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對任何形式的文化本質主義都構成了一面值得凝視的鏡子。”
作 者 | 郭松民
編 輯 |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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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男人對程序正義有一種輕蔑，對排外主義有一種陰沉的擁抱。”

在2025年的銀幕上，當觀眾第一次看到《一戰再戰》中的史蒂文·洛克喬上校時，許多人都想起一個早已遠去的名字——約翰·韋恩。

然而這一次，曾經在銀幕上舉槍為正義而戰的美國硬漢，變成了一個為了討好白人至上秘密組織、不惜追殺親生女兒的孽畜；以一己之力馴服荒野的西部英雄，變成了MAGA運動絕妙的諷刺標本。

《一戰再戰》（One Battle After Another）由保羅·托馬斯·安德森自編自導，改編自托馬斯·品欽1990年的小說《葡萄園》，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與西恩·潘聯袂主演。該片以1.75億美元的制作成本登陸北美院線，在爛番茄獲得98%的驚人好評，并入圍第98屆奧斯卡金像獎13項提名。

然而，比票房與獲獎更具沖擊力的，是影片呈現了這樣一個令人深感痛快淋漓的事實：那個由約翰·韋恩塑造、給美國乃至全世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國硬漢，在史蒂文·洛克喬（西恩·潘 飾）這一角色身上，被以一種庖丁解牛式的精準，肢解殆盡，尸骨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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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韋恩，綽號“公爵”——提起這個名字，熟悉好萊塢電影的人都能立刻在腦海中搜索出一個這樣的形象：左輪手槍、方巾、牛仔帽、馬靴……一個在無邊荒野中縱馬奔馳，無所不能的白人男性。

他是經典好萊塢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硬漢符號，是西部片的化身，是“美國精神”的銀幕圖騰。

在他主演的眾多西部片中，白人的拓荒者是勇敢的、文明的，而印第安人則是需要被征服的野蠻存在。

在他的銀幕世界里，善惡分明，道德觀簡單直接：正義總是站在白人、男性、基督徒一邊。

韋恩飾演的角色從不猶豫，從不動搖，法律與秩序必須得到維護。正如導演霍華德·霍克斯所言：“約翰·韋恩在銀幕上代表了比任何人都更多的力量和權威”。

然而，韋恩的意義遠遠超出銀幕本身。

在銀幕之外，他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冷戰反共分子、越戰的支持者。

他的電影與公開言論不斷強化著同一套價值體系：愛國主義、強力政府、軍事至上、傳統家庭、白人中心、男性主導。

1968年，公開鼓吹種族隔離的喬治·華萊士在籌備參選美國總統時，甚至考慮邀請韋恩作自己的競選搭檔。

在1970年代的一次采訪中，韋恩肆無忌憚地表示：“我相信白人至上，直到黑人被教育到能夠承擔責任的程度。”

毫不奇怪，韋恩也是特朗普的偶像。

2016年特朗普首次參加美國大選，韋恩的女兒艾薩·韋恩公開站出來支持特朗普。

在競選集會上，特朗普談起他心中的英雄。他說：“當你想到約翰·韋恩，他代表了力量，他代表了權力，他代表了人們今天所尋找的東西，因為我們國家現在擁有的恰恰是約翰·韋恩的反面”。

韋恩被奉為“MAGA（即‘讓美國再次偉大’）精神的銀幕先驅”——代表傳統白人、鄉村、保守、反精英，充滿力量和正義感。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MAGA運動所渴望恢復的“理想男性氣質”。

韋恩的影響絕非僅限于美國本土。

在美國文化霸權的作用下，韋恩的形象漂洋過海，進入全球無數觀眾的視野，深刻塑造了人們對美國的想象。

在中國，尤其如此。

對于從1980年代開始接觸好萊塢電影的中國觀眾來說，韋恩式的美國硬漢構建了一種關于美國的符號化認知：美國是強者的國度，正義永遠戰勝邪惡，白人男性是秩序與文明的承載者。

