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騰寶王國與德國統一二十：自由派的緊急應對與勢力整合

從表面上看，威廉任命羅默這一舉動顯得魯莽且不明智。羅默雖然深受民眾歡迎，但作為反君主主義者，他很可能對國王構成威脅。然而，威廉此舉實際上是將這場運動納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對那些像3月2日的抗議者來說，羅默的任命無疑是一種安撫手段，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在推動自由主義議程方面做得不夠。

與此同時，羅默不再只是反對派的代表人物，而是變成了他所批評的那個體制的新面孔。威廉在叛亂浪潮還只是涓涓細流之時，便打開了閘門。他的舉動絕非魯莽的賭博，反而贏得了人們的欽佩。

英國領事館的看法尤為積極；正如亞歷山大·馬萊特向倫敦的帕默斯頓匯報的那樣：王室承諾的讓步將在負責任的政府的監督下依法實施，而國王在滿足民眾訴求方面所表現出的誠意……必將讓人們深刻感受到國王的善意，同時也能證明他依然保持著迄今為止一直備受贊譽的謹慎與明智的行事風格。

這些“善意舉措”的成效如何，可以從對比中看出。在符騰堡的革命經歷與其他各邦的情況相比，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奧地利，曾經看似不可動搖的克萊門斯·馮·梅特涅成了民眾憤怒的對象，僅僅兩天后他的政府就垮臺了。

皇帝費迪南德擔心自己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于是逃往因斯布魯克。當革命的勢頭似乎有所減弱時，他返回維也納，但10月時，當市民們再次拿起武器反抗時，他不得不再次逃往奧爾米茨。在普魯士，柏林民眾聽到梅特涅下臺的消息后也走上街頭抗議；既然維也納的同胞能夠推翻一個極端反動的統治者，或許現在也是他們推動國家官僚體系進行自由化改革的時候了。

柏林的暴力事件沒有維也納那么嚴重，政府也并非像梅特涅的政府那樣被推翻。不過，這些示威活動足以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3月底之前，用溫和的自由派人士、來自科隆的銀行家盧多爾夫·坎普豪森領導的政府取代了原來的反動內閣。

最極端的例子還是巴登。當德國各地爆發暴力抗議時，巴登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卡爾·馬蒂欣喜若狂地回應道：“我生活的不是人間，而是天使的世界，我睡在仙境般的殿堂里。”他的同僚、州議會議員古斯塔夫·馮·斯特魯維則行動更為激進。到4月時，他已在巴登內陸地區召集了一支數千人的軍隊，并宣布要推翻卡爾斯魯厄的州政府。這是他計劃“以北美自由邦為榜樣”建立全國共和國的第一步行動。他預言，這將是“基督教的最終勝利”。

巴登地區陷入公開叛亂的狀態讓威廉和其他德國領導人深感擔憂。事實上，在危機時刻，各德國政府前所未有地攜手合作，承諾派遣軍隊前往巴登鎮壓斯特魯韋、恢復秩序。正因符騰堡州在自由派政府成立后依然保持穩定，該州才被選為這次聯合行動的基地。不過，鑒于當時混亂的局面，精心制定的計劃很快便變成了鬧劇。巴登當地的報紙《上萊茵報》在4月7日的報道中稱，符騰堡軍隊已越過邊境并向卡爾斯魯厄進發。

這一消息在巴登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同時也讓駐卡爾斯魯厄的符騰堡領事館陷入混亂。領事卡爾·奧古斯特·馮·韋希特竭力向巴登州政府證實這一消息是虛假的（同時試圖從斯圖加特方面獲得確認）。最終韋希特的判斷是正確的：由于各州之間的談判失敗，實際上并沒有發生入侵事件。

