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波：投資于人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題記：2026年3月29日，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75期在承澤園舉行，并發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長聘副教授、本期報告執筆人趙波的主題演講整理。

今天我代為發布北大國發院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本期報告主題為“投資于人：激活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

當前宏觀經濟基本運行情況

先回顧2026年一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運行情況，重點解讀與民生相關的指標。

在供給端，生產數據表現亮眼，1-2月全國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制造業、私營企業及高技術制造業增長態勢尤為突出，工業利潤同比增長15.2%。在需求端，1-2月商品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8%；納入服務消費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升至5.6%。

消費復蘇慢于生產增長，進而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是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受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拖累，含房地產投資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1.8%；二是內需不足傳導至外貿領域，出口表現強勁，1-2月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1%，貿易順差超2000億美元，同比增長26.2%。

整體而言，我國經濟仍延續供強需弱格局。

（一）CPI呈結構性分化，價格回升難掩需求偏弱

部分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指標呈現一定恢復態勢，例如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2月份漲幅較為明顯，同比上漲1.3%，環比上漲1%。另一指標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兩類價格波動較大分項）同比上漲1.8%，接近國家通貨膨脹調控2%左右的目標，較1月份0.8%的漲幅有顯著回升。

CPI快速上漲是否意味著消費已全面強勁復蘇？我們課題組的結論是，消費全面復蘇的態勢尚未出現。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單一商品價格超常上漲，推高核心CPI。從CPI構成分析，各商品分項權重存在差異，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務”分項權重僅為2.9%，但漲幅極為顯著。該分項中價格上漲最突出的是黃金及其制品，近期黃金價格大幅上漲帶動該分項同比增速達15.4%。該分項權重雖低，但對整體CPI的拉動作用顯著。以2月份數據為例，CPI同比上漲1.3%，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務”分項拉動CPI上漲0.45個百分點；而權重占比30%的“食品煙酒”分項，卻僅拉動CPI上漲0.41個百分點。

二、基期輪換與春節錯期，形成短期擾動。CPI上漲與基期調整相關。CPI統計基期每5年調整一次，我國近期已完成基期輪換，各分項權重有升有降。服務消費權重提升，消費品權重下降，這與我國經濟結構發展趨勢相契合。隨著國民收入水平持續提升，居民消費籃子中服務消費占比逐步提高。同時，2月份服務價格與消費品價格漲幅呈現分化，服務價格同比上漲1.6%，消費品價格同比上漲1.1%，權重調整與價格漲幅形成疊加效應，進一步推動CPI上漲。國家統計局相關分析顯示，基期調整對1月份CPI同比指數的平均影響約0.06個百分點。但我們認為，受各月分項漲幅差異影響，該影響幅度會動態變化，2月份受服務價格上漲帶動，基期調整的影響更為顯著。此外，CPI上漲還受其他短期擾動因素影響：一是2025年2月CPI同比下降0.7%，形成低基數效應；二是春節時間錯位，2025年春節跨1月和2月，而2026年春節集中在2月份，假期時長9天，這種錯位帶動旅游、餐飲、服務等價格上漲，成為2月份CPI短期上行的重要原因。

三、居住類CPI對市場租金變化的反應較為平緩。理論上，CPI居住類分項不僅涵蓋房租，還包含建筑材料成本、水電費等。但其中租金占比約70%，為居住類分項核心構成。從同期城市平均租金變化來看，1-2月受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影響，城市平均租金降幅較為顯著，1月下降10%，2月下降近6%。對比CPI租賃分項數據，該分項同比小幅下降0.3%-0.5%，城市CPI居住類分項同比微降0.1%-0.2%，降幅低于農村地區。二者走勢一致，相關系數約為0.4，但波動幅度差異巨大。這一差異部分源于CPI統計方法：樣本更側重長期續簽租賃合同，對市場新簽租金價格卻反應不足。

綜合上述三項CPI分項分析，短期CPI上漲態勢仍需進一步觀察，僅依據1-2月數據，難以得出消費已全面復蘇的結論。

（二）失業率總體平穩，城鄉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

失業率是居民對自己收入預期的最重要度量指標。

2026年1月和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2%、5.3%。分人群來看，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為5.3%-5.4%，略高于整體水平，接近國家今年設定的城鎮調查失業率5.5%以下的調控目標上限。分戶籍類型來看，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高于外地戶籍人口失業率，又進一步高于外地戶籍農村人口失業率。這一現象看似反常，畢竟通常認為農民工群體屬弱勢群體，失業率理應更高，故該現象背后有深層原因。16-24歲非在校青年失業率持續回落。整體就業市場保持平穩態勢。

接下來，從城鄉勞動力轉移視角來探討就業市場的問題。選取這一視角的原因在于，單純從失業率波動來看，經濟下行階段失業率有所上升，這一規律與多數發達國家并無差異。從相關系數來看，工業增加值每提升1個百分點，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下降0.08個百分點，即經濟向好發展時，失業率會相應下降，但降幅相對有限。據此測算，如果2026年順利實現4.5%-5%的經濟增速目標，全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將維持在5.2%左右，與2025年水平持平。從這一角度看，2026年失業率維穩的難度相對可控。

