生產的分離與對立（蘇熠慧，2019）。社會再生產理論指出，在資本主義勞動體系中，生產勞動與再生產勞動長期處于分離狀態，前者指向直接創造經濟價值的公共勞動（Bellofiore，1998），后者則涵蓋一切存在于家庭和社會之中、用于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的勞動（Bhattacharya，2017：2），如承擔家務、育兒、情感維系等職能。女性主義學者將再生產的討論從勞動力再生產擴展為社會再生產，使其成為分析社會結構與制度運作邏輯的重要理論框架。

盡管再生產勞動對于維持社會秩序穩定具有基礎性意義，但長期以來卻被制度性地視為無酬勞動，排除在正式的經濟價值計算范疇之外（佟新，2017），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動貢獻長期被低估，并導致了持續的性別經濟不平等（虞暉，2007）。照料勞動的無酬化并非自然結果，而是制度性安排的產物，女性以道德義務的形式承擔再生產責任，從而維系低成本的社會再生產體系（李潔，2021）。

隨著市場化改革和社會分工的深化，再生產勞動經歷了明顯的市場化轉型。以家政服務、護理、早教等為代表的家庭照料勞動逐步進入市場并被商品化，女性的身份由家庭照料者逐漸轉向市場化的服務勞動者（霍克希爾德，2014：96-100）。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既推動了家庭勞動的社會化，又在性別維度上重構了家庭與市場之間的勞動分工（田毅鵬、陳鳳樓，2018）。這一過程既體現了市場邏輯對家庭領域的再組織，也揭示了再生產勞動在市場機制中被重新分配的路徑。

通過梳理過往研究可以得出結論，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轉型具有兩重特征。一是照料勞動的外包化與服務化。再生產勞動日益進入商品交換體系，并被制度化為照料經濟的一部分（楊菊華，2019）。家政服務、托育教育等行業的興起，使女性在家庭內部與市場體系之間形成流動，但再生產勞動者群體仍以女性為主，且集中于低薪與情感密集型的崗位（Morini，2007）。二是教育與情感勞動的母職化延伸。與照料勞動的市場化相伴，教育與情感陪伴也被納入市場體系。母親在家庭再生產體系中的角色得到進一步強化，她們不僅承擔照料與管理的職責，還在子女教育和情感陪伴過程中成為“教育經紀人”（楊可，2018），其勞動雖具有專業性與創造性，卻因其家庭化特征而被忽視。這種勞動延伸加劇了女性在家庭與市場之間的時間與情感負擔（陳蒙，2018），并使家庭勞動的性別分工在新的經濟結構中被重新鞏固。

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轉型體現了資本邏輯對生活領域的持續滲透，生活與生產的邊界在市場機制下呈現不斷模糊的趨勢。這一趨勢也為理解數字勞動與平臺經濟背景下家庭勞動形態的變化提供了重要視角。

2.數字化語境下的家庭再生產勞動轉型

隨著市場化不斷深化與數字經濟迅猛擴張，家庭再生產勞動逐漸被納入資本積累體系?；ヂ摼W環境下的自由勞動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的重要支撐，用戶在看似自愿的參與過程中創造了剩余價值（Terranova，2000）。數字勞動將家庭、休閑與情感活動納入資本邏輯，使生活世界被重新組織為生產過程（Fuchs，2013）。在這一語境下，家庭再生產勞動不再局限于家庭內部的物質與情感照料，而是通過內容生產、社交互動與情感表達的形式，實現其經濟價值的轉化。數字平臺的普及推動了家庭再生產勞動的內容化與平臺化轉型。一系列原本屬于私人領域的日常事務，如做飯、親子互動、家庭收納等，逐漸被轉化為平臺上的短視頻、直播和圖文筆記，構成內容生產與社交資本積累的重要方式（He et al.，2022）。特別是在以帶貨媽媽為代表的群體中，這一趨勢表現得尤為明顯。她們將日常生活和育兒經驗轉化為能夠獲取流量與市場信任的內容資源，進而實現家庭勞動的經濟價值轉化（Zhang et al.，2023）。同時，這種勞動形態也帶來了勞動時間的延展、親密空間的公開化以及母職身份的算法化重構（楊有楠，2024）。

