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劉敏濤現在成“鬼媽媽”的代名詞了。
在剛剛收官的懸疑劇《隱身的名字》里，因為演了一個偏執的媽媽被網友形容是不亞于安嘉和的存在。
現在，越來越多的影視劇都喜歡插一個偏執、控制欲強的母親，以至于這些媽媽都成恐怖代名詞了。
瘋媽媽成恐怖代名詞
說實話，劉敏濤演的這個角色確實蠻恐怖的。
女兒的房間被她裝上了玻璃墻，以陪伴之名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她也不允許女兒有朋友，希望她只能依賴自己。
有次放學女兒和朋友去了其他地方，沒有按正常時間回家，于是她勒令女兒向自己道歉。
但因為女兒在道歉的時候沒有喊自己媽媽，所以她的情緒開始失控。
摔盤子、拍桌子、五官猙獰、身體顫抖，只能用“恐怖”兩個字形容。
《隱秘的角落》也是這樣，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劉琳演的周春紅和兒子朱朝陽 的戲份。
她把朱朝陽視為自己全部的驕傲，朱朝陽被送到醫院，周春紅歇斯底里。
既害怕，又生氣，更覺得自己被兒子背叛了。
更不用提她逼他睡前喝牛奶那個經典名場面了。
《漂白》的洪霞也是“癲媽”。
控制欲極強，經常情緒崩潰，與女兒有沖突就直接扇巴掌。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和《煙火人家》里，陳小藝和徐帆也是“窒息媽媽”。
?干預女兒的生活節奏，更干預女兒的精神狀態，一口一個“為你好”，但凡爭辯一句，她們就委屈巴巴地說“媽為了你命都能不要”。
就是因為這類母親太多了，所以但凡出現了像《好東西》里那種正常的、陽光的母親，大家才會集體喊媽。
為什么總盯著瘋媽媽？
“瘋媽媽”能流行，是因為現在的母女/母子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代溝。
母親這代人（50-70后）成長于集體主義的環境，強調的是犧牲精神，她們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我的價值 = 我為家庭的付出”。
孩子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這就導致她們的自我邊界很模糊，因而愛也是“侵入式”的。
但是她們的孩子成長于市場經濟、個人主義和心理學普及的時代，他們認為“幸福 = 尊重 + 邊界”。
母親那代人表達愛的方式恰恰是子女這代人最痛恨的。母親覺得“我是為你好”才入侵子女的生活時，但子女只會覺得這是情感綁架和自我感動。
所以，母親的“瘋”，本質上是她唯一會用的語言（犧牲與控制）失效后的崩潰。
她不理解為什么自己的付出換來的不是感恩，而是嫌棄。如果她本人沒有自我覺醒，沒有嘗試理解，那這種困惑和絕望就會表現為失控的歇斯底里。
另外一點就是中年女性本身的困境了。
中年女性，尤其是回歸家庭的那一批，是價值感最容易崩塌的群體。
首先在職場上，大部分已經退居二線或者退休了，社會價值感銳減。
婚姻里，激情早就褪去，丈夫要么是沉默的上班族，要么是另一個需要照顧的兒子，情感支持幾乎為零。
所以，孩子就成為她最后的價值錨點，一旦孩子試圖獨立的時候，她就會產生一種自己即將被“廢棄”的感覺。
這種困境讓她們會通過不斷介入子女的生活、表達痛苦，來確認自己還重要。
本質上，這其實是社會的困境。
社會沒有為這些中老年女性提供機會和心理支持，于是，她們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個曾經完全依賴自己、現在卻想逃跑的孩子。
替罪羊機制的升級也讓批判“瘋媽媽”成為安全的情緒出口。
當代社會積累了很多集體焦慮，直接批判社會風險太高，也很難故事化；批判父親的話會觸及父權制核心，但他們除了渣男又想不出來別的，于是，“瘋媽媽”就成了完美的容器。
安全、具體、情感沖擊力強，還能完美嫁接“原生家庭熱”帶來的流量。
而且，通過批判“瘋媽媽”，觀眾也完成了一種“弒母”的象征性儀式。
通過否定那個壓抑、控制、令人窒息的母親，與舊時代割裂，由此確認自己作為獨立的現代個體的存在。
從揭示問題變成量產恐怖
不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不少這樣偏執、控制欲強的母親，但上面也說了，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個母親變得偏執、控制，這是匱乏的婚姻、缺席的丈夫、無支撐的育兒、自我價值喪失、社會孤立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長期累積造成的結果。
但在很多影視劇里，這個結果被提取出來，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天生的恐怖人格。
就像《隱身的名字》，沒有交代葛文君的過往，沒有解釋她為什么會形成這種性格，觀眾只知道她瘋，卻不知道瘋的原因。
“病態的結果”被當成“病態的根源”來呈現，結構性困境降維成了個人恐怖片。
這就會進一步加劇我們對現實中母親的污名化。
很多中年女性都在經歷類似的焦慮和失控，她們需要的不是被指責，而是被理解、被提供出口。
但是當熒幕上都是這樣的母親形象時，現實中的子女會更容易照葫蘆畫瓢地給自己的媽媽貼上這種標簽，而不會去問為什么會這樣，堵死了談話的空間。
反復觀看這種符號化的形象，更會讓觀眾形成一種認知捷徑：
中年母親 = 麻煩、不可理喻、需要遠離。
這更強化了對更年期女性、家庭主婦、空巢母親的偏見，但誰又沒有年輕過呢？
更嚴重的是，背后的深層困境被忽略了。
當所有人的憤怒都指向“瘋媽媽”時，丈夫/父親不用面對任何審視，“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不用被反思，缺乏關懷的社會系統不用被問責。
“瘋媽媽”本來應該是反思社會和家庭的切入點，現在卻成了遮蔽所有問題的一堵墻。
我們太習慣消費痛苦，而不是理解痛苦；太熱衷于尋找壞人，而不是修復系統。
“瘋媽媽”能成為一個隨處可見的恐怖符號，不僅僅是因為她真實存在，更是因為我們現在不敢塑造那個讓她變“瘋”的更大的東西。
于是，我們把她推向前臺，給她貼上標簽，然后對著她扔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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