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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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案接不完，交易單拿不到：中國體育律師的“千萬年薪”困局。

說體育律師是過去一年美國法律界最火的“香餑餑”，一點不夸張。

在Front Office Sports的報道中披露了一個驚人的數字：頂尖體育律師的年薪已經突破八位數，超過1000萬美元。Latham & Watkins、Kirkland & Ellis、Simpson Thacher等頂級律所正上演一場“挖角大戰”，彼此之間你爭我奪，只為把那些手里攥著大客戶、能直接帶來交易流水的體育律師納入麾下。

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說，“體育律師的轉會門戶已經打開了”。

這個門在美國開得轟轟烈烈，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情況又是另一番光景。中國體育律師，什么時候才能站上千萬年薪的舞臺？這個行業的“轉會門戶”，又何時才能真正開啟？

千萬美元年薪的“軍備競賽”

先來看大洋彼岸到底發生了什么。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的大律所并不把“體育法”當成一個獨立的執業領域。因為體育交易本質上涉及的是并購、融資、知識產權、勞動法等傳統法律領域，律所慣常的做法是讓各部門律師“兼著做”，不需要專門的體育律師團隊。

但情況在近幾年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一個最核心的原因：體育作為一種資產類別，價值被徹底重估了。

知名律師Michael Kuh（今年剛被頂尖律所Simpson Thacher盛信律師師事務所從Hogan Lovells霍金路偉律師事務所挖走）在接受采訪時指出，2014年到2024年間，NBA球隊估值增長了超過2000%，同期標普500指數只漲了700%。這種爆炸式的資產增值，加上私募資本從2021年左右開始大規模涌入體育領域，如體育私募巨頭Arctos Partners收購金州勇士隊少數股權被視為一個“分水嶺事件”，這使得體育交易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頻繁。

今天的體育交易早已不是“一個富商買下一支球隊”那么簡單。背后涉及聯盟所有權規則、媒體版權談判、私募股權架構、跨境資本流動等一系列高難度法律問題。用Kuh的話說，“以前買球隊是虛榮投資，現在它是一個行業。”

于是，大律所們開始瘋狂布局體育法業務。2024年，Kirkland & Ellis從Latham挖來Frank Saviano、從Proskauer挖來Jason Krochak；2025年底，Davis Polk挖來Jon Oram——這位大佬經手過紐約噴氣機隊老板收購水晶宮俱樂部股份、丹佛野馬隊46.5億美元出售等重量級交易；今年4月初，盛信律所一口氣從霍金路偉和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挖來三位體育法大牛。

律所們愿意支付什么樣的代價？“高七位數，在某些情況下突破八位數，超過每年1000萬美元。”業內人士透露。

這背后的邏輯很簡單：一個頂尖體育律師帶來的不僅是個人能力，更是一整本客戶名單和一整套交易流水。 在體育資產價值狂飆的時代，誰手里有能搞定聯盟準入、媒體談判、資本架構的人，誰就能分到這塊越來越大的蛋糕。

有人用“轉會門戶”來形容這場人才爭奪戰，再貼切不過。

被欠薪案填滿的現實面孔

看完美國的狂歡，回過頭來看中國體育律師的生存現狀，反差挺大。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專門做體育交易、服務體育資產并購和資本運作——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律師”屈指可數。大部分從事體育法律服務的律師，做的其實是另一類工作。

上海蘭迪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張冰，是國內體育律師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接受《體壇周報》采訪時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代理球員欠薪維權。

張冰的團隊代理了國內大量足球運動員的欠薪案件。他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趨勢：男足欠薪案的金額在下降，但女足欠薪案的數量反而在增加。“女足的工資本來就不高，反而欠薪情況變突出了，”張冰說，“有些投資人搞女足俱樂部根本不是為了踢球，而是為了‘賣證’——球隊能拿到運動健將證，他們收了球員的錢，最后只辦出兩張證，這其實已經涉嫌詐騙了。”

這話聽著扎心，但確實點出了國內體育律師面臨的核心現實：當體育產業鏈本身還不夠成熟時，律師能提供的服務自然停留在相對基礎的層面。

不是說這些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張冰團隊做的事很有價值——推動中足聯紀律委員會日常督促俱樂部履行欠薪裁決，讓球員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正如他所說，“當市場從‘欠薪為主’變成成熟市場后，注冊糾紛、轉會糾紛、俱樂部之間的青訓補償糾紛等會多起來。你看歐洲有些律所，整個律所都只做足球法律服務，他們幾乎沒有欠薪案子，但依然有很多業務。”