哈貝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為數字平臺如何利用算法機制介入家庭生活實踐、改變家庭空間功能和個體行為模式提供了理論啟示。生活世界是個體進行意義建構、維系親密關系和情感支持的領域，其運行不受經濟與行政系統的強制規則約束（哈貝馬斯，2018：115-125）。然而，市場經濟體制與官僚政治體制憑借“貨幣”與“權力”等非語言媒介，引導生活世界逐步走向商品化與標準化（王鳳才，2024）。在數字平臺條件下，這種殖民化通過算法治理得以具象化。數字平臺經濟依靠復雜的算法機制與內容審核標準，深度介入并重塑了家庭生活中的社會行為模式與個體互動方式（肖珺、郭蘇南，2020）。算法并非簡單的中介技術工具，而是一種社會建構與治理機制，通過隱性的排序、篩選與規訓，系統性地塑造用戶的行為與價值選擇（Duffy & Meisner，2022）。平臺的算法權力具體表現為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之間調控內容的分配與呈現，進而影響勞動者持續地調整內容生產方式與身份展演策略（Swart，2021）。這一機制體現了監控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即平臺通過數據驅動與精細化管理，將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節奏、互動方式與主體意識全面納入算法規訓（田方晨、劉明明，2024）。

總體來看，數字化語境下的家庭再生產勞動轉型呈現兩重特征。一是內容化與可見化。家務、育兒等照料勞動被重新包裝為可傳播的內容產品，家庭場景與母職經驗成為平臺上的“數字勞動”（Abidin，2017），日常生活也被系統化地轉化為視覺商品與流量資產。平臺基于可見性分配的邏輯，鼓勵勞動者對家庭日常進行持續的公開與表演化的呈現，使家庭勞動獲得新的市場價值。二是情感化與自我規訓。為了獲得平臺推薦與觀眾關注，帶貨媽媽不斷塑造并展現母職形象與親密情感，并依據平臺指標對工作節奏、內容風格與呈現形式進行自我調節（趙雅馨，2023），其母職實踐由此呈現高度表演化與自我監督化的特征。數字化語境下的家庭再生產勞動轉型，揭示了資本與技術通過平臺機制向生活領域滲透的內在邏輯。一方面，數字平臺賦予家庭勞動可見性與市場回報（張虹，2021）；另一方面，算法權力與情感規訓又將生活實踐重新組織為持續的生產過程（唐嘉儀，2023）。這一趨勢為理解數字勞動的性別化機制和當代母職勞動的新形態提供了重要視角。

已有研究為理解數字平臺如何重塑家庭再生產勞動及母職主體建構提供了豐富而深入的理論資源。學者普遍關注平臺運作邏輯及其對勞動形態和家庭分工的重塑，揭示算法機制、流量邏輯和情感勞動如何共同塑造女性的勞動處境與身份表達。這些研究為理解平臺經濟對家庭再生產勞動的滲透提供了重要啟示。然而，現有研究總體上仍以結構約束和算法控制為分析重心，強調女性勞動者在平臺體系中的被動地位，較少關注她們在家庭與平臺交織的生活場域中，如何通過日常實踐與策略性協商重組勞動意義。同時，對于再生產勞動在平臺經濟中直接創造經濟與社會價值的機制，也缺乏系統探討。事實上，隨著生活內容的商品化和情感表達的可量化，母職勞動正逐漸成為平臺價值鏈的重要環節。綜上所述，當前研究多從宏觀結構與資本邏輯的視角闡釋平臺機制的影響，揭示了制度性約束的力量，但對微觀生活場域中勞動實踐的生成性與主體性關注不足。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分析視角，以揭示數字經濟背景下家庭生活與勞動之間的互動機制。

（二）“生活即生產”作為分析視角

基于前述研究可以發現，數字平臺經濟的擴張使家庭勞動逐步被納入資本積累體系，生活與生產的界限日益模糊。為了進一步解釋這一結構性變遷，本文提出“生活即生產”的分析視角。這一視角關注生活場域內部的生產機制，揭示家庭日常生活如何被制度性地組織為內容生產與市場轉化的勞動過程。

在數字化條件下，家庭生活被全面卷入平臺機制，個體的日常行為不再是生產體系的附屬環節，而是直接構成創造價值的勞動過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情感表達與瑣碎事務通過算法推薦、內容分發和數據反饋被不斷循環放大，從而生成具有可交換價值的數字內容與流量資產。用戶生活自身的展開已成為平臺經濟持續運轉的重要動力。

“生活即生產”旨在突破“生產—再生產”“生活—系統”等傳統二元劃分，強調生活不僅是生產的基礎，更是被組織化的生產環節。與以往將家庭生活視為勞動體系邊緣部分的理解不同，本研究認為，平臺治理邏輯使家庭場域逐步演變為穩定的內容供給源和經濟轉化場域。算法與流量機制通過可見性分配與數據反饋，實現了家庭行為的再編碼，使其在制度性吸納的過程中獲得可展示與可變現的價值。

在城市帶貨媽媽的實踐中，這一邏輯尤為顯著。原本屬于私人領域的家庭行為，如親子互動、做飯、生活分享等，被重新包裝為平臺內容，通過算法分發與用戶互動實現流量積累與商業轉化。由此，家庭勞動時間被無限延展，家庭空間被持續公開，母職身份也在內容生產與流量競爭中經歷重新演繹和制度化的過程。這種以生活為原料的生產模式，展現了數字平臺如何將家庭再生產勞動轉化為新的價值創造機制。

