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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雙輪驅動”領跑,浙江“單輪驅動”承壓,四川“雙減”倒逼轉型——人口分化的背后,是產業競爭力、公共服務水平與營商環境的綜合比拼
文 | 《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朱弢
截至2026年4月22日,已有30個省份公布了2025年末常住人口數據。
這份新鮮出爐的“人口成績單”,不僅是一系列數據的更新,更是洞察中國區域經濟活力、人口流動新趨勢與未來發展前景的關鍵窗口。
數據顯示,區域間的人口變動分化明顯。廣東、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寧夏7個省份在2025年實現了常住人口的同比增長;山東、河南、四川等多個傳統人口大省則出現同比下降。而經濟強省江蘇也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常住人口負增長。
《財經》分析發現,常住人口增長省份的增長模式各有不同——廣東由“自然增長與省外凈流入”雙輪驅動;浙江幾乎全部依賴省外人口凈流入;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則明顯受益于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紅利。
這共同指向一個趨勢:人口與人才正加速向經濟活力強、政策機遇好、宜居程度高的區域聚集。而部分省份出現的人口變動,呈現城鎮化深入發展、產業轉型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這些地區正努力通過優化人口結構、激發內生動力來應對新挑戰。
2025年各省常住人口呈現的特征和趨勢,無疑印證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的判斷。他強調,“‘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更是中國人口發展進入深度轉型的重要窗口期。”
原新等人最近在《以人口高質量發展夯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根基》一文中指出,當前,中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深度老齡化、少子化與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并存的特征日益凸顯,這既是人口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十五五”時期謀劃人口工作的基本前提。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則從發展經濟學視角補充稱,大國的人口非均衡分布是市場競爭、產業競爭和公共服務競爭的必然結果。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均呈現類似特征,這是規律而非異常。“全球通行的準則只有一個——人口流向哪里,公共服務與財政支持就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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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人口增減分化
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人口流動的版圖呈現出高度集聚的特征。增長區域主要匯聚于東南沿海、西部省份和個別直轄市,而眾多傳統人口大省及部分中部、東北地區則普遍面臨人口減少的壓力。
在這份人口成績單上,常住人口實現增長的7個省份最為亮眼。其中,廣東以新增79萬人的規模,繼續穩居人口第一大省之位,總人口約1.28億。其增長是“雙輪驅動”的典型:全年出生人口100.3萬,帶來29萬人的自然增長;同時,省外凈流入人口約50萬。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指出,廣東的人口增長既得益于龐大的年輕外來人口流入,也受粵東、粵西部分地區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
緊隨廣東之后的是浙江。2025年浙江常住人口較上一年增加31萬人,總量增至6701萬人。與廣東不同,浙江的增長幾乎完全依靠強大的人口吸引力——在自然增長率為負(-1.18‰)的背景下,憑借約38.9萬人的跨省凈流入實現了人口正增長。
在西部地區,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增加16.2萬人,總量達2639萬人,其2.70‰的自然增長率在全國名列前茅。寧夏常住人口增加3萬人,達到732萬人,同樣保持了穩定增長。西藏也延續了人口增長的態勢。
東部地區的海南和上海同樣實現了人口增長。海南常住人口增加7萬人,突破1055萬。而上海在人口自然減少5.7萬人的情況下,憑借10.85萬人的凈流入,實現了5.15萬人的常住人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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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增長陣營相比,更多省份面臨著常住人口下降的挑戰。根據已公布數據,山東2025年常住人口減少約37.17萬人,總量回落至10043萬人邊緣。江蘇則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常住人口負增長,為8518萬人。中部地區的安徽和湖北分別減少41萬和23萬人。西南地區的四川人口減少達46萬人,是已公布數據中減幅較大的省份之一。東北地區的遼寧和黑龍江分別減少24萬人和28萬人。
此外,湖南、河南、河北、廣西、江西等其他省份常住人口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湖南2025年末常住人口減少47萬人,主要受自然增長轉負(-4.40‰)和人口凈流出(約18.3萬人)雙重影響。河南減少約41萬人,為連續第五年下滑,其自然增長率已降至-2.13‰的歷史低點。河北減少24萬人,由自然減少約27萬人和凈流入約3萬人共同作用所致。直轄市中,北京、天津、重慶分別減少3.2萬、1萬和3.21萬人。福建在2025年減少3萬人。其余如江西、廣西、甘肅、山西、陜西、云南、貴州、青海等省份,也普遍面臨自然負增長與人口外流的雙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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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減,原因各不同
2025年各省份常住人口數據的變動,揭示了中國人口發展格局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調整,其背后是自然增長(出生與死亡之差)與機械增長(遷入與遷出之差)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
增長動力最為全面和強勁的廣東,自然增長和省外凈流入的“雙輪驅動”模式,不僅使其連續多年實現全國人口總量與增量“雙第一”,更凸顯了其作為經濟與人口核心引擎的持久吸引力。
與廣東類似,新疆2025年常住人口實現了約7.1萬的自然增長和約9.1萬的機械增長。一方面,新疆持續吸引著人才與勞動力流入;,另一方面,當地保持著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水平——2025年出生率達8.97‰,自然增長率為2.7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廣東和新疆之外,更多人口增長省份依靠的是以強大的人口吸引力來彌補自然增長轉負的缺口。浙江是其中的典型。2025年,浙江在自然增長人口減少約7.9萬的情況下,依靠高達約38.9萬人的跨省凈流入人口,最終實現了31萬人的常住人口凈增。這背后是浙江極具活力的數字經濟和民營經濟對人口的吸聚效應所致。
