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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透財經 | 何圳 版權圖片 | 微攝
2026年4月,金融監管總局發布的2025年銀行業金融機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數據顯示,大型商業銀行的普惠貸款占比已達到45.55%,接近半壁江山;農村金融機構的占比則降至25.35%,僅占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回望2020年末,大行占比為31.65%,農村金融機構占比為33.92%,彼時兩者還處于相近的起跑線上。6年間,大行份額提升了近14個百分點,農村金融機構則下滑了超過8個百分點,普惠金融領域的馬太效應日趨顯著。
市場份額之變:六年“角色互換”
從縱向時間線看,農村金融機構的普惠小微貸款占比呈現一條持續向下的曲線:2020年末33.92%、2021年末約32%、2022年末約30%、2023年末約28%、2024年末約26.5%、2025年末25.35%。幾乎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與之相反,大型商業銀行的普惠貸款占比從2020年末的31.65%一路攀升至2025年末的45.55%,6年間凈增近14個百分點。
從絕對規模看,農業銀行以3.93萬億元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躍居六大行首位,建設銀行3.83萬億元、工商銀行3.55萬億元、中國銀行2.77萬億元。這四家大行的普惠貸款合計已達14.08萬億元,超過了2025年末銀行業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總額37萬億元的三分之一。
份額下降的深層原因:大行下沉的“三重推力”
農村金融機構普惠份額持續下降,并非其自身經營不善,而是結構性競爭格局的產物。
政策考核是第一重推力。 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汪雯羽指出,自2019年起,監管部門對大行設定了“兩增兩控”等強制性、高增長的量化考核指標,這是推動大行加速下沉、市場份額快速提升的主要動力。盡管2023年起監管層面已不再對增速作硬性量化要求,但部分大行內部仍延續“普惠貸款年增速不低于30%”的考核標準。
資金成本是第二重推力。 2025年上半年,五大國有銀行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已降至2.94%-3.17%區間。大行憑借負債端低成本優勢,在利率定價上擁有中小銀行難以企及的空間。過去大行與中小行之間動輒200個基點的利差優勢雖已收窄,但大行的資金成本優勢依然存在。
科技能力是第三重推力。 大行通過數字化手段大幅降低了普惠金融的運營成本和獲客門檻。工商銀行開展“領航AI+”行動,千億級金融大模型在30余個業務領域落地500余個場景;建設銀行手機銀行和“建行生活”APP用戶達5.46億戶。科技賦能使得大行可以批量獲客、線上審批、智能風控,而多數農商行在這一領域仍存在明顯短板。
“掐尖”效應:大行下沉的另一面
業內專家提醒,大行持續下沉帶來的潛在風險值得關注。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掐尖”現象——大行憑借資金成本等優勢,搶走農村金融機構的優質客戶,可能引發惡性競爭,甚至影響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生存與發展。
在縣域市場,大行通過更低利率和更便捷的線上渠道,吸引了原本屬于農商行的優質小微企業客戶。農村金融機構則被迫承接風險相對較高的“次級客戶”,導致不良率上升、利潤空間收窄,形成“優質客戶流失—風險客群增加—資產質量下降—盈利壓力加大”的負向循環。浙江省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王小龍曾坦言,如果沒有區域性金融機構,農村的資金就會流入縣城,縣城的資金就會流入省城,欠發達地區的小微客群和“三農”客群將面臨更嚴峻的融資難問題。
突圍之路:農商行差異化策略正在發力
面對大行下沉的沖擊,部分農商行正在探索差異化突圍路徑。小微金融行業資深專家婁依燈認為,大行在小微金融服務中仍存在覆蓋不足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二三十萬元以下農戶貸款以及單戶三五百萬元以下的非標信用類小微主體,這正是農商行可以發力的空間。
金鄉農商銀行的實踐提供了一個樣本。作為本土法人銀行,該行扎根大蒜產業,用定制化、全周期金融服務與企業共生共長。從2018年至2025年,累計為萬興食品及關聯蒜農投放貸款超1200萬元,支持企業從初級加工邁向高附加值研發,產品附加值提升300%。在普惠金融整體“大行化”的趨勢下,這種深耕本地產業鏈、以“陪伴式金融”為核心的差異化路徑,正在成為部分農商行守住陣地的關鍵策略。
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四川天府銀行董事長黃毅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大型銀行的標準化產品和規模化服務,較難覆蓋“小、散、特”的長尾客群,這正是中小銀行的用武之地。中小銀行唯有深耕本土、發揮地緣人緣優勢,通過錯位競爭、場景深耕、數智賦能,才能構建真正可持續的“護城河”。
轉折信號:資產質量壓力或改變競爭格局
一個值得關注的變量是普惠信貸的資產質量壓力。工商銀行副行長王景武在2025年度業績發布會上指出,普惠和個人貸款這兩個板塊資產質量的管控壓力有所上升,這也是當下全行業的共性問題。據從業內了解,受經濟波動等因素影響,今年大行內部已經大幅調低了普惠信貸的增速考核。如果大行因資產質量壓力而主動放緩普惠貸款擴張節奏,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下降趨勢可能得到階段性緩解。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指出,農商行普惠份額的持續下降,是一場“非對稱競爭”的結果——大行擁有更低的資金成本、更強的科技能力和更明確的政策導向,在普惠金融領域的優勢不斷累積。但市場結構的變化并非不可逆轉。當大行因資產質量壓力而放緩擴張,當農商行在數字化和產業鏈深耕上持續發力,當監管政策從“規模導向”轉向“結構優化”,普惠金融的市場格局仍存在調整空間。對于農商行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在于能否與大行比拼規模,而在于能否在“小、散、特”的客群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價值定位。正如王小龍所言,多層次的金融機構是保障金融資源均衡配置的關鍵。在一個多元、包容的普惠金融體系中,農商行與大行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各有分工、互補共生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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