與“生活世界殖民化”所強調的外部系統侵入不同，“生活即生產”關注的是生活場域內部的生產邏輯，它揭示的不僅是資本邏輯的滲透，更是生活自身生產性的顯現。平臺算法和流量機制持續影響個體的生活節奏與內容形態，使生活實踐逐步嵌入可計量、可展示與可變現的勞動流程。同時，個體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這種制度化規訓，而是在家庭責任、算法邏輯與市場激勵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形成兼具被動吸納與能動創造的生活勞動形態。

“生活即生產”的分析框架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其一是時間維度，指生活節奏被平臺邏輯重新劃分，家庭生活的碎片被連續納入內容生產鏈條；其二是空間維度，即家庭空間的開放化與展示化，親密場景在平臺可見性邏輯下被重新定義為勞動化的公共場域；其三是主體維度，強調母職身份在平臺機制中的重構，個體在家庭責任、算法規訓與市場激勵的交織影響下，實現新的主體建構。

“生活即生產”不僅是對家庭再生產勞動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生產性轉化的理論回應，也為理解生活與勞動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該視角有助于揭示平臺經濟如何通過算法機制實現對生活的吸納與再組織，同時說明個體如何在被動規訓與能動實踐之間生成新的勞動意義與社會身份，為后續分析帶貨媽媽的勞動過程和主體建構提供基礎。

（三）研究方法

為探討平臺帶貨勞動的特征及其與家庭生活的交織關系，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對帶貨媽媽進行了深度訪談，分析平臺機制如何將個體的生活實踐吸納并轉化為勞動過程。研究基于2023—2024年對上海地區16位帶貨媽媽的訪談，這些帶貨媽媽活躍于微信、小紅書、抖音等平臺，其帶貨品類涵蓋母嬰類、家居類等日常用品。受訪者年齡集中于25~35歲，具備基本的視頻拍攝、剪輯、圖文發布與數據查看能力，能夠獨立完成日常內容運營任務。樣本通過滾雪球抽樣方式獲取，由研究者基于初始接觸對象的推薦逐步擴展。訪談采用半結構式提綱，圍繞帶貨行為的起始動因、勞動節奏安排、家庭空間使用、親子互動變化、平臺規則認知及身份調適等主題展開。每次訪談時長為1~2小時，形式以線下訪談為主、線上訪談為輔。為保護隱私，所有受訪對象以M1至M16的編號呈現。

本研究重視個體經驗在平臺勞動與家庭生活交錯過程中的表現，尤其關注家庭生活如何嵌入勞動節奏與空間配置。通過對受訪材料的歸納分析，本文為理解“生活即生產”邏輯在平臺勞動中的具體表現與制度性結構，提供了扎實的經驗基礎。

三、在生活中生產：

帶貨媽媽的日常勞動實踐

在數字平臺不斷滲透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帶貨媽媽的勞動實踐既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生產與生活的二元劃分，也重新塑造了家庭勞動的價值體系。本部分從時間節奏、空間結構與主體建構三個維度出發，剖析“生活即生產”邏輯在日常勞動實踐中的具體呈現路徑，揭示其如何嵌入數字經濟的資本邏輯之中，進而轉化為一種持續的生產過程。

（一）平臺邏輯下的時間滲透：家庭節奏的被壓縮與再調度

在數字平臺的勞動場域中，時間不再以傳統的“打卡上下班”方式界定，而是由平臺特定的算法規則所塑造。平臺通過流量池推薦機制、完播率權重及更新頻率等指標，直接決定帶貨媽媽日常勞動的節奏與安排。如T平臺以完播率作為核心推薦指標，短視頻的流量分配嚴重依賴觀眾的完整觀看率，這迫使創作者必須在視頻前幾秒內快速吸引觀眾；而R平臺則更傾向于互動評論數、收藏數等指標，更強調情感互動與細節描述。這種算法機制的差異使得帶貨媽媽需要持續調整自身內容策略，以分別適應不同平臺的推薦導向。在這一背景下，家庭時間被深度切割為碎片化、多任務交叉的狀態。多數受訪者表示，內容拍攝、剪輯與發布被安排在做飯、家務與照料孩子的縫隙之間。這種嵌套式勞動對媽媽們的體力與注意力構成持續挑戰，迫使她們長期處于對平臺數據、觀眾反饋與品牌需求的快速響應狀態。