正如一篇影評所言，“對于特定年齡段的人來說，尤其是男性，約翰·韋恩代表了他們如何看待美國，以及他們多么渴望那個美國繼續存在——盡管它從未真正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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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戰再戰》通過史蒂文·洛克喬上校這個角色，不無戲謔卻冷酷無情展示了一個事實：那個被MAGA奉為模版的韋恩式美國硬漢，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構的神話。

史蒂文擁有韋恩式硬漢的全部標配：白人軍官，冷酷沉默，在鎮壓左翼群眾、抓捕非法移民時毫不留情，是美國保守主義的人格化。

影片中，他帶著軍警對移民拘留中心進行突襲，對激進左翼組織“法國75”展開殘酷圍剿。他說話的方式、走路的姿態、發號施令時的冷酷神情，都讓人聯想起韋恩在銀幕上塑造的那些“英雄”的身姿。

這里，導演安德森刻意使用了類型反轉——當觀眾以為要看到一個韋恩式的英雄、“上校”時，鏡頭卻無情地揭開了硬漢外衣下的潰爛。

影片中，有一個極具反諷意味的設定：史蒂文對獻身左翼運動的黑人女青年帕菲迪亞（緹雅娜?泰勒 飾）既憎恨又迷戀，這種矛盾的欲望最終導致了他“血統污染”的悲劇。

恰如現實中的韋恩，一生在銀幕上將墨西哥人塑造為反派，卻有三任妻子都是拉丁美洲人。

影片開始不久，帕菲迪亞率眾沖入拘留營并控制了局面，為了羞辱傲慢的史蒂文，逼迫他當眾玩弄陽具致勃起。

從那一刻起，史蒂文便陷入了對帕菲迪亞的病態癡迷——一種征服欲、羞辱感與種族主義幻想的混合體。

他對帕菲迪亞的情感不是愛，甚至不是恨，而是一種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畸形欲望——既鄙視又迷戀，既想毀滅又想占有。

結果，當他發現帕菲迪亞對他進行“反向強奸”，并為他生了一個混血女兒后，他做出的選擇不是韋恩式的“保護家庭”，而是追殺女兒。

這一情節構成了對韋恩式“家庭價值”的終極反諷——在白人種族主義“血統純潔性”的祭壇上，父愛被獻祭，血親被否定，硬漢的倫理大廈轟然倒塌。

韋恩飾演的角色，總是胸有成竹，在任何困境中都保持著冷峻的掌控力。

史蒂文則不同——他表面鐵血、偏執、充滿權威感，實則膽怯、空虛。他的權威不是來自內在的自信，而是來自對權力體系的諂媚與依附。

影片多處細節展現了史蒂文的外強中干：在“圣誕冒險者俱樂部”的入會考核中，他面對高層審視，眼神閃爍、手足無措，全然沒有平日里的強硬；當他得知女兒薇拉（蔡斯?英菲尼迪）的存在，第一反應不是愧疚，而是恐慌，害怕這個“混血污點”毀掉自己的仕途；在追殺薇拉的過程中，他多次被鮑勃（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 飾）與塞爾吉奧（本尼西奧?德爾?托羅 飾）挫敗，狼狽不堪……

他的強硬，不過是掩蓋內心自卑的偽裝；他的暴力，不過是為了獲得權力體系認可的表演。

韋恩飾演的角色永遠不會真正失敗，即使遭遇挫折也終將重新站起來，因為正義必勝。

但史蒂文的人生卻是一列不可逆轉的毀滅列車。他試圖用一切手段掩蓋自己的“血統污染”，試圖證明自己對白人至上主義的絕對忠誠，然而最終卻被自己所效忠的組織用毒氣處決——他“最后死在自己最滿意的座位上，連姿態都維持不動，直至搬進焚化爐”。