不過，張冰自己也承認，這個轉型還需要時間。

國內的體育法律服務生態正在逐步成型。2025年，中國體育法學網、北京體育大學體育法研究中心等機構聯合編寫了《中國體育法律年度報告（2025）》，內容涵蓋體育知識產權、體育仲裁、反興奮劑、電子競技等十四個領域。卓建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丁濤主編了其中的體育知識產權章節。福州律師協會也在2025年底舉辦了“體育圈兒 法律事兒——中國體育法前沿問題與律師實務新機遇”講座，聚焦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法律新需求。天津市法學會體育法學分會與天津市律師協會也聯合舉辦了2025年學術年會，主題是“推進‘十五五’天津體育法治建設”。

但整體來看，這些努力還處于“布局”和“培育”階段，遠未到美國那種“搶人大戰”的火熱程度。

產業狂奔五萬億，法律還在后面追

如果說美國體育律師的崛起是因為體育資產價值被重估，那中國的邏輯其實是反過來的：產業已經走在前面了，但專業的法律服務還在后面追。

先看產業規模。2025年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突破5萬億元，達到5.12萬億元，體育用品市場規模達2.49萬億元。2025年體育賽事活動場次預計超過1200萬場，同比增長25.6%。國務院辦公廳在2025年9月發布的《關于釋放體育消費潛力 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到2030年體育產業總規模要超過7萬億元。

這組數據說明一件事：中國的體育產業正在從“小池塘”變成“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自然會帶來大魚。2025年，星輝娛樂以1.3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0.83億元）出售所持西甲西班牙人俱樂部99.66%股權。這是中資海外足球投資退潮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背后涉及的法律問題——跨境并購、西甲聯盟準入、球員合同處置、知識產權轉讓——每一項都需要專業律師深度介入。類似的跨境體育交易未來只會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國務院發文鼓勵“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體育企業和體育賽事”的背景下。

再看國內職業聯賽的改革。2025年1月，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聯合會（中足聯）正式成立，標志著管辦分離改革落地實施。中足聯隨后發布了一系列新規，包括中超俱樂部單個財年稅前總支出不得超過6億元、國內球員個人稅前年薪限額500萬元等。這些制度變革帶來的是大量的合規需求、合同審查需求和爭議解決需求。張冰說的“注冊糾紛、轉會糾紛、青訓補償糾紛會多起來”，正在成為現實。

體育總局也在推動職業俱樂部的股權多元化和市場化改革。2025年底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籃球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支持推動職業俱樂部股權多元化”“加強職業俱樂部財務監管，規范球員轉會和薪酬制度”。這意味著俱樂部的所有權結構、投融資安排、財務合規等都將變得越來越復雜，而這些恰恰是并購律師、公司法務的用武之地。

此外，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體育法》專門增設了“體育仲裁”章節。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仲裁中心在2025年專門舉辦了全國體育系統體育仲裁制度銜接培訓班，推動體育仲裁真正“落地生根”。截至2025年7月，中國已形成了包括1部法律、7部行政法規、33件中央與國務院文件在內的體育法律規范體系。

制度框架搭起來了，產業規模上來了，交易越來越多了——但專業的體育律師在哪里？

中國為什么沒有“交易型”體育律師

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恰恰是因為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中國的前奏。

一個成熟的體育產業必然需要成熟的法律服務支撐。在美國，體育律師深度參與聯盟準入談判、媒體版權分銷、私募資本架構設計；在歐洲，有些律所“整個所只做足球法律服務”。而在中國，能做到這一點的律師和律所還鳳毛麟角。

原因不難分析。

第一，認知偏差。 在很多律所管理者眼中，“體育法”仍然不是一個獨立的業務板塊，而是“公司并購部順便做做”的事情。這種思維定式導致體育法律服務長期被邊緣化，無法形成專業壁壘和品牌效應。

