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庶犧牲56年無法被評為烈士，中顧委同學出面：要給他一個公道

1985年9月26日，北京西山腳下的京西賓館燈光通明。會客室里，七旬老將孔原翻著一摞泛黃的資料，抬頭對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說了一句：“張國庶，該有個說法了。”話音不高，卻帶著多年未散的沉重。幾頁發脆的檔案紙上，依稀能辨出“周之德”幾個字——那是張國庶的化名，也是他留在人間的最后痕跡。

時鐘撥回六十年前的1923年。萍鄉煤城煙塵滾滾，安源工人大罷工掀起浪潮。17歲的張國庶在萍鄉中學讀書，借著哥哥張國燾寄來的《新青年》《向導》如饑似渴地讀。他和同窗孔原一拍即合，白天上課，晚上在油燈下刻蠟板、印傳單，“讓更多人覺醒”，這是那時他們口中的暗號。

不到兩年，互助社、策群社相繼成立，幾條小巷的學生和手藝人聚到一起，傳閱馬克思小冊子，練習短打槍法。1924年冬，兩人同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又很快轉為中共黨員。萍鄉黨小組里，加上組織介紹進來的礦工，只五六個人，可組織夜談會時，卻總擠得滿滿當當。年輕人信心爆棚，似乎革命成功就在明天。

旋即北伐聲起。1926年秋，國民黨萍鄉縣黨部掛牌，張、孔被推舉為常務委員，那時的國共合作仍在蜜月期。可好景不長，1927年“六五”事變后，萍鄉血雨腥風。孔原被迫南下，參加八一起義；張國庶則被黨組織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身份改作“周之德”。

海外三年，張國庶邊學邊走訪。從柏林到維也納，他看工人游行，也看資本家餐桌上的銀刀叉。1929年春回國，他被派到上海，負責巡視各區黨組織。人情世故多，警探更多，他常一身長衫混跡租界茶樓，眼睛卻時刻留意巷口的腳步。也是在那兒，他與女工晏碧芳結為伉儷，兩人訂下同生共死的約定。

1930年初，中共中央第112次常委會決定重建被破壞的江西省委，張國庶出任書記。他坐火車進九江，一頭鉆進四號碼頭那家不起眼的米店，桌上鋪著地圖，標滿贛州、九江、吉安的紅圈。三個月里，贛東北、贛西南、湘贛邊的武裝接連起事，星火已燃。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動作快，敵人警覺更快。5月中旬，國民黨第十八師特務摸到九江。月底，省委機關暴露，張國庶與徐荷云等五十余人先后被捕。監獄里，敵人先軟后硬。“只要棄暗投明，榮華富貴不是夢。”面對勸降，張國庶笑得很淡，“省省吧。”又見叛徒龐云飛端來酒菜，他怒目而斥：“賣友求榮的下場，你自己想想！”這句痛罵，據同獄者回憶，聲音不大，卻讓看守不寒而栗。

酷刑隨后而至，鞭子、老虎凳、灌辣椒水，手段層出不窮。張國庶守口如瓶，晏碧芳同樣頑強。敵人惱羞成怒，當年8月，悄悄將夫婦二人押往郊外槍決，草草掩埋。風聲傳到瑞金，救人的計劃成為泡影。

槍聲剛落數月，蔣介石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年末，紅軍在寧都龍崗全殲第十八師，指揮張輝瓚被俘。兩個月后，群眾公審后將其就地槍決——正是他拍板處死張國庶。

然而，烈士名冊上遲遲沒有“張國庶”。原因有二：其兄張國燾在延安“另立中央”，晚年脫黨歸去；加之流言稱張國庶曾“變節”，審定工作擱淺。時間一晃，三十年、四十年，烈士親友遞交的申訴材料層層積壓。

1984年春，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籌建，工作人員帶著匯編名單請孔原審閱。他掃了一眼，眉頭緊鎖，“張國庶呢？”對方尷尬搖頭。孔原放下筆：“活人怕事，死人更冤，得給個公道！”

接下來一年，孔原四處奔走。程子華、楊尚昆都是老同志，說起張國庶都點頭：“沒聽說背叛。”孔原把口述、檔案、獄友回憶一頁頁編號，寫成報告寄給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馮文彬。“敵特口供自相矛盾，不可采信。”這是報告里的原話，字句鏗鏘。

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文件下達：追認張國庶、晏碧芳為革命烈士。那一天，萍鄉中學舊校舍的操場上，新立的烈士碑揭幕，風吹過，松濤作響。碑陰刻著出生與犧牲的兩行小字：1905—1930。字不多，卻夠后人慢慢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