除城鎮勞動力外，我國還有大量農村勞動力及城鄉間流動的勞動力，即流動人口。城鎮人口年均增速從2010年的4%左右降至當前的1%左右，主要原因是農村勞動力進城規模縮減。

流動人口兩大核心組成部分為外出農民工與本地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以外務工的農村戶籍人口，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內務工的農村戶籍人口。本地農民工數量已呈現停滯乃至負增長態勢，外出農民工增速亦逐步放緩，這一變化反映出城鎮就業機會不足。

在收入方面，同期外出農民工與本地農民工名義收入同比增速顯著低于GDP年均增速，剔除價格因素后，外出農民工實際收入增速較GDP平均增速低約0.5-1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群體失業率偏低；另一方面城鎮就業機會減少時，農村勞動力以回流農村的方式應對，進城務工節奏放緩，收入增速亦隨之減慢。

“投資于人”的戰略意義

回歸本次報告主題——投資于人。前文從價格體感與失業率感受兩個維度分析，說明經濟尚未完全復蘇，而這些問題均與內需不足密切相關。

那么，破解路徑是什么？為什么“投資于人”戰略在當前經濟背景下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投資于人”是穩定居民消費、夯實經濟運行基礎的重要支撐。

當前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之一。202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其中居民消費貢獻率約49.1%，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5.3%，二者相差3倍，是一段時期以來較大的差距。這意味著，若要持續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我們需要抓重點，即推動居民消費穩定增長。

居民消費能否穩定增長，取決于居民的感受。儲戶問卷調查顯示，2023年以來，認為收入在下降的居民數量占比持續上升，已升至19%左右；認為收入有所增長的居民，其占比則持續下降。二者一正一負，直觀反映出老百姓收入體感較冷，對未來收入預期較為悲觀。

若要引導居民敢于消費、增加消費，使其持續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需關注居民消費意愿。另一組問卷數據顯示：2007-2019年，傾向于增加儲蓄的居民占比穩定在45%左右，疫情沖擊下該占比一度快速上升，當前趨于平穩，但仍徘徊在60%左右；傾向于增加投資的居民占比自2015年起顯著下降；傾向于增加消費的居民占比平穩下落，近期雖略有復蘇，但整體趨勢未發生根本性逆轉。

因此，推行“投資于人”戰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通過對人的投資，消除居民收入不確定性，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

第二，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培育長效增長動能。

從長期來看，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是培育經濟長期增長動能的重要抓手。

我國人口總量已達峰值，而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早已于2012年達到峰值后持續下降，老齡化約束將進一步增強。國家衛健委預計，2035年前后，60歲及以上人口將突破4億，占比超過30%，屆時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

經濟長期增長依托三大因素：勞動力數量增長、人力資本平均水平增長、技術創新提速。在勞動力規模見頂回落的背景下，增長邏輯正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需主要依靠人力資本快速積累與技術創新持續推進。二者相輔相成：若居民未接受優質教育，就難以支撐高科技創新；若僅重視技術創新，卻忽視人力資本積累，就會加劇就業錯配、收入分化和部分群體掉隊的風險。

第三，促進城鄉勞動力轉移，釋放新型城鎮化紅利。

“投資于人”有助于促進城鄉勞動力轉移。我國經濟發展歷程既是工業化向服務業的結構轉型過程，也是農村人口進城、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據測算，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約三分之二為主動城市化。主動城市化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因為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從而提升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既增加居民個人收入，也增強經濟增長動力。

若要推動農村勞動力持續進城，關鍵在于協助其在城市扎根，完成向新市民的身份轉換。實現這一轉換的基礎，一是破除戶籍壁壘，二是以常住地為核心提供公共服務，弱化戶籍與公共服務的關聯。

“投資于人”的財政投入與跨國比較

“投資于人”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么我國近年在“投資于人”方面的財政投入規模如何？與目標追趕的高收入國家對比，我國民生投入的差距有多少？

結合政府工作報告、“十五五”規劃相關數據，我國一般公共預算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住房四大核心民生領域合計支出約12.4萬億元，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升至41.3%，為近年來最高水平。這表明，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在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

在上述狹義民生支出之外，我國政府財政包含四本預算賬，即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保基金預算。其中，社保基金支出是民生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上述口徑合并統計，2025年我國廣義民生支出占GDP比重為14.3%。該數據為保守下限估算，而在實際執行中，政府在育兒補貼、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保障性住房專項債券、就業補助等領域尚有額外補貼，未完全納入前述統計口徑，因此我國實際民生投入規模高于該估算值。

將我國廣義民生支出進行跨國比較，為保證口徑可比性，將我國估算的民生支出數據，與IMF口徑下一般政府收入十大類分類中的民生相關支出加總數據對標，結果顯示二者基本一致，我國估算值為14.3%，IMF統計數據約為15%，差異不大。基于此，可將我國民生支出水平與同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經購買力平價調整）的其他國家進行對標。