M3媽媽主要帶貨健康食品，在小紅書和微信等平臺分享給孩子準備的早餐和晚餐?！耙郧拔易鲈绮途褪菫榱巳胰顺缘檬娣?，現在是為了拍‘媽媽早餐系列’，我每周要提前準備5個菜單，要有創意、有搭配、有拍攝角度。為了趕在姐姐上學前出片，早上6點就得起床做準備。早飯剛做好不吃，先調手機支架、找光線、擺盤，再拍幾輪照片和視頻，拍完食物早就涼了。平常弟弟的午睡時間，本來可以休息一會兒，但我通常是一邊吃飯一邊盯著手機看同行視頻，看看別人又做了什么新選題，有沒有新的爆款思路。看完之后還得趕緊寫文案、安排拍攝、預訂選品，不然第二天就沒內容可發了?！保∕3）

M3的經驗清晰地體現了平臺算法機制如何通過內容生產要求，直接重塑帶貨媽媽的家庭時間節奏與勞動安排方式。這種嵌套式勞動導致家庭事務與內容生產交錯進行，為了維持平臺對內容密度與更新頻率的算法要求，媽媽們不得不壓縮休息時間、犧牲親子陪伴時間，以便為平臺勞動讓位。

M5曾是一名企業職員，在生完孩子后選擇全職在家，原本希望能放慢節奏，但加入帶貨行列后，她坦言“在家比上班還忙”。“我現在已經習慣了這種節奏，早上送完孩子去學校，我就開始選品、寫腳本、拍攝，有時候中飯都湊合吃，有時晚上孩子自己玩我也會直播一會兒。以前生活是朝九晚五，現在是一刻不停。你說我是全職媽媽嗎？也是。你說我是主播、是運營、是剪輯師嗎？好像也是。直播對我來說就像一份沒有下班鈴的工作，我不是每天播，但幾乎每天都在為直播做準備。去年我孩子放暑假去奶奶家，為了趕上每天平臺允許掛小黃車的5個視頻名額，我就一口氣從早上8點一直拍到晚上8點。如果趕不上，機會就浪費了。有時候實在太累了，視頻質量差一點也得發，就像交作業，不交心里不踏實。”（M5）

在這種平臺邏輯下，勞動時間不再受制于日歷和鬧鐘，而是被更隱性的流量績效評估機制所取代，這一機制由算法、流量和粉絲互動反饋共同驅動（李之易，2022）。平臺通過算法推薦和隱性流量指標，重新調度了帶貨媽媽的生活節奏，進一步加劇了生活時間的資本化程度（成軍青、薛俊強，2024）。不少媽媽也提到，她們的時間任務管理已高度融入平臺化運作。每天的上新、發圈、直播等活動構成日常時間的任務清單，與照顧孩子、做家務等任務交織在一起，形成交錯運行的雙重勞動軌道，帶貨媽媽不得不將生產節奏嵌入日常生活安排。

M14媽媽帶貨時間已有3年，剛開始無從下手，現在已經會使用多個手機設定不同平臺的提醒?！拔椰F在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臉，而是打開手機查數據，看看昨天的曝光量和商品點擊量?，F在平臺尤其看重完播率和互動點贊量，不達標的話，系統就會減少流量推薦，因此我必須嚴格規劃內容發布的節奏與頻率。幾點更新？視頻發幾個平臺？我有一整張表格，內容更新安排得明明白白。節假日、促銷節點、帶貨周期、算法調整，全都列在表里。說實話，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我就像流水線上的工人，每天睜眼就是內容與任務。直播平臺沒有打卡制度，但我的時間早就被平臺的節奏同化了?！保∕14）

M14的經驗展示了平臺算法如何具體介入個體日常勞動。她表示，為了適應T平臺尤其看重完播率的算法邏輯，她必須持續提高視頻前幾秒的吸引力，精細安排視頻長度和發布時間，以保持穩定的流量曝光。同時，她也強調在R平臺需要更加注重內容的情感表達和互動技巧，通過設置互動問題或吸引用戶評論、收藏，以提升內容在算法中的推薦權重。這種精準的策略性調整，充分體現了她在不同平臺算法規訓下的主動協商與適應過程。

M7開過餐館、咖啡館，由于實體經濟在疫情期間受到的沖擊比較大，她轉而開展線上業務。“最開始我一點也不會，連直播間怎么開都不清楚，都是后來一點點摸索出來的。我怕忘了，就每一步都寫在本子上，現在那本子已經寫滿了。那段時間白天拍視頻，晚上學話術，常常凌晨還在翻資料。小孩半夜醒來上廁所，還能看到客廳燈亮著。我覺得自己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甚至比當年還拼?！保∕7）

平臺勞動看似靈活自由，實際上卻被播放量、轉發量等算法指標高度規訓，使家庭生活系統性地轉化為可規劃的生產性勞動。平臺通過設置明確的算法指標和相應的懲罰獎勵機制，直接規訓了帶貨媽媽的日常行為和時間結構，使她們持續處于算法導向的高強度內容生產狀態。

