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蔣介石持續對日"說服"，日本為何都選擇"已讀不回"？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日本最擔心的中蘇關系方面，國民政府雖在以“聯蘇”作為對日戰略選項的必要性上有共識，但在蘇聯提出新的合作方案后，國民政府仍然堅持一貫的原則。

因此，在蘇聯堅持拒絕締結互助條約的背景下，國民政府既不同意按蘇聯要求出面籌劃關于太平洋條約的會議，也不同意談判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結果，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蘇關系事實上一直處于冷淡狀態。

1、日本國內對華消極反應

在日本因中方堅持排除華北政治障礙而于1937年3月底實際停止調整邦交之際，正確認識佐藤外交溫和姿態的實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國民政府在這一方面顯然存在不足。它首先表現為對日方的心態及其影響的忽視，個別人甚至對日本開始抱有輕敵思想。譬如，據鮑格莫洛夫的紀錄，宋子文在4月6日和他的談話中提到日本時“非常樂觀”，“說日本已經日落西山”，好像確信日本很快就會從侵華中完全撤退。在鮑格莫洛夫提醒他“日本很難停止對華北的侵略”后，宋還是認為：日本已經停止了在華北的膨脹，其不得不停止侵略的原因在于內政惡化，中國若有必要，現在即可在軍事上擊退日本的侵略。

其次，包括蔣介石在內，很多當局者雖然沒有宋子文那樣樂觀，但對佐藤外交多多少少確實抱有日方所指出的那種“誤會”，即認為日本真的已經愿意退讓了。這使他們在日本的新姿態已經開始逆轉后，還是看不清日本的變化而繼續抱有幻想。

但是，在另一方面，與日方的判斷完全不同，國民政府此時并沒有趁機提出超越1936年9月之五項要求的對日目標。從事實看，盡管國民政府參謀本部3月修訂完畢的《民國26年度作戰計劃》規劃了對日作戰的戰略，并分甲乙兩案制訂了“消極”與“積極”的兩種作戰態勢，但前者著眼于日本再次發動軍事侵略時的抵抗，后者雖稱為復興民族而自動的對敵作戰，前提也是世界形勢出現有利變化。

換言之，出于對佐藤外交溫和姿態的期待，國民政府此時的對日方針，仍然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所規定的“假使和平之期望猶未完全斷絕，吾人固仍愿確守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求其初步之解決，使匪偽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

因此，進入4月后，國民政府繼續致力于以和平方法與日本調整邦交，并繼續把當前目標限于華北。

作為第一步，4月6日張群在會見川越大使時指出：中日之間的問題可分為四種，即：

（1）滿洲問題；（2）取消上海及塘沽停戰協定問題；（3）改正在華北的不法既成事實問題（如冀東政府與華北自由飛行）；（4）今后如何避免摩擦問題。

中方目前不提滿洲問題，關于今后如何避免摩擦的問題亦可寄望于雙方自重。所以現在的關鍵是解決第二、第三問題。日方似乎有人擔心華北問題解決后中方馬上又會提出滿洲問題，這完全是杞人憂天。在解決了第二、第三問題后，不觸及滿洲問題的談判在某種場合下也并非不可能。

不難發現，張群再次明確地限定了中方的當前目標，并且同3月接待日本經濟考察團時一樣，他對華北問題的具體要求也仍然沒有超越1936年9月所示五條的范圍，而只是在表達上作了必要的潤色。因此，國民政府不僅沒有利用“佐藤外交”而“得隴望蜀”，而且其對“滿洲問題”的提法如果暴露于眾，是會遭受國人強烈反對的。

但是，由于此時日方已經形成了偏見，也由于其不愿接受任何觸及華北問題的異議，他們從有色眼鏡中看到是與事實相反的鏡像。因此，日本外務省再次斷定：國民政府最近的動向說明他們誤認佐藤外相的對華新方針是日本在對華政策上的退卻，故朝野一致地乘機展開對日反攻，企圖逼迫日本接受。對此，日本必須暫停調整中日邦交，不輕率地重開談判。

同時，《朝日新聞》也強化了對中國的批判。4月11日它指責說：與日方打開對華外交的熱忱恰成反比例，中方的言行越來越強硬，呈現出惡化日中關系的兆頭。4月17日它強調說：如日本經濟考察團訪華的結果所明示的，國民政府趁日本提倡重新認識中國，日益轉取積極政策，糾纏于華北的政治問題，把對日外交變成了抗議外交。

2、隔靴搔癢

在這種朝野一致渲染“中國利用日本的溫和得隴望蜀”的氛圍中，林銑十郎內閣于4月16日推出了“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決定”。