從絕對規模看，我國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略低于韓國，遠低于美國和德國；但按購買力平價換算后，再將我國與上述國家歷史同期水平比較，我國民生支出占比（14.3%）與美國歷史同期相近（15%），高于韓國歷史同期水平（10%），低于德國歷史同期水平（25%）。歐洲多數國家的社保系統得益于高稅收，有較高的民生支出傳統。

對前述目標進行拆解，若要提升民生支出占GDP比重，需至少做到以下兩件事之一：

一、提升民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

二、提升一般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這一點可通過增稅實現。

我國與韓國、美國等國家的民生投入差距，主要體現為民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收入比重偏低。數據顯示，我國一般政府收入中，民生支出占比約為59%，而OECD國家平均水平約為72%，所以我們仍有較大差距。

提高民生支出的財政路徑

若目標是到2035年把我國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從現在的14.3%提高到20%，為此我們做了兩種估算，具體如下：

第一種：不增稅、不增發債務，僅調整政府支出方向。即不改變政府收入占 GDP 比例，將民生支出占政府收入比例從 59% 逐步提至 70%。具體是減少不必要、不緊急的政府開支，騰出資金用于民生，提高民生支出占比。這種方式既不增加企業和百姓稅負，也不擴大中央財政赤字。測算顯示，要實現目標，每年投往民生領域的資金需逐年增加，到 2035 年，每年需從政府收入中新增約 6 萬億元用于民生。不過，此方案下民生支出占 GDP 比例最高只能提至 17%，比現在多 3 個百分點。若要進一步提至發達國家中等偏下水平（20%），則需增稅或增發債務籌資。

第二種：不增稅，調整政府支出方向的同時通過發行超長期國債籌資。測算顯示，若2035年要實現民生支出占GDP 20%的目標，假設所有民生支出由中央政府承擔，與現在相比，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將增加14個百分點，增幅不算低。不過，與美、日等發達國家中央政府債務比例相比，我國目前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約70%，加上隱性債務后總比例不超100%，即便新增一些債務，我國財政仍有足夠空間。

構建投資于人的指標體系

要實施“投資于人”戰略，需構建新的指標體系，因現有指標體系偏重平均值與部門統計，強調投入規模，對投入轉化、結果質量與統一匯總的關注不足。

我們建議從以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將人群劃分為五個生命周期階段（義務教育前階段、義務教育及高中階段、青年就業與職業起步階段、勞動年齡主力階段、老年階段）；分為四大核心領域（教育、醫療健康、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由此形成5×4共20個指標單元。結合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各指標均增設外地戶籍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獲取公共服務的監測維度。

該指標體系的完整介紹請參閱北大國發院正式發布的本期《中國經濟觀察報告》，現僅舉例說明如下：

在義務教育前階段，除國家已關注的3歲以下幼兒入托率、兒童健康管理率及醫保連續參保率等指標外，我們進一步關注普惠托育服務供給情況、兒童標準化發育篩查情況，以及外地戶籍兒童在常住地獲得相關服務的落實情況。

在青年就業與職業起步階段，除關注畢業去向落實率外，我們進一步觀察就業質量指標，如畢業一年后穩定就業、勞動合同簽訂、社會連續參保等，以更準確反映教育成果向就業質量的轉化效果。

在老年階段，現有指標已涵蓋老年人健康管理率等內容，在此基礎上，我們建議補充失能老人健康管理、長期護理保障和適老化改造實施情況等指標，以更全面反映老年階段的能力保持與照護保障。

政策建議：分層次落實“投資于人”

我們認為，可從四方面落實“投資于人”戰略。

一、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壓縮一般性、非緊急、非剛性支出，定向投入民生領域。中長期為進一步提升民生支出占GDP比重，可采用多元化融資方式推進。

二、打破戶籍壁壘。目前，300萬人口以下城市已基本放開落戶限制，但部分城市仍設置條件性戶籍壁壘，制約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統一。推動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弱化戶籍依附屬性，是重要改革舉措。同時，要加快推進社保全國統籌，針對人口流入地財政壓力相對較大的情況，國家應加大對其的轉移支付作為過渡。

三、提升就業質量。從擴大內需角度看，提升就業質量、增加居民收入，才是增強老百姓消費能力的最重要環節。要引導地方政府將關注點從新增就業數量轉向穩定就業率、社保覆蓋率等質量指標。與此同時，要完善針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服務與技能培訓。

四、聚焦關鍵群體與關鍵節點。資源有限，不宜平均分配，要將資源精準投向關鍵領域。兒童與青年是祖國的未來，其發展水平決定我國未來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水平，需加大對該群體的投入力度。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因此完善養老服務與長期照護保障體系也迫在眉睫。

綜上，我們的報告嘗試提出初步思路，明確“投資于人”的實施方向、重點領域與落地路徑。未來財政支出結構需進一步向民生領域傾斜，擴展融資工具。我們需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兼顧結果導向與制度公平的指標體系，實現指標監測、政策調整、成效考核的有機銜接。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趙波，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季刊）》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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