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八旗入關(guān)之初，清廷刻意提高了遼金兩朝的歷史地位，先后在歷代帝王廟中增祀了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等人的牌位。但進入18世紀中葉，統(tǒng)治階層的正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不小的蛻變——乾隆皇帝本人不僅尊崇宋朝為正統(tǒng)，還大肆貶低遼金政權(quán)，甚至否定了二者的正統(tǒng)性。那么問題來了，這種觀點準確嗎？現(xiàn)實情況究竟是什么樣的？

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盡管在《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tǒng)辨〉諭》中說過“尊宋統(tǒng)”，但也提到了南宋向金國“稱臣、稱侄”的史實，并對不少漢族儒生鄙視遼金政權(quán)的態(tài)度感到十分不滿。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在關(guān)于如何編纂《四庫全書》的批示中，對以往史書翻譯少數(shù)民族名稱時使用侮辱性詞匯的做法提出了強烈批評。比如記載“回部”時，有編者總是刻意在“回”字旁邊加個“犬”字旁。對此，他頗為不屑地表示：“見小無識之徒，欲以音義之優(yōu)劣，強為分別軒輊，實不值一噱。”

與此同時，有編者提出：“兩宋屈于強鄰，日就削弱，一時秉筆之人，既不能決勝于邊圉，又不能運籌于帷幄，遂譯以穢語，泄其怨心，實有乖紀載之體。”對于這一觀點，乾隆皇帝表達了高度認可，與此同時，他下令編者們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務(wù)必把那些侮辱少數(shù)民族的詞匯全部修正過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又對編纂《四庫全書》的館臣表示：“前此批閱 《通鑒輯覽》，以石晉父事遼國，而宋徽、欽之于金，亦稱臣稱侄。舊史于兩國構(gòu)兵，皆書‘入寇’，于義未協(xié)，因命用列國互伐之例書‘侵’，以正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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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乾隆皇帝將遼、宋、金等政權(quán)視為“地位完全平等的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戰(zhàn)爭是“各國之間的互相征戰(zhàn)”，核心意思就是要平等看待這些政權(quán)，不能歧視帶有“非漢”屬性的遼金兩朝。

坦誠說，乾隆皇帝主張的這種“修正史書表述”的做法，其實在無形當(dāng)中提高了遼金兩朝的歷史地位，怎么能說是“貶低遼金”呢？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在命令皇子和軍機大臣修正《通鑒綱目續(xù)編》時表示：“朕批閱《御批通鑒綱目續(xù)編》，內(nèi)《周禮發(fā)明》、張時泰《廣義》，于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鑒》一書，關(guān)系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至《綱目》祖述麟經(jīng)，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nèi)，有一語如《發(fā)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

很明顯，乾隆皇帝對漢族儒生在《通鑒綱目續(xù)編》中鄙視遼、金、元王朝，并使用謾罵性語言詆毀這些政權(quán)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緊接著，他繼續(xù)說道：“至于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guān)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桀犬之吠，固屬無當(dāng)。”“至史筆系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正道乎。如宋徽、欽之稱臣稱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于是他下令：“所有《通鑒綱目續(xù)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yīng)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fā)明》《廣義》內(nèi)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

從這些話中可以清楚看出，乾隆皇帝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歧視遼金等少數(shù)民族，反對在史書中用謾罵的語言描述它們，反對史官掩飾宋朝地位低于金國的史實——顯然，這里沒有“貶低遼金”的意思。

《金史》

將《遼史》《金史》與《宋史》并列為官修正史，已經(jīng)讓那些“華夷之辨”思想嚴重的漢族儒生無法接受了。而乾隆皇帝在為重新刊印的《金史》撰寫的序言里提到，脫脫等人編寫《金史》時，依然存在著“妄毀金朝”的問題，并將之視為“狃于私智小見”。當(dāng)然，乾隆皇帝也著重強調(diào)：修改史書只能修正那些辱罵、詆毀遼金的用詞以及“譯其國語之訛誤者”；“至于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原因很簡單：“蓋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數(shù)百年之后，無庸為之修飾。”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的這一思想，還體現(xiàn)在了其他相關(guān)著作以及自己寫的詩文中。