（二）平臺凝視下的空間重構：家庭私域的開放與展示

數字帶貨不僅改變了勞動者的時間結構，也通過平臺的內容審核機制與社區展示規則，深刻改造了勞動者所處的物理空間與情感空間。對于帶貨媽媽而言，原本具有私密性的家庭空間，在平臺機制的規訓下被重新定義為內容展示與商品轉化的勞動場所。平臺勞動的空間邏輯并非簡單地將工作帶回家，而是將家庭空間本身直接轉化為內容生產與市場推廣的載體，賦予其明確的視覺展示與流量屬性。

M8直播內容以K12圖書為主，她在訪談中談到家庭空間的變化：“現在平臺都強調家庭空間要干凈、整潔，有質感的視覺效果，這直接導致我每次拍攝前必須花大量時間布置家庭空間，符合平臺規定的展示標準。我們家以前的客廳，是孩子玩玩具和我泡茶聊天的地方，現在成了直播間。三腳架、燈光、背景板一搭上，連地毯都換成了適合拍照的淺色系。柜子里不再是家里用的物件，而是一排排的樣品。為了拍得清爽些，我還重新整理了收納。有時候孩子在旁邊搭積木，我就在旁邊直播，我們一個在玩，一個在說話，但其實都不在同一個空間里?！保∕8）

家庭空間在帶貨實踐中面臨功能的重疊與沖突：廚房不只是做飯的地方，也是拍攝媽媽食譜的工作臺；客廳不僅是親子交流的空間，也是直播試穿與商品展示的背景板?？臻g布局因此頻繁處于臨時調整與快速布景的狀態，家庭空間被持續納入平臺的規訓。

M1是一位童裝主播，育有一個 3歲的女兒，經常將孩子納入直播展示的一部分，她談到一次工作與育兒交疊的經歷：“那天帶孩子去公園玩，我其實是特地準備了一批新款衣服帶過去的。本來是親子出游，結果我一路都在找合適的光線和背景，因為現在平臺很看重生活品質和育兒品位，所以整體布景很重要。我讓孩子試穿拍照，結果她不太配合，回來之后我看照片效果也不太好，但還是發了幾張，因為平臺對更新頻率還是有要求的。這種家庭日常已經不再純粹，可以說是我工作的素材，也是孩子童年的背景?！保∕1）

這種集生活、展示、銷售為一體的空間嵌套模式，不僅推動了家庭空間的商業化利用，也改變了親密關系的空間表達方式。部分受訪者提到，雖然與孩子共享物理空間，但因持續處于內容捕捉狀態，她們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拍攝與數據反饋上，而非互動本身。

M15是一位從事水果類目帶貨的媽媽，她的直播節奏高度嵌入日?？臻g，也導致了親子互動的疏離：“我做的是生鮮水果類的帶貨，對流通環節、備貨量這些都很看重，不能亂來。我每天要關注后臺數據，看庫存有沒有變化、客戶有沒有投訴，哪種水果的評價高、物流快，手機基本不離手。說是我在家帶娃，其實我白天面對著孩子，但心思全都在屏幕上了，要么在看評論，要么在改話術、盯銷量。我在家拍視頻，但真的拍得很慢。家里什么事都有，拖地、晾衣服、做飯，孩子暑假在家更是一堆事情。剛準備好拍攝，他就跑來讓我給他煮面；他不開心，還要我陪著寫作業。拍個十幾秒的視頻，要斷斷續續拍三四次。我在家雖然陪著孩子，但大部分注意力在平臺數據上，家已經變成了我的辦公室?！保∕15）

平臺機制的算法標準與內容展示要求，逐漸削弱了家庭空間的私密性與親密互動，迫使家庭日常被轉化為公開的生產過程。家庭日常不再是單純的生活，而是成為平臺內容生產與商品轉化的重要環節。平臺算法與內容審核標準重新定義了家庭空間的使用規則，使其成為穩定的內容生產與商品推廣場景，深刻影響了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削弱了原有的親密性與休閑性。

（三）平臺機制下的主體建構：母職角色的市場化運作

在數字平臺構建的勞動體系中，“媽媽”不再只是一個生活身份，更是一種平臺角色與信任標簽。平臺通過算法推薦、互動數據、內容審核與榜單激勵機制，直接決定哪些母職敘事能獲得平臺流量與商業認可，從而將其轉化為市場化的情感資本。帶貨媽媽通過展示真實生活細節與育兒經驗，逐步將母職身份轉化為可運營的市場角色，并在內容呈現、社會期待和平臺規訓之間進行持續協商與適應。這一主體建構過程主要體現在勞動自我、消費自我和專業自我三個維度。

在勞動自我維度上，許多帶貨媽媽通過勞動敘事主動建構“勤勞母親”“責任母親”的鮮活形象，將日常照料與產品推薦巧妙融合，為家庭勞動開辟了市場轉化的新路徑，既建立了市場信任，又獲得了經濟收益。在直播語境中，照顧孩子、處理家庭事務不再只是家庭內部的義務性行為，而是成為塑造勞動者身份的重要部分。一些原本脫離工作軌道的媽媽也因此在帶貨中尋回自我價值與認同感。