它由《對華實行策》與《華北指導方策》兩個文件構成，其中規定：

日本對南京政權的方針，是促使該政權逐漸拋棄容共和依存歐美的政策而接近日本。特別在華北方面，要促使其自覺協助日本實現日“滿”華提攜互助的各種措施。日本對華北的目標，是使該地區實質上成為防共、親日“滿”的地帶，同時有利于日本獲得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備，以借此防備赤化勢力的威脅，奠定實現日滿華合作互助的基礎。
為達成此目的，先致力于推進以華北民眾為對象的經濟工作，不進行謀求華北分治或可能擾亂中國內政的政治工作。同時，通過對南京政權的措施，使之實質上承認華北的特殊地位，進而協助日“滿”華提攜互助的各種舉措，并尋機盡快解決下列懸案：取締排日言行；招聘日本顧問；開始上海福岡間的航空聯絡；逮捕并引渡朝鮮不逞之徒；解決上海等地的涉日事件。

由上引內容可知，在經過約兩個多月的修訂后，林銑十郎內閣確定的對華方針，雖然表明“不進行謀求華北分治或可能擾亂中國內政的政治工作”，但最終全面拒絕了中方在這段時期的交涉中提出的所有要求，在堅決維護既得侵略果實的同時，還明確規定了要以政治以外的其他手段繼續在“實質上”實現其“日中共同防共”及“華北特殊化”，以在阻遏中國聯蘇抗日的同時，確保華北成為日本對蘇戰爭的戰略基地。

在這一方針的引導下，4月中旬以后，當對日本的“佐藤外交”仍抱有一定幻想的國民政府繼續期待改善中日關系，并因此而在對蘇關系上避免刺激日本的時候，日本已經不加掩飾地進一步加強對中蘇關系的干涉。

譬如，4月19日，王寵惠在和川越茂會談時，把原來“政治優先”的提法調整為“政經并行”，即“華北問題與經濟提攜問題宜同時加以全盤之研究，不必分前別后”，以圖緩和中日關系。川越茂卻把話題轉向中蘇關系，質問中蘇通商條約談判現狀，并強調此事對于日本關系重大。翌日，王寵惠和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會談時，再次主張中日雙方要從民眾感情的角度改善關系，喜多卻要求中方取締反日言論，并強調日本對中蘇關系的關注。

但是，由于對日方的內情缺乏認識，國民政府仍然沒有察覺日本“溫和”姿態的逆轉，故在勸說日本解決華北問題方面依然熱情不減。

在4月17日即日方決策之翌日和川越茂的會談中，汪精衛在重申中國不會因日本流行對華新認識而“變得傲慢”后，再次解釋：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訪時，中方代表提出解決政治問題是中日經濟提攜的前提，引起了種種議論。但中方關于消除政治障礙的要求，限于最低限度，并非要求解決所有問題，而且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可同時逐步解決。

4月下旬后，蔣介石也直接登上了對日說服的舞臺。關于當前的對日目標，他在4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甲、要求其關東與駐屯軍服從其中央部，一致主張；乙、要求其對我中央單方面交涉，不得向各地方進行挑撥手段。丙、先取消冀東察北，再言其他交涉。”

可見，蔣介石的目標也沒有超出1936年9月的5點要求。

3、蔣介石的聯日企圖

然而，蔣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在日本對中日蘇三角關系的認識方面，4月27日的兩個機密文件進一步加劇了日本決策層的危機感。

其一，是駐蘇大使重光葵于是日寄達日本外務省的密函。它報告說，蘇聯在通過各地的共產主義大學培養出大量中共黨員的同時，還促使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向中國內部發出指令。現今莫斯科對中共的指導已非依靠紅軍推翻國民政府，而是以民族主義為基礎，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促進抗日。這是日德協定成立后蘇聯對抗日本的重要手段。

其二，是同一天推出的題為《蘇聯對華活躍的真相》的研究報告。它首先指出：蘇聯為完成對日軍備，以便在將來的戰爭中獲勝，目前正把外交的重點放在使日本孤立于國際和促使中國成為蘇聯的籌碼。

在軍備方面，蘇聯已經壓倒日、“滿”，而且在中國擁有強大的情報機關與宣傳機關。接著，該報告說：在蘇聯的引導下，中共在西安事變后改變政策，停止正面反蔣，重視通過人民陣線工作爭取大眾，目前紅軍干部已經公開出入南京。蘇聯的對華口號是“收復滿洲失地”與“抗日救國”，它不但令任何中國人都無法反對，且對中國民眾充滿誘惑力。蔣介石如果因害怕中日沖突而猶豫不決，就會被斷罪為“賣國賊”。

