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軍評《刺墨》｜精忠與不堪：刻入肌膚的宋代傷痕

《刺墨：刺寫在士兵身上的宋代軍事統治秩序》，[以]樂永天著，劉婷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3月出版，328頁，68.00元

1993年，蘇童在《作家》雜志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刺青時代》，小說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了一群江南小鎮少年的“青春殘酷物語”。小說中，刺青伴隨著主人公小拐的人生成長，是少年宣示身份、彰顯江湖地位的方式，也是伴隨其一生的恥辱性標記。可以說，小說中的刺青，是理解主人公人生發展的重要線索。無獨有偶，2023年，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了以色列學者樂永天（Elad Alyagon）的著作Inked: Tattooed Soldiers and the Song Empire's Penal-Military Complex（以下簡稱《刺墨》，文中提到的頁碼均為中文版頁碼），該書以刺青為切口，向讀者展現了更大范圍的宋朝軍事文化。《刺墨》一經出版便得到北美漢學界的重視與認可。次年，獲得了美國歷史學會設立的伊沛霞獎。

《刺墨》一書正文分八章，在第一章中，作者提出了一個貫穿全書的重要概念——刑罰軍事復合體制。對于這個概念，作者給出的解釋是：“指代宋朝國家軍事制度本身以及軍事系統的社會延伸。這個概念類似于美國的軍事工業復合體，宋朝的刑罰軍事復合體涵蓋了組織、政策、關系、政治與財政利益以及物質與社會空間等多個方面。雖然它并不是一個正式存在的實體，但其影響卻滲透到了宋代社會的各個層面。”（第4頁）

第二章“刺青時代的開端”，介紹了唐、五代開始出現強制性軍事刺青，并被后來的宋朝所沿用；第八章“刺青時代的黃昏”，敘述了隨著蒙古統一全國后，軍事性刺青逐漸走向終結。中間的幾章基本以專題形式敘述了與宋朝士兵相關的一些內容，比如士兵的來源、朝廷如何壓榨士兵、宋朝的軍戶、士兵的抵抗形式、忠義刺青和岳飛。總體上看，全書大致按照時間順序，讓讀者了解到強制性軍事刺青如何在宋朝出現，并隨著南宋滅亡而逐漸消失的過程，其中重點敘述了宋朝士兵如何在刑罰軍事復合體制下被朝廷無情壓榨掠奪，被邊緣化、污名化，并揭示宋朝士大夫政治“文明”的另一面，即長期為人所忽視的暴力和丑惡。

作者指出，刺青在漢字文化圈中擁有悠久的歷史。在漢字文明的早期階段，刺青不僅是一種懲罰罪犯的方式，還是某些漢字文明之外群體傳統的身體裝飾手段。八世紀時，刺青吸引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男女，但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標記權力。九世紀時，士兵和無賴賦予刺青新的意義，不僅用作反抗工具，還將其作為裝飾，象征著驕傲、男子氣概。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軍事刺面轉變為一種強制性手段。十世紀上半葉，強制性軍事刺面變得更加普遍。刺青既是將領們控制士兵的手段，也是士兵自豪感的來源，更是戰友間同袍情誼的象征。宋朝建立后，剝奪了將領們給部下刺青的權力，軍事刺青的規程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實現了標準化和統一化。刺青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強化了中央集權國家的力量。十世紀時，皇帝恢復了刑罰刺青（墨刑），于是刺青的罪犯被編入軍隊中成為士兵。宋朝建國伊始，士兵的社會地位已經有下降的趨勢，而政府有意將社會上最邊緣化的群體如罪犯、難民、貧民、游手好閑之人、暴徒、非漢族群體等吸納進軍隊，加劇了這一趨勢。因此，宋朝刺青士兵被貼上野蠻、有罪、懶惰和貧窮的標簽。到十世紀末，刺青士兵成為中古時期新下層的代表。南宋時，軍事刺青從面部轉移到手背，部分士兵被免除刺青，一些士兵的地位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蒙古消滅南宋后，繼續使用刑罰刺青，但停止了軍事刺青。“刺青繼續映射并支持新的社會等級制度，但隨著國家不再推行大規模的刺青項目，刺青的重要性逐漸減弱。刺青的黃金時代就此落幕。”（270頁）

通過作者的梳理，讀者可以比較完整地了解到從唐五代到宋朝軍事刺青如何興起、發展乃至最終消亡的過程。我們看到，軍事刺青從出現到消亡，始終并非單一的存在，它與刑罰刺青交織在一起，同時還有社會上各種裝飾性刺青的存在。對于這些不同的刺青，作者的態度是不同的，特別是對于強制軍事性刺青，作者旗幟鮮明地予以否定：“通過刺青，數百萬人被打上烙印，甚至毀容，這是與宋朝所謂的文明和仁義截然對立的確鑿證據……（刺青）帶有邪惡的色彩。”（24頁）很顯然，在作者看來，士兵身上的強制性軍事刺青，就像小說《紅字》中海絲特·白蘭胸口上別著的紅色A字，是一種懲罰和恥辱的標志。就像行伍出身的狄青，即便因軍功升為將官，甚至成為樞密使這樣的二府高官，但依然遭到士大夫們的蔑視和孤立，甚至連歌伎都會在宴會上嘲笑他為“斑兒”。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崇文抑武”大環境下宋朝對士兵和將官的輕視和丑化讓人覺得十分沉重。