在此背景下，M2的經歷具有代表性。她原為早教機構教師，因照顧女兒選擇辭職，后通過短視頻和直播重新開啟職業路徑。在帶貨實踐中，M2意識到母職身份所帶有的生活經驗與責任形象，使她在平臺環境中更易獲得用戶信任，也為其重塑自我身份提供了契機。

“我以前是做早教的，每天圍著孩子轉，工作很充實。生了娃之后辭職回家，最初真的有種落差感。一開始對著鏡頭我特別不自在，說兩句就結巴，整個人腦袋空白。但我不想一輩子都只是‘孩子她媽’，我想有點自己的價值感。剛開始做直播帶貨的時候，丈夫并不支持，擔心這樣會打亂家庭原有的生活安排。后來隨著我的直播收入增加，我們家庭整體經濟狀況明顯改善，他逐漸轉變了態度，有時還會主動幫我處理直播技術上的一些問題，甚至還會主動承擔一些家務。女兒也感受到了我的變化，有時還會跟我討論視頻的內容?！保∕2）M2的例子說明，平臺勞動不僅重塑了女性的職業身份與自我價值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家庭內部性別分工的動態調整。

在消費自我維度上，媽媽身份也成為一種營銷資源。通過為孩子選擇最合適產品的日常敘事，這些媽媽將自身構建為具有道德感與判斷力的理性消費者，消費行為本身成為可信賴身份的公共呈現方式。這一過程與道德消費的邏輯相契合，即消費者的選擇被賦予道德判斷功能，母職消費者通過“為孩子選得好”來表現自身價值與信任力（Adams & Raisborough，2010）。這一類經驗表明，平臺中可信賴的母親形象不僅建立在生活經驗的基礎上，還依賴于對“正確消費”的演繹過程。

M10媽媽展現了一種象征母親身份的正確消費行為，并能公開地展示自己負責任的形象：“我賣的護膚品都是自己在用的，自己用得不好我也不敢推薦給客人。我自己孩子也在用，這是我之前發在朋友圈的前后對比圖，他青春期臉上發了很多痘痘，我用XM的洗面奶打泡給他清潔，手動打泡能讓洗面奶注氧深層清潔皮膚，他現在臉上基本上連一點痘印都沒有了?！保∕10）

母親的身份在消費場景中被不斷市場化，是平臺機制下可運營身份的一種外顯形式。平臺勞動要求的不只是生活經驗，更是消費知識的再組織。

M11很擅長母嬰產品內容講解，她的推薦很有針對性，也因此吸引了很多回頭客：“我不是報名字，而是說‘為什么選它’。比如寶寶面霜，我會講清楚適合幾個月的、成分有沒有刺激性……我提前查很多資料，寫筆記。有個客戶買嬰兒車，我問她需要輕便的還是大輪子的，然后給她推薦了一款便宜還適合她家小區路況的。她收到后很滿意，說我比育兒博主還專業。我覺得‘信任就是成交’，說得越細、越具體，大家才愿意跟著你買?！保∕11）

M11選擇的內容講解策略并非基于單純的個人偏好，而是受到平臺推薦算法的直接影響。她經常使用的某平臺對育兒類內容設置了明確的互動要求，包括評論、點贊和轉發數量必須達到一定標準，內容才能順利突破初始流量池，獲得進一步的曝光推薦。因此，她刻意在該平臺設計了互動性較強的問答環節，主動激發觀眾互動，以滿足平臺算法對互動數據的要求，推動內容獲得更大的推薦流量。

在專業自我維度上，通過將自己定位為知識生產者，帶貨媽媽創造了新的收入來源和商業機會，進一步將她們的職業身份與母職身份交織在一起。諸如在數字空間中分享育兒經驗以及孩子的照片和個人信息，已成為一種內容廣泛傳播的活動（Blum-Ross & Livingstone，2017）。這種分享為帶貨媽媽帶來了諸多益處，如提高自己的平臺曝光度、塑造知識母親的形象，進而促進消費。帶貨媽媽對自己為客戶挑選的產品非常自信，這種自信來源于她們作為“知識母親”的專業性，照料經驗、育兒知識和品牌認知都被她們整合為專業知識庫，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隨時調取。

M16對自己的人設定位是“我很忙，但是我很專業”：“我覺得客戶糾結很正常，畢竟現在產品的選擇太多，自己用過才能放心推薦。我今年過年帶孩子去哈爾濱旅游，八天里，我倆穿的滑雪服、羽絨服、保暖內衣我都發朋友圈了。其實這些產品都是我提前精心挑選、對比過品質和功能的，我自己用著放心才分享。我都還沒在群里推，就已經有客戶主動來問我款式了。這說明客戶信任我的眼光，知道我選的東西都是經過專業考量的，試錯成本自然就低了。”（M16）

