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圖、指標和土地——香港五年規劃的難點

文︱劉瀾昌

香港終于要搞“五年規劃”了，這是特區在新形勢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關鍵環節。但是，要做好也并不容易。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要求香港“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筆者在本港多個媒體撰文及在研討會發聲，提出香港發展的重大短板是缺乏“頂層設計”，建議設立“港式發改委”作為改革的重頭戲。可惜，很多人還是被“小政府”“不干預”的舊式藩籬約束。這次，筆者相信，香港終于啟動“五年規劃”了是港澳辦推動。因為澳門已經在制定第三份“五年規劃”了，而相關經驗是否可以在港推行也曾密集調研。更為重要的是，筆者相信，這其實是中央指導兩個特區發展的好抓手。過去，英國殖民部發傳真行政主導港事。一國兩制條件下，“五年規劃”不失是一個好嘗試。然而，如同所有新事物一樣，起步就是難。

其實，既然從就軌道轉過來，香港首先就要明確“為什么要搞五年規劃”？為什么再不能“見步行步”了？國家主席習近平1992 年主政福州時，經 “萬人問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證”、十易其稿，確立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的系統性長遠發展藍圖，分3 年、8 年、20 年三步走，簡稱“三八二零”工程，現已全部實現。在此，可以深刻領悟到的是，規劃是要經過調研論證的，要“一張藍圖繪到底，久久為功”。

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筆者相信，首先要給全體港人一個美麗而又宏偉的遠景藍圖！未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香港扮演無可替代角色而又值得全國向往的大都會！在亞洲以至全世界城市之林中，香港更是現代經濟發展水準和生活水準一流的大都會。自然，“四個中心”和“一個高地”，是這一藍圖的一條條支柱。或許，在這個藍圖之下，香港的土地不能局限于現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規模，香港的人口也不能囿于740多萬的數量啊。“大香港”，可能至少千萬人口。有了“擴地增人”的戰略目標，其他房屋、教育、醫療、交通以及其他服務措施，也必然隨之規劃。你說這難不難？

第二個難點是指標。國家GDP年增幅5%左右，港人對此已熟悉。香港從沒有經濟增長指標，只有預測指標。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受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非常大，加上長期奉行不干預政策，調控意識缺乏，調控手段更加欠奉。例如，這次中東戰爭引發的油價波動，本港顯得束手無策。

那么，香港的“五年規劃”是否要有指標，答案是一定要，否則要“五年規劃”干沒什么，不如行老路一年一份施政報告算數？規劃定指標，既是奮斗目標，更是鞭策和約束的動力。好多港人自夸：“識走位”。筆者認為，在定“五年規劃”走位，是靈活性，政府操之在我的領域，指標可以定“實啲”“硬啲”“進取啲”，而操之在他的、受外圍因素影響較大的領域的指標定的彈性范圍可以大些。

澳門當下在做第三個“五年規劃”。中央最為看重澳門發展的是“適度發展多元經濟”，說白了就是不希望澳門長期靠“賭業”為生。據澳門特區政府公布，第一個“五年規劃”，博彩業比重由超 60% ；第二個“五年規劃”， 博彩業占 GDP 比重更降至約40%，非博彩產業占比超60%。據悉，在第三個“五年規劃”，將規劃“橫琴經濟合作區”年經濟增幅超過8%，到2030年經濟總量更是翻番。

當下，坊間耳語，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穩健為上，重質不重量，GDP年均增幅約3%。事實上，任何質都會有量化指標，例如，金融業規模的提升，國際黃金交易所做成否，居民所得的衡量指標中位數達到多少，基尼系數擴大還是收窄，市民居住面積增加多少，教育醫療零售交通等等。恐怕，懶政的官員希望KPI低一些，市民大眾則期待“幸福指數”不斷上升。矛盾碰撞免不了，最后還要中央收貨，不難嗎？筆者很擔心，九月可否交功課？

其實，香港第一個“五年計畫”難點多多，新局長謝小華會很吃力，尤其是土地房屋問題。在這方面，難不是難在土地儲備遠遠不及香港生產和生活的需求，也不是難在香港的樓價并不光彩地位于全球首位而使到青年“一屋難求”，既難求“安樂窩”也難找創業基地，而是難在香港還沒有化解這一結構性難題的“香港共識”，雖然林鄭時代搞了一年的土地大辯論。但是至今政府及各種持份者出于利益使然，而各有各的主張。

筆者認為，在制定規劃中需要先達成兩個理念共識，一個是“樓價橫行共識”。一個是“穩定樓市與造地并行不悖共識”。如果，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將這一條寫入，廣大市民對回歸的“幸福感”必然滿滿的。統計顯示，香港人均居住面積40呎，內地14億人平均40平方米，十倍以上。所以，土地是香港的“剛需”！這還沒有算上其他經濟和公共事業的用地。筆者堅信，香港“五年規劃”，繞不開土地房屋切合實際的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