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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我是胖胖。
隨便寫寫。
昨天一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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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這類話題,基本上是不能談了,除了頌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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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明是一篇談霸凌的文字,這則評論與文章之間,究竟又有什么聯系?
我本能地覺得荒唐可笑,懶得理會這種問題,索性便拉黑了。
弱智
之所以拉黑,是覺得這類愚氓內心所根植,存在一定的舉報文化。
自去年封號半個月,世事人心險惡,略有知悉,在這片荊榛滿目的棘野里,要保持對一些褐色荊棘的警惕。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班主任會輪流動員不同的學生記錄課堂上同學的言行——誰說了話,誰傳了紙條,誰看了閑書。
記名,再課后打小報告,今天這個同學記名了你,明天輪到另一個同學,你就想著要報復回去,后天那個曾經記名你的同學又被別人記名了,他又想著要找誰出氣。
孩童之間便在這樣互相撕咬和報復之中,種下了險惡的種子。
這些種子長大之后是什么樣子呢?
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這一切,多數的陰謀和險惡,其實早在孩提時代就已經形成。
心靈瞽盲者,是不得不設防的。
我見過太多這樣的人,每次回老家,遍地的俄粉、哈粉、伊粉,一開口便是假如我是……
張口閉口大義,實則做人卻有兩套標準。
對自己同胞的苦難,他們閉口不提,對他人陣營內的糾紛,他們又格外關注。
我之所以喜歡離群索居,也正因為這些荒誕的頌惡之聲,會顛覆我對人的基本信任。
一個人如果眼睛看不見,那是肉體的殘疾,是可以被同情的,但一個人如果心靈看不見,看不見別人的痛苦,看不見具體的人,看不見事實,只看得見陣營和旗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和這樣的人交流,是沒有意義的。
也正是這個道理,一個人的心是有限的,一個人的能量也是有限的,你沒有辦法每天都去面對那種“張口即惡”的話語,與這些人無力爭吵,那就只能避而遠之。
一百年前,胡適先生在上海推出他的《嘗試集》,其中有一首名叫《老鴉》的白話小詩: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我有時候默念著這些舊句,遙想著這些先輩,心底泛起一種復雜的情緒。
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還是喜歡聽呢呢喃喃的討好,還是討厭聽啞啞的啼叫。
一個不肯為了討人歡喜而改變自己聲音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受歡迎的。
胡適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東西,也是今天很多人身上看不到的。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知道自己說的話不會被所有人接受,他們也知道說這些話可能要付出代價——但他們還是選擇做那只清早站在屋角上的老鴉,而不是檐下那一群討人歡喜的燕子。
我也不是說每個人都必須去做老鴉,但至少,人不要反過來去攻擊那些選擇做老鴉的人,世界并不總是黃鶯鳴翠柳的樣子,也有陰云,也有冷風,也有需要警惕的東西。
勞東燕教授前幾日發了一條微博,隨即便有人陰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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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只要能把受害者也說成也不干凈,施暴者就不再那么刺眼了?
謾罵是怎么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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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我下不去筆原樣轉述的文字,我也遇到過諸如此類的文字,如果這樣的謾罵都不算是惡犬,那什么才算?
上面這位說勞教授的回應“也挺歹毒”,那惡犬這個詞和上面那些詛咒話比起來,哪一個更歹毒一點?真的分不清嗎?
我欣賞捷克的劇作家哈維爾,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良心是人類固有的永恒存在的精神信仰,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之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過同一個意思——同文同種的同胞,很多人尚未學會把個體的人格放在比群體的“勝負”更高的位置,尚未學會對陌生人的苦難產生跨越陣營的真實感受,又怎敢輕易地說,我們真正走向文明?
哈維爾幾次入獄,昆德拉終身流亡,其生命自有其重。
而那些自以為站在勝者一方、終日以罵人為業的群氓,其實目不能視——視不見人,視不見痛,視盲于自己腳下的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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