帶貨媽媽通過將母職專業化和技能化，把自己打造成“媽媽影響者”（Jorgeet al.，2022），將生活經驗和知識從家庭私領域擴展到平臺公共領域，進一步實現了個人身份與母職角色的專業化塑造。然而，不同平臺對母職身份的展演方式與機制要求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也在客觀上促使帶貨媽媽需要在多個平臺之間持續地調整內容風格與互動策略，以適應各個平臺不同的算法偏好與用戶預期。在平臺經濟邏輯下，母職身份的形成與建構過程并非單純的個體表達，而是個體行動者在平臺算法、市場規則與社會期待的持續規訓下進行的主動調適與策略性協商。這種平臺化的勞動機制不僅深刻重塑了母職勞動的內容、節奏與形式，也在平臺經濟背景下重新定義了母職身份的社會與市場意義。

四、重組日常：

生活何以生產化

基于對帶貨媽媽勞動實踐的實證分析，本文認為，數字平臺并非單純入侵生活世界的外在力量，而是在母職勞動與平臺規則的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生活全面生產化的結構性邏輯。為揭示這一邏輯的內在運作機理，本部分從兩個層面展開剖析：一是生產與再生產的交織邏輯，二是生活嵌入生產的實現路徑。

（一）日常生活：生產與再生產的交織邏輯

與傳統生產—再生產的二元對立不同，當前數字勞動實踐中，生活行為既承擔再生產職責，也構成平臺內容的生成資源，從而展現出一種結構性交織邏輯。傳統理論中，生產被視為創造商品與價值的公共勞動，再生產則是保障勞動力延續、在家庭中完成的無償勞動，兩者長期處于分立的結構狀態。然而在數字平臺經濟條件下，這種傳統的二元結構被深刻地重新定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生產功能與再生產實踐相互交織、彼此嵌套的復合結構。一方面，家庭再生產勞動不再完全封閉于家庭場域，而是通過數字平臺的可視化機制，被重新包裝為可以交易的內容單元。帶貨媽媽在廚房為孩子做飯，也是在為媽媽早餐推薦拍攝視頻；在與孩子玩耍的同時，也在生產親子互動的圖像素材。這種日常生活的功能雙重化，使得生活行為不僅承擔再生產職責，同時也構成生產鏈條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產行為也開始深度嵌入再生產環境。平臺通過完播率、互動頻率和流量分配等具體算法指標，直接影響并規范帶貨媽媽的日常生活節奏和空間使用方式。從飲食安排、家庭布置到作息管理，生活的一切都逐漸服從于平臺內容生產的需要，日常生活被算法機制精確地納入生產邏輯。換言之，生活的每一環節不僅“用于”生產，更被“作為”生產來組織。這種雙向嵌入關系打破了生活與生產的傳統界限，使家庭場域成為再生產與市場生產交織運行的空間。這種交織不僅體現在勞動形式的混合，更重構了勞動的社會意義和價值認定。

（二）時間、空間與主體：生活嵌入生產的實現路徑

在交織邏輯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從實現路徑層面，歸納出生活被平臺重組的三種實踐方式：時間路徑、空間路徑與主體路徑。它們分別揭示了生活節奏如何被任務化、空間如何被商品化以及母職身份如何被轉化為平臺運營角色，共同構成“生活即生產”機制的轉化基礎。

一是在時間路徑上，生活節奏的任務化與平臺化。在數字平臺邏輯下，時間不再簡單區分為傳統的家庭時間與工作時間，而被平臺算法以點贊量、更新頻次、互動率等具體指標持續細分與調度。平臺通過實時的算法推薦機制和流量反饋要求，精細化地規定帶貨媽媽每個時間片段的勞動內容與密度，從而系統地推動了日常生活與勞動節奏的融合，使家庭時間被精確地納入平臺內容生產的標準框架。

二是在空間路徑上，家庭空間的展演化與商品化。帶貨媽媽的家庭空間從生活空間轉變為內容空間和商品空間。無論是廚房、客廳還是臥室，皆因其可拍攝性與敘事性而被納入平臺空間治理結構。平臺內容的審核標準與算法推薦邏輯明確規定了家庭空間必須整潔、明亮，并呈現高品質的視覺效果，這直接促使媽媽們不斷進行空間布局的升級改造，同時也顯著增強了她們的審美意識，家庭空間因此被明確轉化為內容拍攝與商品推廣的專用場景。這種空間的功能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家—廠—店”的多重融合，使家庭空間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運營場域。平臺空間治理結構改變了家庭空間的功能邊界，使其轉化為生產節點。

