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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有觀點認為，伊朗戰爭可被視為美國首場“人工智能戰爭”與全面“商業太空戰”的實踐——美軍將AI、自主系統和商業技術嵌入作戰鏈條，并顯露出推動太空、網絡以及傳統陸海空領域融合的趨勢。但同時，亦有分析警示，美軍看似“無往不利”的新作戰模式，在面對中國這樣的體系級對手時，可能放大“先發制人”的沖動，致使戰術與戰略之間出現巨大脫節。

4月14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研究員約書亞·羅夫納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指出，中美間若存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未必是由于外界反復談論的權力轉移，而更可能是一種由因技術自信、速勝想象形成的誤判。文章借雅典與斯巴達的教訓提醒，兩個各具比較優勢的大國，一旦都相信能繞開對方強項、以低成本快速制勝，最終會踏上無人能輕易抽身的持久消耗戰。

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

美利堅大學國家服務學院（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t American University）副教授、布魯金斯學會訪問研究員，曾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

幾乎沒有哪個問題能像中美及競爭一樣，持續牽動觀察者的目光。分析人士密切審視兩國的政治走勢，刻畫兩國政治領導人的特征；經濟學家追蹤雙方金融和商業實力此消彼長的各項指標，思考這樣一種悖論：兩大經濟體既彼此不相容，又相互依存；而隨著中國常規與核能力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持續提升，軍事專家也愈發憂慮地關注著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

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提出一個著名警言：當一個崛起中的國家威脅要超越既有主導強國時，兩國可能會落入他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盡管艾利森引發了一場重要討論，那就是中國的崛起是否預示著美國的災難，但他的判斷其實錯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的警示意義，因為在那場沖突爆發之前，事實上并不存在正在發生的權力轉移。相反，在戰爭爆發前十年間，雅典與斯巴達已經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力量均勢：雅典主宰海上，斯巴達雄踞陸上。

隨后發生的，則是另一種悲劇。即便在政治危機不斷加深、外交逐步失靈之際，雅典與斯巴達都清楚對手比較優勢的性質所在，但雙方依然設想自己可以迅速贏得戰爭。等到戰火真正燃起，這些希望被證明不過是幻覺時，這兩個強國便一同陷入了一場漫長且破壞性的戰爭。這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令人擔憂的是，如今中國和美國正顯露出走上同一道路的跡象。

正如當年的斯巴達和雅典一樣，北京與華盛頓各自都擁有自身的比較優勢。中國是東亞首屈一指的陸上強國，美國則是最強大的海上力量。廣袤的中國大陸為中國軍隊提供了可靠的縱深依托；幾乎沒有人質疑中國的陸上防御能力。與此同時，美國在海軍力量投送方面擁有獨一無二的能力，能夠跨越遼闊海域有效展開行動。

然而，盡管兩國都富有且強大，但面對主要力量分別集中在不同作戰域這一現實，雙方其實都沒有明顯辦法來有效對付對方的主力。并且，只要中國保持其陸上優勢，或美國維持其海上優勢，任何一方都很難被輕易迫使投降。從理論上說，這一始終無解的戰略困境本應使這兩個大國對直接爆發敵對行動有所顧忌。

然而，中美都懷有在熱戰中速戰速決的設想。

中國如果動用反衛星武器和網絡行動攻擊美國那套復雜精密的通信網絡，可能會使美軍陷入“失明失聯”狀態，并利用遠程彈道導彈打擊美國分布在亞洲海域周邊的設施。畢竟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進展，意味著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夠更快作出決策，并更精準地投送彈藥。數十年的軍事現代化建設，也可能已使中國具備了快速而決定性取勝的條件。

美國的戰略界可能在設想對華打一場短促而猛烈的戰爭——正如他們原本希望在當前這場對伊朗戰爭中實現的那種速勝。美國的軍事學說自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便強調在沖突伊始對敵方指揮與控制節點實施致盲式打擊。網絡行動則會進一步削弱敵方組織連貫防御、應對后續攻擊的能力。在一場對華戰爭中，這一構想的目標，是使中國失去抵御美軍空海力量迅猛突進的能力。屆時，若戰爭的規模與節奏都由美國掌控，中國只能放棄抵抗。

