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社會，能讓閱讀成為日常？｜商周專欄

圖源：Unsplash / Clay Banks

撰文 | 商周

復活節在柏林小住，周六上午步行前往位于動物園附近的古董舊貨市場，途中經過一個公路橋下的涵洞。與外面明亮的陽光相比，涵洞中顯得昏暗得很。走到里面，才注意到有一個在那里過夜的人。

他所帶的物件很簡單：鋪在地上當床墊的是可以卷起來的泡沫板，陳舊的睡袋看上去有些臃腫；頭這邊是一把撐開的雨傘，勉強構成了一個相對私密的空間，腳那頭有一個簡單的拉桿箱，上面還放著一個白色的手提袋。

橋下涵洞中的讀書人（攝影：商周）

在德國，這樣露宿街頭的人哪個城市都有。這些人有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也有陷入經濟困境的窮人，還有暫時沒有找到住處的外來者。他們一般都是男性，在簡單的行李旁，經常會有空了的啤酒瓶，以及用來要錢的紙杯，里面裝著幾個零散的硬幣。

但這位露宿者讓我感到驚訝，不是因為他旁邊沒有酒瓶和紙杯，而是他穿著羽絨服半躺在那里看書。我不由得停了下來，此時已經是上午十點，不少人來來往往，他卻在那里安安靜靜地待著。

一本好書，能把人帶入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在滿是涂鴉的背景中的畫面，讓我受到了感動。我思考著如何以某種可以接受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于是有了這張從背后拍下、隱去他個人信息的照片。

其實，我是不應該感到驚訝的，因為閱讀在德國是一件比較普遍的事情。

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對中德兩國——我所生活和熟悉的兩個地方——的閱讀情況做一個比較。

以公共圖書館為例。根據德國圖書館協會發布的數據，德國在2022年擁有約8854個公共圖書館，基本上每萬人即擁有一座（1）。而在中國，截至2023年，全國公共圖書館數量為3246個，約每40萬人擁有一座（2）。兩者在密度上的差距，是一個數量級的不同。

一般來說，中國的圖書館相對集中且規模較大，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圖書館的密度來衡量國民閱讀的情況，人均借閱量才是一個更接近真實閱讀行為的指標。

2022年，德國公共圖書館全年借出書籍約2.9億冊，折合人均約3.5冊（3）；而中國在2023年的公共圖書館外借總量約為7.8億冊，人均約0.5冊（4）。也就是說，在這一更能代表圖書館閱讀的指標上，德國依然是中國的6倍以上。

如果說圖書館反映的是公共文化供給，那么圖書市場則更多體現個人選擇。

過去十年間，德國圖書市場年銷售額基本穩定在90億至100億歐元之間（5），按平均書價18歐元估算，人均每年購買圖書約6冊。而在中國，2024年圖書零售市場規模約為1129億元人民幣，如果按30元每冊的價格來估算，對應的人均購書量在2至3冊之間（4）。

以上說的是實體書，電子書閱讀的情況則稍有不同。

根據德國書商和出版商協會的報告，德國人的電子書人均年閱讀量為2.75冊（5）。根據第21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的結果，中國成年國民人均電子書閱讀量為3.52冊（6）。

但總體來看，無論是公共借閱還是個人購買，德國讀者的年閱讀量仍然顯著高于中國。

然而，比起“讀多少”，或許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人們在讀什么？

從這一點來看，中德之間的差異同樣直觀：根據德國書商與出版商協會的數據，2024年德國圖書市場中，占比最高的是虛構文學（36.6%），其次為青少年讀物（18.1%）、人文社科（11.7%）、教育類書籍（11.7%）以及非虛構文學（11%）（7）。同樣是在2024年，在中國總銷售的1129億元碼洋的圖書零售市場中，占比前五名的則是少兒類（28.2%）、教輔類（25.3%）、文學（8.9%）、學術文化（7.8%）和心理自助（3.66%）（8）。

這種差異并不難在現實中得到印證，只要走進兩國的書店就能馬上感覺出來。在德國的書店里，虛構與非虛構文學類書籍是主流，而在中國，大多數書店中占據主要位置的則是少兒讀物和輔導教材。

根據閱讀量和書籍構成的數據，如果僅考察成年人的閱讀情況，那么中德兩國的差距會更加明顯。這一點，我個人在中德兩國的生活中也能明顯地感覺到。在德國，書籍也是親朋好友間常送的禮物，在火車上安靜地看書是一種常態；而在中國，尤其是在居住著大部分人口的縣城，成年人讀書則并不是一件常見的事情。