第二，人才斷層。 要成為一名合格的體育律師，往往需要在傳統法律領域深耕多年。Geffner（剛被Simpson Thacher挖走的體育律師）在接受采訪時說了句大實話：“我告訴年輕律師和學生，在我職業生涯的頭七年里，我只是一個傳統的并購和私募股權律師。我接受了培訓，學會了如何做交易，然后才跳入體育領域。”這句話對中國的年輕律師同樣適用。但問題是，中國的體育產業還沒有發展到能為那些“熬了七年的傳統律師”提供足夠多體育交易機會的程度——這就形成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困境。

第三，市場成熟度。 中國的體育產業雖然規模大，但結構仍有待優化。大量法律需求仍集中在維權層面（欠薪、合同糾紛），高價值的交易型法律服務需求尚未充分釋放。體育賽事的媒體版權分銷、俱樂部的資本運作、跨境并購等復雜交易，雖然有零星案例，但遠未形成規模。

不過，變化的跡象已經出現了。

一位國內體育法律領域的從業者告訴筆者，近年來律協和高校舉辦的體育法專題培訓明顯增多。福州律協2025年底的講座“體育圈兒 法律事兒”現場座無虛席。2025年律新社發布的《精品法律服務品牌指南（2025）：文娛體育領域》中明確指出，“文娛體育法律服務正在從‘風險防火墻’轉變為‘價值驅動器’”。越來越多的律所開始設立文娛體育法律中心，專門配置懂體育行業、懂投融資、懂知識產權的復合型團隊。

這些信號值得關注。當市場開始主動“孵化”專業力量時，人才爭奪的臨界點可能就不遠了。

從“討薪”到“做局”：一次必經的躍遷

中國體育律師要想真正“起飛”，需要完成一個從“維權律師”到“交易律師”的角色躍遷。

這不是說維權律師不重要。恰恰相反，張冰團隊在過去幾年里代理了數百名球員的欠薪案件，推動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規范化進程。他做的事情——讓俱樂部“慢慢想明白了”與其拖延不如早點和解，讓中足聯紀律委員會日常督促俱樂部履行裁決——這些都是在為整個行業建立規則意識。

但一個行業的成熟標志，從來不只是“少出糾紛”，更是“多出價值”。

美國的體育律師為什么值千萬年薪？因為他們能幫客戶完成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交易，能幫投資人打通聯盟準入的關卡，能幫俱樂部設計復雜的資本架構。他們的服務直接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價值。

中國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國務院“體育產業7萬億”目標的明確，隨著中足聯管辦分離的落地，隨著更多私募資本關注體育資產，中國的體育交易市場正在蓄勢。星輝娛樂出售西班牙人俱樂部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幾年，我們會看到更多的體育俱樂部并購、更多的媒體版權交易、更多的體育IP資本化運作。

這些交易的背后，都需要一批既懂體育行業邏輯、又精通資本運作的律師來保駕護航。

換句話說，中國的體育律師不會永遠是“討薪專業戶”。 當體育真正成為一門“好生意”，法律服務自然會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級。

窗口正在打開，誰站在門口？

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中國體育律師，什么時候才能年薪千萬？

目前來看，這個數字可能還只是一個遙遠的參照系。中國的體育產業還在成長期，高價值的體育交易服務市場尚未充分發育，頂級體育律師的人才儲備也有待加強。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恰恰意味著巨大的機會。美國體育律師的“轉會大戰”給我們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當體育資產價值被充分認知時，能夠駕馭這些復雜交易的法律人才，會成為市場上最稀缺、最昂貴的資源。

中國的體育產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革。政策端，國務院和體育總局在持續釋放制度紅利；市場端，5萬億的總規模意味著巨大的交易流量；法治端，新《體育法》和體育仲裁制度正在搭建規范框架。這三個維度疊加在一起，為體育法律服務打開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

張冰在采訪中說，他并不擔心業務問題，“因為中國足球市場在發展，案件類型會發生變化”。這句話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種看準大勢的篤定。

美國的“轉會門戶”已經大敞四開。中國的這個門，雖然開得慢了一點，但終究是要開的。而那些提前站在門口、做好了準備的人，將最先看到門后的風景。

對于中國的年輕法律人來說，現在的選擇很簡單：是繼續做一個“什么都做一點的普通律師”，還是從現在開始，用七年的時間在一兩個領域扎下根來，為那個即將到來的體育法律服務黃金時代做好準備？

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