戰爭的實際經驗一再證明，與強大對手的最初交鋒，往往就會擊碎戰前預期，使交戰雙方陷入進退維谷的處境。沖突一開始所牽涉的重大政治利害，又會促使雙方繼續打下去。然而，誰也無法真正取勝，倘若美國和中國落入這一陷阱，最終結果將痛苦的令人難以想象。

戰略失誤，可能毀掉“大戰略”

沒有誰比修昔底德更明白，短暫的戰爭是如何演變為持久戰的。他的著作凸顯了現代意義上“戰略”與“大戰略”之間的區別。

所謂“戰略”，是一種關于如何取勝的理論，是運用軍事暴力實現政治目標的邏輯。它為軍事行動賦予秩序，從而避免戰爭滑向毫無意義的殺戮。戰略至關重要，因為它始終聚焦于自身的政治目的，防止一味沉溺于軍事上的“必要性”。

“大戰略”則是一種關于安全的理論。它解釋一個國家如何在世界上維持自身安全。它以連貫的世界觀和對力量對比的合理判斷為基礎，來統籌運用國家治理與對外行動的各種工具。

當然，可靠的判斷往往并不容易獲得，而要圍繞共同目標協調龐大的官僚體系，也常常構成現實挑戰。修昔底德的敘述所揭示的是：即便這些問題都能夠被克服，戰爭中的戰略失誤，依然可能毀掉原本相當高明的大戰略。

當初，雅典與斯巴達有能夠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大戰略”。

雅典擁有古希臘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海軍。它坐擁三百多艘三列槳戰船，這種致命的戰艦依靠高速沖撞便可摧毀敵方艦只。雅典經過數十年打磨其海戰戰術，并能夠動員大批經驗豐富的艦長、舵手和槳手。更重要的是，雅典的大戰略是圍繞海上帝國主義展開的。其經濟依賴于與遙遠殖民地及朝貢盟邦所構成帝國網絡的貿易，而帝國收入則為不斷擴張的艦隊提供資金支持。支撐這支海軍的，是圍繞受保護港口比雷埃夫斯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龐大行政體系。確實，雅典的黃金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官僚治理能力的勝利。

三列槳戰船。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斯巴達并未挑戰雅典的海上優勢，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手的陸軍上。這支軍隊以方陣為核心組織起來。所謂方陣，是由被稱為“重裝步兵”的士兵按行列排布而成的戰斗隊形。一支裝備精良、組織嚴密的方陣在陸地上堪稱所向披靡，但它對重裝步兵的要求也極高，因為這些士兵中的多數人在戰斗時其實并不能真正看清整個戰場。要讓方陣持續推進，靠的是耐力與紀律，而這意味著長期而大量的訓練與操演。斯巴達之所以能讓士兵專注于作戰，是因為它將城邦日常經濟事務中的很大一部分轉嫁給了數量龐大的奴隸人口。正因如此，它得以組建一支規模或許達到雅典那支小型陸軍六倍的兵力。

即便在公元前431年那場最終導向戰爭的政治危機期間，雙方觀察者對這些現實也都看得十分清楚。然而，領導人卻仍被一種想法所誘惑：他們可以在不直接挑戰敵方主力的情況下贏得戰爭。

雅典的戰略是把防御與有限進攻結合起來——一方面撤入城墻之后固守，另一方面則以襲擾伯羅奔尼撒沿海的方式發動有限攻勢。雅典人很可能相信，這類襲擾會通過牽制斯巴達兵力，誘發斯巴達境內的奴隸起義；他們希望，這樣的動蕩能夠在不與斯巴達陸軍正面交鋒的情況下，給斯巴達國家施加代價。

這種戰略的根本缺陷在戰爭初期便暴露無遺。雅典原本期待打一場短期戰爭——因為國庫只夠支撐三年作戰——但這種不痛不癢的沿海襲擾，幾乎不可能立刻見效。指望雅典能夠觸發一場突如其來的叛亂，本身就是一廂情愿。另一個問題則在于：如果戰爭持續下去，大批原本生活在鄉間的雅典人長期被安置在城墻之內，所帶來的壓力將日益加重。憤懣不滿的民眾因此要求采取更具進攻性的行動，而雅典領導人則試圖通過一次收效甚微的陸上遠征來安撫他們。