德國有利于閱讀的環境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且它也正面臨和中國類似的挑戰。社交媒體對注意力的分散、讀者數量的減少、線下書店的生存壓力，以及嚴肅學術出版的持續萎縮，這是整個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中德兩國應對這些變化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趨同的方案。

兩國的出版行業都在主動進入數字化環境。有聲書與訂閱制平臺不再被視為紙質書的替代品，而成為新的增長點，使閱讀得以嵌入通勤、運動等碎片化時間之中。同時，實體書店也在重新定義自身的角色，從單一的銷售空間轉向文化活動的組織者，通過朗讀會、討論會等形式，使閱讀重新獲得某種“公共性”。另外，一些大型出版機構則通過教材等穩定收益板塊，維持學術與思想類出版的持續存在。這種“以市場反哺學術”的機制，在兩國都有不同形式的體現。

但除此之外，德國還有一些自身特有的策略。

比如德國近年來推出的“文化通票”，為年滿18歲的青年一次性發放現金補貼，專門用于購買書籍和文化票務。雖然每個人只有200歐元，但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將閱讀引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書籍類商品適用7%的優惠增值稅，遠低于普通商品的19%的稅率，從而降低書籍的售價。

另外，德國長期實行嚴格的圖書定價制度，新書在不同銷售渠道之間價格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價格競爭，保護了線下書店——尤其是地方小書店——的生存空間，使書店這一閱讀的重要基地能夠盡可能向基層延伸。

也是因為嚴格的圖書定價法，德國的新書一般沒有折扣，這讓書籍的價格顯得相對昂貴。但這不會對想讀書的窮人產生太大影響，他們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獲得閱讀資源。除了各地密集分布的公共圖書館，德國許多城鎮都有免費分享的圖書亭，人們可以往其中捐書，也可以從中自由獲取。另外，相比新書，二手書的價格就顯得非常親民。在周末的舊貨市場上，1歐元的舊書比比皆是。

一個德國小鎮街頭的圖書交換亭（攝影：商周）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免費或近乎免費的書籍構成了閱讀的另一種入口，使不同處境的人都更容易獲得，包括陷入困境的街頭露宿者。在這樣的環境中，閱讀就不再是資源分配的結果，而更接近一種個人選擇。

比如在這個昏暗的涵洞中，閱讀就只是一個人與一本書之間的關聯。

那天我去逛古董舊貨市場，也是和書籍有關。

我個人對書的興趣，不僅限于閱讀本身，也包括它作為物件的存在。無論是中國的線裝古書，還是早期歐洲關于中國的著作，都在我的個人收藏。這些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古籍，忠實地承載著知識如何被記錄與傳播的歷史。

比如下圖中這本由德國傳教士學習和批注過的《老子道德經解》，就是一段中西文化交融的見證。還有這本1699年在德國出版、由法國傳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撰寫的《中國近事報道》，更是歐洲早期關于中國的重要文本之一。

我在德國收藏的清代《老子道德經解》和1699年德國出版的《中國近

不過，這樣的“收獲”在現實中非常少見。更多時候，在古董舊貨市場的閑逛，不過是在各種物件之間穿行，卻難以買到心儀之物。那天在動物園附近的古董舊貨市場，我也是如此。興致勃勃地逛了兩個小時，最后空手而歸。

回程時，我再次經過那個橋下的涵洞。那位露宿者已經離開，地面收拾得干干凈凈，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仿佛他從未在那里停留過。

只是那一瞬間的畫面，總是停留在我的記憶里。

參考資料：

• [1] https://www.bibliotheksverband.de/sites/default/files/2023-10/Bibliotheken%202023_englische%20Version_WEB.pdf
• [2] 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tjxx/202408/t20240830_954981.html
• [3] https://www.boersenverein.de/markt-daten/marktforschung/wirtschaftszahlen/branchenumsatz-und-branchenentwicklung/
• [4]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116/c403994-40402913.html
• [5] https://www.boersenverein.de/markt-daten/marktforschung/e-books/
• [6]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423/eda892aa310749f8ac9f8457d8d233ea/c.html
• [7] https://de.scribd.com/document/931907218/WIPK-2025-Praesentation-ENG
• [8] https://www.xinhuabookstores.cn/hang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