《大駕鹵簿圖書》局部

宋朝廷雖然推行崇文抑武，但由于一直處于強敵環伺之中，國家不可能完全忽視兵制的建設，因此，宋朝呈現出一種割裂感，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們一方面敵視、猜忌并打壓武將，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重視軍隊建設，千方百計希望提高武將的軍事素養、提升士兵的戰斗力，以便在對外御敵、對內鎮壓叛亂中取得軍事勝利，來穩固國家統治。翻開現存宋朝史料，無論是史著還是文集、筆記，其中有大量討論兵制的奏議、詔旨和各種軼事。為了更好地籠絡士兵，讓其忠于朝廷，愿意為朝廷賣命，除了嚴刑峻法加以震懾外，宋朝延續五代諸朝廷的做法，對士兵不時大加犒賞。關于軍賞，宋人和后世之人均有論述。有學者指出，宋朝空前繁榮的社會經濟，使得宋代軍事賞賜整體規模高于前朝。宋代軍賞相關法令完備，軍事賞賜費用逐年攀升，居高難下，賞賜物品及賞賜對象的變化令人矚目，而重賞之下的士兵卻日益驕縱（王艷：《宋代軍事賞賜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25年）。雖然我們可以想象，由于從上到下的層層盤剝，這些軍賞落入士兵手中時應該會被打折扣，但起碼說明，宋朝在拼命榨干士兵“剩余價值”的同時，還是有相應付出的。本書第四章、第五章著力敘述了宋朝士兵包括軍戶被朝廷無情壓榨的一面，忽視了朝廷作為交換手段的對于士兵的各種軍賞的存在。同樣的情況，第六章敘述士兵的抵抗時，作者更強調朝廷的各種高壓政策和士兵惡劣的生活條件是激發士兵通過逃亡甚至兵變來進行抵抗的誘因，但在宋代史料中，我們很容易找到士兵由于覺得賞賜不均或者賞賜不及時而發生兵變的情況，宋朝士兵的驕縱問題同樣不容回避。可以說，宋朝廷為了籠絡士兵，一方面通過強制性軍事刺青對士兵進行人身控制，同時也通過各種軍賞來作為補償，換取士兵的效命和忠心。

本書雖然叫作“刺墨”，但限于史料，刺青更像是一個“引子”，是連接法律、國家機構、個人身體和人格的重要紐帶。正如作者所言，本書的核心寫作目標是“深入挖掘宋代軍事制度的社會根基”“深入探索宋代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況”，所以如果讀者希望通過本書深入了解宋朝刺青的方方面面，恐怕會感到失望。

不過本書還是給人很多啟發的。這些年，突破傳統敘事模式，強調重新認識宋朝越來越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視，比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2020年出版的《塑造宋代歷史：史料與敘事》一書，提出“宏寓”概念，以此來提醒讀者我們現在對宋代歷史的印象和認識是宋人有意通過史料塑造出來的結果。《刺墨》一書同樣試圖突破傳統敘事模式，該書作者指出，現代人關于宋朝有三種主流敘事：抑制武將、士大夫的崛起與新精英階層、族群之爭。在這些傳統敘事之外，作者希望通過講述宋朝士兵及其所處環境的歷史，來揭示主流之外的主題和敘事，從而改變并拓寬人們對宋代歷史的理解。“通過對宋代軍事世界的社會分析，我們可以窺見構成中國‘文藝復興’黑暗面的權力機制。在那個時代，盡管人性得到了頌揚，但與此同時，數百萬人卻失去了他們的尊嚴。”（19頁）雖然本書的敘述讓人難免有過度強調宋朝士兵“被侮辱被損害”的一面，但提出士兵長期處于邊緣化、失語狀態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和重視。前幾年，國內學者諶旭彬在《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一書中，同樣展現了表面繁榮背后宋朝呈現出來的“饑餓的盛世”，與本書有異曲同工之妙。

諶旭彬著《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

需要提及一點的是，本書的《參考書目·論著》中出現了一些國內中青年學者的論著，特別是一些2000以年來出版的論著，其中不僅有專著、論文，還有多篇未正式出版的學位論文，這一方面彰顯出國內宋史中青年學者的學術成果越來越受到海外學者的重視與認可，另一方面也表現了海外學者能夠逐漸放棄學術偏見，擺正態度，正視國內中青年學者的科研水平。

最后，關于書名的翻譯提一點個人的不同看法。本書中文版書名“刺墨”，是對英文版書名“Inked”的直譯，但感覺有些怪異。令人不解的是，不知為何，正文中卻一直使用“刺青”一詞。另外，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并不見“刺青”一詞，裝飾性“刺青”一般被稱作“札青”“點青”“膚札”“鏤身”“刺繡”等，士兵身上的刺青一般被稱作“黥刺”等。1910年，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發表短篇小說《刺青》，描寫江戶時代紋身師與少女的故事，受這部作品的影響，日語中逐漸將紋身改稱“刺青”，強調其藝術性的一面，這一用法后來傳入中文語境中。因此，本書正文中的“刺青”似乎并不太妥當，可以考慮換一個更貼近時代的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