正因為雅典忌憚斯巴達的陸上力量，它始終不愿冒險與之決戰。而兩棲襲擾所取得的效果又十分有限，這使雅典始終看不到一條清晰的取勝路徑。不過，雅典海軍依然保持著優勢，因此它也沒有必要在斯巴達的壓力下退讓。于是，它只能繼續打下去。

與強大對手的最初交鋒，往往會擊碎戰前預期。斯巴達對于迅速且決定性取勝的期待，同樣建立在戰略幻覺之上。它曾希望將波斯海軍拉攏到自己一邊，但波斯人并無興趣替斯巴達打這場仗。斯巴達派出大軍騷擾雅典人，希望誘使他們離開城池庇護出戰；但雅典并未上鉤，斯巴達人最終只得撤軍回國。

與此同時，斯巴達在與雅典的早期海戰中損失慘重，此后其海上出擊往往一旦得知附近有雅典三列槳戰船出沒，便匆匆收場。這些行動主要針對商業航運，偶爾也會配合對雅典據點的兩棲作戰，而斯巴達海軍在其中基本只是充當重裝步兵的“運輸工具”。考慮到自身在海上的相對弱勢，斯巴達人將直接與雅典海軍交鋒視為冒險之舉，這并不難理解。但正是這種戰術層面的克制，使其在戰略上根本無法取得進展。

在早期失利之后，雙方都轉向了謹慎。既無法通過間接手段取勝，又不愿正面決戰，雅典與斯巴達最終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沖突。隨著歲月流逝，經濟和政治成本不斷攀升。雅典越來越依賴富裕公民為戰爭埋單，而當局勢真正陷入絕境時，甚至不得不熔毀金像以籌措資金。由于這場戰爭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期，兩國在愈積愈深的挫敗與憤怒中，都經歷了激烈的派系斗爭以及惡化的軍政關系。

公元前404年，斯巴達終于擊敗了雅典——但那是在持續27年的戰爭之后。這是一場空洞的勝利。長期作戰的代價以及隨后而來的政治動蕩，使斯巴達變得脆弱，容易遭到底比斯、馬其頓等其他強國的覬覦與打擊。它很快還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問題：試圖恢復自己在希臘世界地位的復仇型雅典。此后，斯巴達接連卷入多場戰爭，最終在其對雅典開戰一個世紀之后，隨著亞歷山大大帝擴張馬其頓帝國而走向覆亡。

修昔底德并未活到親眼見證斯巴達被征服的那一天，但他已經預見到了這場即將到來的災難。他尤其敏銳地意識到，倉促而混亂地走向戰爭，會如何助長種種戰略幻想，而其結果也必然是災難性的。雅典和斯巴達真正落入的陷阱，是一種“無血勝利”的幻覺。

兩者都相信，自己可以不在敵人擅長的領域與其正面對抗，便能以迅速而低廉的代價贏得戰爭。事實證明，這些想法都是錯誤的。

擁有新技術，就能速戰速決嗎？

修昔底德筆下的戰爭，使用的是長矛與槳船，這看起來或許并不足以類比現代大國之間的高技術競爭。

然而，古代最前沿的技術，確實也是工程能力與軍事組織能力的驚人成果。斯巴達重裝步兵配備了精良的頭盔和鎧甲并攜帶經過專門設計的盾牌。雅典的三列槳戰船則體現了速度、機動性與打擊力之間近乎完美的平衡。它的主要武器是艦艏的青銅撞角。

這些技術奇跡在當時令人嘆為觀止，以至于擁有它們的國家逐漸相信，憑借這些優勢，它們就能夠贏得下一場戰爭。

今天的技術也是如此。先進的偵察監視平臺能夠生成關于敵軍位置與兵力的大量信息。人工智能則幫助更快地整理這些數據，壓縮決策周期，加快戰斗節奏。精確制導武器使指揮官能夠在更遠距離上打擊目標，同時減少附帶損害。而網絡空間行動則展現出破壞指揮與控制網絡的可能，使敵方難以甚至無法實施有效反擊。