最后，該報告在“蘇聯對華北問題的關注與日本的覺悟”一節提醒說：對華北，日本有人主張維持冀東現狀，理由是由于中國得隴望蜀，日本若放棄冀東，中國最后必然要求歸還滿洲。但我們不可忘記蘇聯的企圖是誘發中日正面沖突，日本應該覺悟的是：在處理華北問題時，要顧及“偽滿洲國”；在處理對華問題時，要慮及蘇聯。

這一提醒實質上是警告當局：日本如為防止“中國得隴望蜀”而堅持推行華北特殊化等政策，將大大有助于蘇聯實現其對華目標。

上述兩個文件說明，日本對蘇聯在對華政策上的轉變及其目的是清楚的，對日本唯有從放棄華北特殊化做起才有可能真正阻止國民政府聯蘇抗日，也是明白的。另外，其他情報還說明，日本對蘇聯在中蘇談判中受到冷遇也有所把握。但是，知道“該怎樣”和實際“做什么”是兩回事。在其后的行動中，日本一邊明知何為釜底抽薪，一邊卻仍然堅持抱薪救火。而且，由于心態的扭曲日趨嚴重，他們一邊在對華態度上變本加厲，一邊卻還自感委屈。

另一方面，因為4月底川越茂已經被召回東京，中方失去了交涉對手，仍在堅持對日和平努力的蔣介石只得借助當時正和日本談判的英國。5月8日，他特地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向他披露了中國的“對日方針之大略”，并托其“以此意轉告日方，不必顧慮我政府有得寸進尺之要求。”

這個“大略”為：

我政府對各國遵守一切條約之義務，決不放棄正當交涉之途徑。只要日能放棄其無條約所奪取之權利，及其非法行動，如彼能取消冀東、察北偽組織與澈底停止走私等事，不妨礙中國在華北行政主權之完整，勿使華北特殊化，則其他一切，我政府必經合法手續與正當外交途徑進行，決不有非分之要求。

很顯然，蔣的目的是通過英國的轉告使日本知曉中方的兩個承諾：當前的對日目標限于取消華北特殊化；今后也限于以外交手段解決其他一切問題。

4、退讓與強硬

但是，與蔣介石的判斷恰恰相反，此時的日本不但沒有“竭力退讓”，而且其由“溫和”向強硬的逆轉已經從停止調整邦交的第一階段，進而升級向謀劃“對華懲罰”的第二階段。它是以所謂山東稅警團事件為導火線的。

山東膠澳鹽區向有稅警一營駐防，5月2日國民政府將該營調回海州，另派稅警第五團填防。從中方立場而言，“中國武裝隊伍在本國領土內自由調動駐防，原無外人置喙之余地，況稅警職務，祇在緝私，實毋庸其張皇也”。但是，在戴著有色眼鏡的日本眼中，國民政府向山東特別是“日本最重視的青島”增派稅警團，是再一次利用日本的“溫和”向日本挑戰。所以，日本明知本方“沒有條約根據”，還是向中方反復提出抗議并要求稅警團撤退。

在這過程中，5月9日，日本軍部公然威脅：軍部立場始終以對蘇外交為中心，但對蘇與對華密切相關，中國有“赤化”危險為日本最大憂慮，如中國抗日更甚，則日本軍部或將直接奪取政權。

5月10日，日本海軍軍令部就“蔣介石政權”作出如下判斷：

蔣介石不僅掌握了中國的軍事實權，而且其政治上以國民黨為支撐，經濟上以江浙財閥為基礎，正利用膨脹于中國朝野的抗日心理步步實現國內統一。以抗日為目的的軍備建設及軍隊教育正在中國深入展開，特別是空軍建設及長江要塞的擴充正快速進展。蔣介石的勢力及政策照此維持下去，日中關系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

同日，仍然在軍令部主管對華問題的橫井忠雄一邊指出“稅警團出入山東、進駐青島不會立即惹起日中紛爭”，一邊卻又建議：“帝國內部應該立即一致決然準備，在稅警團及中國官方極端傲慢以致從根本上動搖我在華權益之際，對中國斷然興師懲罰，為此不惜冒全面戰爭之風險。”他還特意強調：期待以小兵力進行武力解決不僅難達目的，且會增長中國對日本的輕蔑感。