大概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乾隆皇帝在閱讀了南宋官員倪思撰寫的《重明節(jié)館伴語錄》后，寫了一首題為《題倪思重明節(jié)館伴語錄》的七言律詩：“重明館伴紀倪思，序語無非飾強詞。稱侄卻思稱彼虜，畏人反詡畏吾儀。豈誠強屈弱伸也，祇以言游利啖之。南渡偷安顏特腆，千秋殷鑒慎哉斯。”

原本存于《永樂大典》中的《重明節(jié)館伴語錄》，是南宋紹熙二年（1191年）倪思擔(dān)任館伴使時，接待金國使節(jié)時所作的記錄；序言部分的內(nèi)容，是他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補充的。倪思不僅在文中稱金為“虜”，稱金使為“虜使”，還宣稱“義理所在，強者屈而弱者伸，則威力有所不行”。

盡管當(dāng)時的金宋兩國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從“君臣之國”變成了“叔侄之國”，但在倪思撰寫序言的時候，雙方關(guān)系已經(jīng)變成了“伯侄之國”。但很明顯，無論是君臣之國還是叔（伯）侄之國，南宋的地位一直都是低于金國的。鑒于此，乾隆皇帝在詩中“稱侄卻思稱彼虜”一句后面注釋道：“宋高宗致書金朝自稱為侄，而倪思此書稱金為虜，外附于人以求免禍，而私逞其詆嫚，自欺欺人，不顧后世之非笑，亦何益哉！”他在“豈誠強屈弱伸也”一句后面注釋稱：“時宋人甚畏金人，而此錄所載，轉(zhuǎn)自夸金使之畏宋，且如射之一事，金俗所尚，彼東南文弱之人，豈能相勝，顧盛稱與使較射屢中，多見其不知量，而其自序乃云，‘強者屈而弱者伸’，不亦深可笑乎！”

除此之外，他還對書中記載的“南宋人陪同金國使者到玉津園射箭，南宋人屢屢命中，金人大多沒射中”的內(nèi)容表示懷疑。

倪思

實際上，南宋的知識精英們普遍認為，盡管自己的國家在政治、軍事等領(lǐng)域遠遠落后于北方的金國，但在禮儀和文化層面顯然更勝一籌。在他們看來，金人仰慕宋朝文化，希望全面學(xué)習(xí)并實現(xiàn)漢化，生怕自己趕不上。或許，這大概就是倪思所說的“強者屈而弱者伸”的真正意思。但從乾隆皇帝的詩里能看出，他不僅不認可這種觀點，還嘲諷了南宋人“明明怕別人，卻反過來吹噓別人怕自己”的狂妄自大。

乾隆皇帝一直堅定認為，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也有可取之處，所以沒必要完全漢化。比如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與大臣的對談中表示：“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fēng)，傳之未久，國勢寖溺，洊及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后來，他還在談話中表示：“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前代北魏、遼、金、元，初亦循乎國俗。后因惑于浮議，改漢衣冠，祭用袞冕，一再傳而失國祚。”

這些話無疑表明，乾隆皇帝認為滿人在學(xué)習(xí)漢族文化的同時，不應(yīng)該丟掉自己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比如尚武精神，也不應(yīng)該丟掉自己民族有特色的服飾文化。實際上，這也是他大力提倡“國語騎射”政策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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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概之，即便乾隆皇帝“從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場轉(zhuǎn)向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的立場之后”，不僅從未想過全面“漢化”，而是堅決主張滿人要保留保留本民族年代優(yōu)秀文化。所以，乾隆皇帝否定遼金等政權(quán)的合法性，也就是無稽之談了。

總而言之，乾隆皇帝不僅從未否定過遼金兩朝的正統(tǒng)地位，還十分注意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穩(wěn)定，主張淡化“華夷之辨”。對于一些漢族士人試圖通過強調(diào)“華夷之辨”而否定遼金正統(tǒng)地位的作法，他也持鄙夷和反對態(tài)度。也就是說，強調(diào)“華夷一體”，主張“華夷互相吸收”，否定單一的漢文化選擇而強調(diào)多元文化的選擇，才是有清一代“華夷觀念”的演變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