中美雙方都期待這些技術能夠迅速帶來戰果。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中國的作戰理論一直強調在戰爭中搶占主動，主張通過信息化武器與縱深打擊相結合，在第一輪齊射中就使敵人陷入癱瘓。人工智能被納入軍事行動的各個層面之后，這些觀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蘭德公司2026年3月的相關研究總結出幾個一以貫之的主題：人工智能將加快情報搜集與處理，壓縮作戰決策周期，并支持從多個方向發起突然且協調一致的打擊。

這些觀點反映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假設：一切都取決于第一輪打擊，而大膽進取才是取勝關鍵。美國五角大樓高度聚焦于“殺傷力”和人工智能，并據此規劃一種與上世紀世界大戰截然不同的大國戰爭。舊式戰爭比拼的是兵員規模、生產能力和持久的政治意志；而新式戰爭將是一種高度狂飆突進的沖突，其勝負取決于誰能在交戰初期的混亂中更快穿透“戰爭迷霧”。

要實施有效打擊并防御敵方攻擊，就必須維持由新技術賦能的信息優勢。人工智能將使規劃者能夠從海量數據中迅速篩選出敵方弱點，識別軍事和政治目標。網絡攻擊會在敵方最需要通信之際破壞其聯絡系統，擾亂指揮鏈條，削弱其信心。空襲和導彈打擊將迫使敵方轉入防御，使其難以有效組織行動。而在這一片混亂之中，特種部隊還可以對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下手，進一步把敵人拖入失序狀態。技術優勢將帶來迅速且一邊倒的勝利。

這一構想，在特朗普政府近來的軍事行動設計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白宮和五角大樓官員一再強調，今年1月對委內瑞拉的突襲，以及更近期對伊朗的轟炸行動中，動用了各種“異乎尋常”的武器和情報手段。在美軍抓獲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專門描述了太空資產、網絡工具、無人機和軍機如何協同配合，促成了這場行動。在以色列空軍擊斃伊朗最高領袖之后，美國總統也在社交媒體上夸耀，稱正是依靠“情報和高度復雜的追蹤系統”才鎖定了對方。

1月3日，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直升機飛過爆炸升起的濃煙。圖源：路透社

盡管美軍在這兩起行動中都展現出戰術上的巧思和技術上的嫻熟，但這兩個對手都算不上大國。可即便處于明顯劣勢，伊朗在遭受美國數周打擊之后仍然有能力還手。美軍從一開始就掌握制空權，并轟炸了一萬三千多個目標，但這仍不足以迫使伊朗政權屈服。作戰層面的“高殺傷力”，并不等同于戰略上的成功。

而且，盡管美國或許有理由期待在作戰層面壓倒一個相對較弱的對手，但與一個有實力的大國發生沖突，情況將復雜得多。真正的危險在于，對新技術和新作戰概念的迷信，可能催生對速勝的錯誤想象。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用數十年時間，才以慘痛代價明白這一點。中美能否避免重蹈同樣的覆轍？

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一步，是以更具創造性的方式思考軍事外交。去年12月，美國國防官員表示支持與中國建立軍隊對軍隊的溝通渠道，以幫助雙方在緊急情況下避免誤判——這有些類似于古巴導彈危機后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設立的冷戰熱線。保持溝通渠道暢通顯然十分重要，但僅有一條熱線并不足夠。這種渠道很可能只會保留給高層之間使用，而且只會在極端情況下啟動。因此，在日常層面，它對于增進雙方軍事專業人士之間更深層次的理解，作用其實相當有限。

更有用的外交做法，應當是為較低層級軍官在壓力較小的環境中開展常態化接觸打開空間。這類交流的場所可以包括戰爭學院。傳統上，這類院校一直是學員研讀戰略理論經典——包括修昔底德著作——并討論戰前傲慢自負之危險的重要場所。

倘若政治上的障礙使軍官交流項目無法開展，那么二軌對話同樣可以把重點放在如何避免無意中陷入一場持久戰爭。例如，防務分析人士可以討論有效實施聯合作戰在現實中面臨的種種障礙，從而為各種可能的戰時情景討論注入幾分冷靜和審慎。無論采取何種形式，在較低層級推動圍繞這些風險展開對話，都將降低高層熱線真正被啟用的可能性。