這不是令人蕩氣回腸的英雄犧牲，而是一種近乎荒誕的自我毀滅：一個為白人至上事業賣命一生的人，因為有一個混血女兒——被白人至上組織殺死。

影片片尾那段“顛簸起伏的高速公路猶如波浪，讓車子無法看到前面的危機”的鏡頭，恰如其分地隱喻了史蒂文的命運。

導演安德森對韋恩式“美國硬漢”的解構，精妙之處在于他不是在否定韋恩，而是在揭示韋恩神話內部的自我矛盾，他把韋恩銀幕形象中那種自以為不證自明的種族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等，從敘事的背面翻到正面，讓觀眾親眼看著它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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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再戰》對史蒂文這一形象的塑造，不僅是對美國MAGA運動的尖銳反諷，也意外地在中國網絡語境中找到了一種結構性的“回響”。

這種回響不是內容上的直接對應，而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意識形態結構上的同譜性。

史蒂文所承載的“白人至上、種族純潔、反移民、反多元”的極右翼邏輯，與中國網絡語境下“皇漢”思潮共享著一個相同的意識形態框架——即身份本位的文化保守主義。

兩者均以特定的群體認同為核心，秉持復古式的文化純潔性想象，并表現出對強力秩序與傳統倫理的推崇。

在史蒂文那里，純潔性的標尺是膚色與血統；在“皇漢”思潮的某些表達中，純潔性的標尺則是文化血統與歷史敘事。

兩者雖然使用的語言、占據的歷史語境截然不同，但它們都相信存在著一個“黃金時代”——一個某種特定群體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純凈”過去——并認為返回那個時代才是國家與民族的出路。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揭示了文化保守主義的一個內在悖論：試圖用復古主義的“純潔性”想象來應對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其結果往往不是恢復某種想象中的傳統秩序，而是將社會推向更深的撕裂與對立。

《一戰再戰》對史蒂文的批判——即種族純潔性的意識形態最終會反噬其信奉者——或許對任何形式的文化本質主義都構成了一面值得凝視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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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洛克喬的死亡場景是近年來美國電影中最具沖擊力的政治隱喻之一。

他沒有死于與革命者的槍戰，沒有死于英雄式的對決，甚至沒有死于任何意義上的戰斗——他被自己無限向往的組織用毒氣處決，坐在自己最滿意的椅子上，保持著“硬漢”的姿態，被搬進了焚化爐。

這是對美國極右翼權力邏輯最徹底的審判。

“白人至上主義者迷戀女黑人，這個安排仿佛在嘲諷種族主義的虛偽”——影片的這一設置絕非隨意為之，史蒂文對帕菲迪亞的癡迷揭示了一個被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拼命掩蓋的事實：種族“純潔性”從來都是謊言。

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的情感連接、性關系、混血后代，一直是美國種族歷史中無法抹去的一部分，盡管它被主流敘事系統性地壓抑和否定。

史蒂文追殺自己的混血女兒薇拉，實際上是在追殺美國歷史的真相。

史蒂文被用毒氣處決，完成了對約翰·韋恩式“美國硬漢”的最終判決。

任何試圖在“純潔性”之上建立權力秩序的努力，最終都必須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種族之間的界限從來都不是涇渭分明的，多元種族共存與融合已經是一個確定無疑、無法更改的既成事實。

美國如此，世界亦然。

有色人種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升，與白人差距的縮小乃至反超，使得建立在膚色、種族基礎上的優越論顯得荒誕不經，滑稽可笑。

影片中，史蒂文費盡心機要加入的“圣誕冒險者俱樂部”，象征著極右翼權力結構的深層網絡，但他們“每次開會都需要經過錯綜復雜的通道”——這一意象在暗示：這種權力結構越是復雜精密，越是暴露出它的脆弱與荒唐。

史蒂文的焚化爐，不僅燒毀了一個人，也燒毀了一種幻覺——目前世界范圍內極右翼潮流，雖然甚囂塵上，但其內在矛盾決定了它必將走向自我崩潰。

片尾，帕菲迪亞給女兒薇拉的信中寫道：“你會像我一樣試圖改變世界嗎？我們失敗了，但也許你不會。也許你會是那個讓世界回歸正軌的人”。

這句話，不僅是對下一代革命者的期許，也是對每一個生活在種族主義逐漸成為強勢潮流的人的提問。

我想，每個人遲早都會面對并不得不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