但丁長發也指出,浙江縣域經濟發達,義烏、溫州樂清等地房價一度高企,生活成本提升對年輕家庭的生育意愿形成一定約束。他建議,下一步應通過打造優質營商環境,大幅改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優化住房供給結構,使年輕人生育的收益預期大于成本,從而實現機械增長與自然增長的更協調發展。
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長與浙江類似,作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上海持續吸引著全球人才前來發展,憑借10.85萬人的凈流入實現了人口的總量增長。
海南、西藏、寧夏也主要得益于自貿港政策、邊疆穩定發展與特色產業路徑帶來的外部人口吸納能力,盡管總量有限,但能實現人口穩定增加已屬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遍面臨人口外流壓力的中部地區,湖北成為一個亮點。盡管人口總量在減少,但人口凈流入在增長。湖北也是中部地區唯一的人口凈流入省份——2025年較上一年減少23萬人,其中自然減少26.8萬人,凈流入3.8萬人。
與湖北情況類似的還有江蘇、福建等經濟強省,它們對省外人口仍具吸引力,但日益加深的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帶來的自然人口“赤字”,導致人口總量下滑。這反映出,即便是經濟發達地區,若不能有效提振生育水平,僅靠外部流入也難以完全扭轉人口下降的長期趨勢。
與上述省份相比,部分傳統人口大省則面臨著自然增長與機械增長均下降的“雙重壓力”。四川、湖南、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份均呈現這一特征。以四川為例,2025年常住人口減少46萬人,其自然增長為-35.2萬人,機械增長為-10.8萬人。這些省份普遍面臨青年勞動力持續外流、老齡化進程加快、內生生育動力不足等多重挑戰,人口發展的可持續性壓力較大。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省域人口整體收縮的背景下,省會成都卻展現出強大的逆勢集聚能力。2025年末,成都常住人口達2153.5萬人,較上年增加6.1萬人。過去五年,成都累計增加了近60萬人口。這意味著,在多數省份總人口開始下降的背景下,人口正持續向發展勢頭強勁的核心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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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差異化人口發展路徑
常住人口變動,不僅是統計數字的變化,更標志著中國人口發展已進入新階段。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王萍萍在2026年年初指出,中國正從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才紅利轉變,這將有利于推動“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完善人口發展戰略,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優化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那么,在區域人口分化的背景下,各地應如何根據自身的人口情況與發展基礎,尋求差異化的應對路徑?
對于廣東、浙江等人口持續流入的省份而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將規模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
廣東“十五五”規劃提出,把握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老齡化、少子化等趨勢,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
丁長發認為,廣東的發展空間在于進一步優化內部格局——珠三角人口持續集聚的同時,粵北、粵東等地也具備獨特的發展潛力。他建議,一方面可保護并發揮潮汕、客家等區域的傳統文化中重視家庭、鼓勵生育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全球領先的制造業競爭力,維護完整產業鏈,持續創造就業。同時,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供給,實現從“宜業”到“既宜業又宜居”的轉變,落實“投資于人”的政策導向。
浙江在“十五五”規劃中提到,完善人口工作機制,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具體要求“倡導積極婚育觀”“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構建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等。
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區憑借國家區域戰略形成的政策紅利,成為吸引人口流入的關鍵力量。“十五五”期間,其核心任務在于將政策優勢轉化為產業、就業等內生動力,從而將初期的人口吸引轉化為穩定、可持續的人口增長態勢。
四川、河南、山東等傳統人口大省正通過產業升級、區域協同和人力資本投資,力圖化人口壓力為發展動能。以四川為例,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提升大城市人口和經濟綜合承載能力,推動制造業規模化、集群化發展,布局建設區域性醫療中心、教育中心,形成配套完善、功能復合的城市功能格局。
丁長發指出,不同省份呈現出差異化的發展特征:四川、河南當前更需強化產業支撐能力,全省產業鏈吸納人口的潛力尚未充分釋放;湖北、江蘇則需在保持省域經濟整體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內部協調。他認為,各地超越簡單產業轉移思維的關鍵在于激活自身“比較優勢”——四川可依托電子信息產業、河南可強化鄭州、洛陽的產業鏈承載能力,做好公共服務配套,在統一大市場環境下,產業梯度轉移是發揮優勢的積極進程。
東北三省的“十五五”規劃均將人才與人口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試圖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吸引和留住人才,服務于全面振興的目標。
在制度改革層面,丁長發建議,可重點探索建立與人口流動相匹配的財政資源配置機制,使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資源更好服務于實際居住人口。同時深化社會保障全國統籌,降低生育養育成本——相關研究顯示,中國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階段的養育成本平均約為68萬元,0至17歲的撫養成本也超過53萬元,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有優化空間,這為提振生育率、促進人口合理分布提供了政策發力點。
責編 | 李煜
題圖來源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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