美國官員還應當在公開場合少談一些美國技術能力的“神奇之處”。無論是在鏡頭前還是社交媒體上，想要慶祝一番，這種沖動都可以理解。過度吹噓情報驅動型行動和精密能力，存在助長過度自信的風險。人們很容易沉迷于技術的新奇性，而忽視更宏觀的戰略問題——也容易忘記一點：對弱敵奏效的做法，對強敵未必同樣有效。有意保持克制和審慎的表述，其實是讓美國防務界免于被自身鼓噪所裹挾的一種好辦法。

輕率張揚的言辭，也可能加深中國對于美國能力的憂慮。中國軍事觀察人士可能會從美方表態中得出這樣的判斷：美國已經學會了同時在多個作戰域作戰，從而使中國的陸權優勢不再那么重要。

委內瑞拉突襲行動之后那種洋洋自得的表述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暗示美國海軍、空軍和地面部隊已經掌握了聯合作戰的要領，因而具備了對陸上敵人執行復雜任務的能力。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種充滿自信的公開宣示，反而可能給中國在危機中采取非常冒險舉動提供理由。美國的能力或許會讓中國領導人印象深刻，卻未必能真正起到威懾作用。相反，他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旦爆發熱戰，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先發制人。

最后，中美兩國還應重新審視自己對秘密行動的態度。從雙方官方表態來看，兩邊似乎都確信，對方正在從事某種形式的秘密行動，其中相當一部分發生在網絡空間。例如，美國情報官員曾發出警告，稱中國情報機構正向美國基礎設施植入惡意代碼。中國政府也對美國提出了類似指控，包括去年聲稱美國政府已對中國的通信網絡、金融系統和電力供應構成風險。

當然，如果官員們對這種干預行為不表達關切，反而會令人感到意外。但聽起來或許有些違反直覺的是，秘密競爭，長期來看反而可能有助于控制局勢升級。歷史上，秘密行動確實曾發揮過這種作用；例如，美國和蘇聯在朝鮮和越南就曾借此限制直接沖突的風險。只要高破壞性的攻擊仍被排除在外，秘密行動就可以充當某種“泄壓閥”，使國家能夠以不至于上升到相互毀滅程度的方式展開競爭。

核武大國之間的公開對抗很容易失控，但以具有“可否認性”的方式對他國采取行動——或者干脆以外界根本看不見的方式行事——其風險就沒有那么高。華盛頓與北京之間若能形成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雙方就有可能在不把一切都押上的前提下，繼續爭取自身優勢。

秘密行動還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降低直接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軍事部門本質上是龐大的武裝官僚體系，而任何官僚體系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各種導致效率下降的小故障。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問題——比如電子郵件系統故障、車輛爆胎、人員生病等等——雖然令人煩擾，但尚可承受。秘密行動則能夠向對手國家的官僚體系中注入額外的摩擦。那些刻意高調、目的就是讓對方發現的進攻性網絡行動，可能會使對手對自身通信安全產生懷疑，并促使其采取那種不利于高效聯合作戰的層層分隔與過度保密做法。秘密破壞行動還可能讓對手對其軍事裝備的可靠性產生疑慮，尤其是在其武器獲取和維護依賴漫長供應鏈的情況下。

只要在足夠長的時間里施加足夠多的摩擦，官僚體系內部的人就可能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執行那些依賴復雜機動和跨部門協調的軍事戰略。而恰恰就是這類戰略，華盛頓和北京都可能認為能夠帶來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若能迫使雙方對這些戰略的可行性產生疑問，或許反而能從一開始就削弱它們訴諸戰爭的沖動。

就目前而言，美國和中國正走在與雅典和斯巴達相同的危險道路上。兩個大國都隱約相信，新技術將幫助自己突破對手的比較優勢，從而帶來一場低成本、速戰速決的勝利希望。它們越是沉溺于這種戰前幻想，就越有可能把自己拖入一場持久沖突。好的一面在于，華盛頓和北京現在仍然來得及擺脫這一陷阱。

*文章原標題為“The Real Thucydides Trap- How Overconfidence Could Draw America and China Into a War”，于2026年4月14日發布于《外交事務》雜志官網。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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