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公開蔣介石親筆手令，均為電報原稿，全是“對日不抵抗”命令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官兵被一聲巨響驚醒。

炮聲撕破夜空，日本關東軍動手了。

營房里的士兵抓起槍就要往外沖，電話卻響了，指揮部傳來的命令讓所有人愣住了：不準打，把槍收進倉庫，鎖好。

當時北大營駐軍近萬人，進攻的日軍不過幾百人，兵力懸殊十倍以上，可是有槍不能開、有炮不能用，官兵只能眼睜睜看著日軍沖進來。

幾個小時后沈陽城陷落，四個多月后東三省全境淪喪。

多年后人們追問：那一夜的電話線那頭，到底是誰？

這些紙張被裝進箱子，貼上封條，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看過的人寥寥無幾。

1995年這批檔案移交到新店的臺灣“國史館”，取了個正式名字，但大家還是習慣叫它“大溪檔案”。

直到2017年，國史館把其中26萬件檔案數字化上傳網絡，研究者才終于能順著目錄線索，一張一張地拼湊出當年決策的全貌。

檔案目錄出版之后，學者們按圖索驥，把那些泛黃的紙頁從電子數據庫中一一調出，電報底稿上的字跡清晰可辨，一份又一份，指向的是同一個關鍵詞：不抵抗。

翻開這些電報，最遠能追溯到1928年。

那年5月，濟南城里火光沖天，日軍第六師團在濟南大肆屠殺中國軍民，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

蔣介石當時正率領北伐軍途經山東，面對日軍的暴行，他做出的選擇是下令部隊避道繞行。

奉命北伐的官兵明明撞上了正在燒殺搶掠的日軍，卻被要求不準還擊。

5月5日，蔣介石親筆給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寫了一封信，信中言：“本總司令以和平為重，嚴令所屬撤離貴軍所強占設防地域”，請求對方“嚴令貴軍立即停止2日以來一切特殊行動，藉固兩國固有之睦誼”。

就這樣，日軍還在濟南城頭把守著，北伐軍繞開濟南繼續向北走了。

有學者考證后發現蔣介石在他的日記里寫下過一句話——“決定不抵抗主義”。

這句話寫在1928年，比九一八早了整整三年。

時間來到1931年夏天，東北的空氣中彌漫著不安。

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各地頻繁調動演習，張學良感覺到了危險。8月中旬，張學良致電蔣介石，報告日軍近期舉動異常，問南京方面該如何應對。

蔣介石回了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在歷史上特別有名，被稱為“銑電”。

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曾在回憶錄中明確說，自己在旅部親眼見過這份電報，主要內容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

九一八槍響之后，電報一封接一封從南京飛出去。

1931年9月20日，事變發生的第三天，蔣介石給各地方長官發了一份密電。

日軍已經打進來了，他要鎮壓的不是侵略者，反而是自己國家老百姓的憤怒情緒。

9月22日，九一八事變第四天，一份新的手令出現了。

蔣介石用他特有的筆跡給駐防山東煙臺的第十七軍軍長劉珍年發去密電。

電報里這樣說：“煙臺劉師長勛鑒：哿辰電悉，日軍侵魯，已提交國際聯盟。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借口。故先勸告民眾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之公理與國內之團結，須為有計劃之舉動。如果其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靜鎮謹守之。”

日本人可能要來登陸了，南京的指令不是布防、也不是備戰，而是在自己的國土上給日軍“劃出一地”，然后等著中央的遙控。

又過了不到三周，10月7日，日軍兩艘軍艦擅自闖入長江，抵達鎮江江面。

這已經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挑釁。

一般國家的反應應該是外交抗議、軍事戒備，但蔣介石給江蘇省主席葉楚傖的密電是這樣寫的：“鎮江葉主席勛鑒，據報日海軍明日又來鎮江，增加一艘。請注意，如其水兵上岸買菜等事，最好與其交涉，由當地警局為其代買送船，以免糾紛。”

不抗議，不驅逐，而是貼著心地幫日本水兵代買蔬菜，順帶把菜送到船上，以此“避免糾紛”。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要照顧好日本軍人的面子，不能讓人家下不來臺，免得對方“惱羞成怒”。

從頭到尾，基調就是一句話——別惹日本人不高興。

就在對外步步退讓的同時，蔣介石對內部卻是另一番手段。

1931年8月16日，他在給趙觀濤、衛立煌的手令里對蘇區下達了火燒令。

沒過幾天，8月21日，他又給熊士輝下手令，詳細指導怎么用火油焚燒，細化到了如何分區域、如何分布火油的程度。

那么，這筆國土淪陷的歷史賬，到底該算在誰的頭上？

從這些公開的原始檔案里，蔣介石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者，是不抵抗政策的頂層制定者和全程主導者。

根據這些公開資料，從1928年定下對日不抵抗的基調，到九一八事變前后接連發出的一道道指令，他始終將“攘外必先安內”放在首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圍剿紅軍上。

對于日本侵略者，他把希望完全押在了國際聯盟的調停上，以為忍讓就能換來講道理的機會。

可是侵略者根本不講道理，國際聯盟除了發了幾份不痛不癢的調查報告，什么也沒有改變，最終釀成了東北全境迅速淪陷的悲劇。

而張學良作為東北軍的統帥，駐守一方的封疆大吏，面對日軍的進攻，嚴格執行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沒有組織起有效的反擊，對于東北的淪陷，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執行責任。

歷史的賬本從來不是一兩句話能算清的，每一頁都寫滿了人的選擇，也寫滿了選擇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