三是在主體路徑上，母職實踐的市場化與功能化。平臺機制通過算法推薦、內容審核與流量反饋規則，持續規訓并推動帶貨媽媽呈現如勤勞母親、理性消費者、育兒專家等特定的身份標簽，使其主體身份被明確編碼為具有市場吸引力的勞動角色。這種主體建構過程并非簡單的自我表達，而是持續受到平臺算法指標和觀眾互動反饋的規訓與驅動，從而推動帶貨媽媽主動適應并重塑其身份以滿足平臺的市場邏輯。在帶貨實踐中，母親不僅傳遞身份敘事，也承擔內容創作、品牌合作與銷售轉化等任務。其主體性被不斷調整與重塑，從傳統照料者向數字勞動者、創業者等多重身份轉變。平臺邏輯使母職身份增添了一種復合型的平臺角色，不僅需展現家庭的情感溫度，更需展現專業能力與市場敏感度，在平臺機制的篩選與觀眾期待的共同作用下，母職身份經過不斷演繹，逐漸獲得一種可結構化運營的標簽功能。

上述三條路徑不僅并行不悖，更在實踐中相互強化，共同建構出一種生活全面生產化的運行機制。在這一機制中，生活不再是生產之外的休息區、撫慰場，而是成為平臺經濟持續運行所依賴的內容來源與情感基礎。內容節奏、空間布景與身份演繹被平臺納入技術運維邏輯，日常生活的結構被算法與資本邏輯深度格式化，家庭場景成為算法平臺與情感經濟交織的新生產現場。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生活即生產”為理論視角，聚焦帶貨媽媽的勞動實踐，探討母職勞動如何在平臺機制下由傳統照料活動轉化為平臺型勞動。通過對上海地區16位帶貨媽媽的深度訪談，本文從時間節奏、空間結構與主體建構三個維度切入，梳理平臺勞動如何重塑家庭生活的運作邏輯。研究發現，母職勞動的日常節奏被平臺要求的更新頻率與互動機制重新安排，家庭空間則逐步開放為對外展示與經營的場所，而母親角色在內容生產、消費引導與專業表達過程中被不斷調適為可持續輸出的市場身份。這些變化既反映了家庭勞動在平臺機制下的系統性改造，也展現了生活實踐在平臺規則驅動中完成向市場勞動轉化的過程。

在理論層面，本文對社會再生產理論和數字勞動研究進行了回應與延伸。首先，社會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家庭勞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多強調其“價值不可見性”。本文認為，在數字平臺經濟條件下，家庭再生產勞動通過算法機制實現了新的經濟計價與市場轉化，成為數字勞動的一部分，從而拓展了再生產勞動的分析邊界。其次，與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相比，本文發現，平臺經濟不僅侵入生活領域，更通過數據化和算法邏輯，將生活組織為可持續的生產過程。由此，“生活即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將“殖民化”的異化邏輯轉化為“生產化”的動態邏輯，從而為理解生活場域的生產性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最后，本文與數字勞動研究也形成互補對話。既有研究多關注職業創作者、網絡紅人或平臺從業者的勞動形態，而本文將分析對象延伸至家庭領域，揭示家庭生活在平臺邏輯下被轉化為兼具內容表達與經濟價值的勞動路徑，這一發現使數字勞動的討論回到其社會基礎即再生產勞動的結構之中，同時說明母職勞動在數字環境中獲得了新的生產意義與實踐空間，拓寬了再生產勞動的分析視野。

在現實層面，帶貨媽媽的實踐展現出家庭責任與數字勞動的融合路徑。她們通過平臺創造彈性生計，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可見性，同時也面臨時間的無界擴展、身份角色的模糊化、平臺規則的隱性規訓等新的結構性張力。母職身份雖獲得了一定的市場價值，但其穩定性與可持續性仍受到平臺流量機制與性別結構的多重制約。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例如訪談樣本集中在上海地區的帶貨媽媽群體，她們普遍具備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數字技能水平，因此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只反映了城市中產女性的母職勞動經驗。由于研究樣本高度城市化，對鄉村或縣域地區母職勞動的理解有所缺失。鄉村地區的網絡條件、帶貨品類、家庭支持與社會觀念等因素可能對母職實踐產生重要而獨特的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引入城鄉比較視角，擴大地域與階層樣本，探討不同社會經濟環境對母職勞動的影響，以更全面地理解數字平臺勞動在多樣化社會空間中的差異化表現。

總的來說，“生活即生產”的視角揭示了城市帶貨媽媽在數字平臺經濟背景下母職勞動的結構轉型與主體建構過程，凸顯了個體在平臺規訓與能動實踐之間進行策略性的身份協商與實踐的過程。這一研究不僅為理解數字平臺如何重構城市女性的家庭勞動與身份認同提供了理論啟示，也為進一步探討平臺勞動背景下性別化勞動的微觀實踐與規訓機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點。

責任編輯：張 亮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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