軍令部的對蔣判斷與橫井忠雄的上述建議是有重大意義的。早在年初熱議“中國再認識”之際，石原莞爾等對華溫和姿態的倡導者們就基于其心理上的糾結而確定：如果在日本停止華北分治而致力于經濟文化工作以后，日中關系仍然得不到調整且更加惡化，日本在充分隱忍后須予以徹底痛擊。

橫井忠雄也在前引2月提案中強調：如果中國因日本改善對華關系而反以為日本已束手無策，提出得寸進尺的要求，日本只有以“砸出大鐵錘”為最后手段。

因此，5月10日的上述兩份軍令部文件表明，以稅警團事件為契機，即使是在一般被認為比陸軍穩健的海軍決策層，其在心態上也開始到達考慮“砸出大鐵錘”的臨界點了。易言之，4月以來，國民政府繼續積極爭取以和平手段說服日本放棄華北特殊化，日本卻越來越把中方維持華北主權的正當要求視作“傲慢”與“得寸進尺”，因而越來越和中國背道而馳，朝所謂“徹底痛擊（砸出大鐵錘）”傾斜了。

由于這種基于偏見的心態在其時的日本具有普遍性，所以它在各個方面都有明顯的反應。

在駐華外交官方面，5月13日，汪精衛在和日高信六郎臨時代理大使會談時再次表明，“中方只要求日方首先切實解決華北問題，因為華北關系到中國的生死存亡。華北解決后，滿洲問題就可用比較簡單的方法找到出路”。盡管汪精衛把話說到了這種程度，日高卻還是抱怨說：“關于日中關系，過去是中國擔心日本將進攻到哪里為止，現在則是日本擔心中國將反攻到哪里為止。”

在外務省方面，同日，以佐藤外務大臣的名義提交給樞密院的《中國最近情勢》說：最近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高漲，并具體地表現為主張抗日。各反蔣勢力均以抗日為標榜，南京政府亦利用此傾向而推行對日強硬政策，以步步鞏固自身政權的基礎并推動中國的統一事業。另外，隨著國家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南京政府基礎的增強，中方的對日態度也趨向強硬。

基于這一判斷，這個文件在對華政策上重申了前述4月16日的兩個“四大臣決定”的主旨。

在海軍方面，5月19日，軍令部在“對稅警團事件處理方針”中強調：稅警團事件的背景是中方誤認日本內外交困，對中國已喪失威力。“日本如對此放任不管，本國在膠濟鐵路沿線的權益及經濟發展將受威脅，而中方則將更添得隴望蜀之氣焰。”20日，軍令部在討論中國為何出現國共合作抗日的呼聲時，還倒果為因，稱問題緣于國民政府“難以反對共產黨一致抗日的宣傳”，并強調：國共妥協即使只是暫時的，也強化了中國的統一，使其今后的對日政策強硬化。

在陸軍方面，同日，陸軍大臣杉山元在地方長官會議訓示：隨著以抗日為標榜的中央集權與軍備的強化、國防工事的建設，加之過度相信自身國力，“中國已經由抗日升級為侮日”，最終有竭盡各種手段從根本上排除“帝國和平發展”之虞。

就在此時，中日之間又發生了所謂汕頭事件。據中方媒體的報導，事件的經緯是：汕頭市警察局曾頒布條例，嚴令凡遷入者均應向警察分局報告登記。但日籍民戶移動，多不遵照中方規定，漠視中國主權。5月22日，日本駐汕頭領事館館員青山清攜同家人遷入汕頭市某地，不按規定向警察分局登記。段警發現后，要求青山清依規辦理手續，青山清反報以惡言。警察分局增派警員予以解釋時，青山清竟毆打警員。警員遂將其帶返分局辦理，后于當晚將其送市政府轉交日方領回自辦。

客觀而言，這是中方把早就該做而無力做的事，現在出于對日方所稱平等外交的期待做了而已。但是，由于習慣了以特權身份無視中國法律，日方反而又把這視作中方“變得傲慢”的鐵證。

結果，在這種陰暗心態的驅動下，繼稅警團事件后，日方把“一市民違警及警察是否濫用警權”的普通事件無限升高，再掀抗議中國的高潮，并調動兵艦到汕頭示威。同時，5月28日《朝日新聞》指責中國一味強調互惠平等，“患了小兒幼稚病”，“最近發生的汕頭事件和稅警團事件令人懷疑都是南京當局有計劃地走向對日開戰的行動”。

29日，日高信六郎臨時代理大使還致電外務省訴說道：最近中國的對日態度是，凡被其視為非法者，不管是否屬于既成事實，均毫無顧忌地取締或糾正。對日本人的監視日趨嚴重，對一切非法行為均以毫不留情為方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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