直到7月，斯圖加特和慕尼黑仍在討論是否能夠聯合采取行動來應對斯特魯韋帶來的威脅；但9月時，一支主要由普魯士士兵組成的部隊從法蘭克福趕來，斯特魯韋的叛亂就此平息。

巴登的例子讓我們很好地了解了1848年上半年全國范圍內以及各邦層面的局勢。最明顯的教訓是：泛德合作其實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情。早在3月時，幾乎所有德國政府都認為，斯特魯韋的叛亂不僅對利奧波德大公的統治構成威脅，也危及整個德國的安全。他們也都認同，軍事行動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然而，盡管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與明確的協議，但協調工作卻難以實現。對利奧波德來說，幸運的是，斯特魯韋領導的叛軍人數不多，組織能力也不強；否則，那些本應用來維護其王朝的支援措施就根本無法實施到位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要點從長遠來看更為重要。巴登成了自由民族主義事業的象征，但它永遠無法代表全體自由民族主義者。這一點甚至從符騰堡最激進的自由派人士的反應中就能明顯看出來——他們對西部的局勢感到十分擔憂。事實上，羅默也同意了所提議的軍事行動。

在符騰堡州議會中，路德維希堡的代表大衛·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也是著名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同時還是蒂賓根大學的神學教授，他對斯特魯韋及其同類活動家進行了嚴厲批評。除了可能反對施特魯韋聲稱自己的行為是基督教事業的勝利之外，施特勞斯還認為，君主立憲制（即便伴隨著聯邦改革）才是國家最理想的發展方向，而施特魯韋的行為危及了巴登的秩序與穩定，也破壞了整個德國民族運動的進展。

雖然施特勞斯所倡導的君主立憲制與羅默等人希望廢除王朝特權、建立共和國家的愿景相悖，但所有新獲權力的符騰堡自由派都一致認為，巴登發生的事件十分危險、具有破壞性，絕非理想狀況。

總體而言，羅默及其領導的“三月內閣”成功擺脫了施特魯韋所奉行的、馬蒂所推崇的那種暴力自由主義風格。他們的謹慎態度無疑有助于他們在選民中贏得支持。當羅默宣布選舉當時正在法蘭克福組建的國民議會的代表時，他的自由民族主義陣營獲得了大量選票支持。

這一點本是意料之中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種支持的力度之大超出了預期。羅默本人在戈平根選區獲得了96%的選票，圖賓根的保羅·菲澤爾也是如此。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不清楚選舉的真正目的何在。

例如，在戈平根，有26名選民在選票上寫下了威廉國王的名字，大概是因為他們誤以為自己正在參加一場關于君主制未來的全民公投。盡管如此，羅默及其團隊仍憑借民眾的支持順利獲得了在法蘭克福的新職位。他們的任務是：創建一個國家。

國民議會：一次是悲劇，兩次則成了鬧劇。歷史對國民議會——也就是所謂的“法蘭克福議會”并不寬容。盡管創立初衷良好，但由于各種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和現實考量，該議會最終陷入混亂狀態。當民族主義者們涌入法蘭克福時，他們或許以為自己迎來了輝煌時刻，但正如我們所見，人們對“國家”的理解存在諸多差異，因此議會分裂成不同派系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11月，駐法蘭克福的符騰堡領事卡爾·馮·施特恩芬斯男爵發現，議會中存在著不下九個相互對立的派系。就連來自同一州的代表們也無法達成共識。施特恩芬斯報告稱，符騰堡自由派的代表人物羅默和菲澤爾意見不合，莫爾與施特勞斯也是如此。

這些分歧也延續到了國家政治領域。羅默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三月內閣中的大多數知名自由派都認為《路德維希堡憲法》需要修改，因此羅默得以推動多項關于選舉制度和財產權的改革法案在州議會中獲得通過。但除了這些較為有限的目標之外，缺乏共識也阻礙了羅默領導改革政府這一主要目標的實現。

從某種程度上說，符騰堡州議會中的自由民族主義試驗反映了德國國民議會所面臨的問題。如果那些自由民族主義者能在抵達法蘭克福后盡快就德國的未來發展達成共識，他們或許就能取得成功。當時，德國各邦的政府都處于動蕩之中。維也納和柏林的革命熱情表明，反動勢力正在退縮。

尤其是普魯士，看起來似乎終于愿意以一種不那么憤世嫉俗的態度來接受民族主義理念了。坎普豪森立即著手起草一部能夠限制霍亨索倫王朝君主權力的憲法，并邀請了他的兄弟奧托——同樣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銀行家——來協助他。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很多方面都屈從于民意，似乎支持民族運動。最著名的例子是，他身穿黑紅金相間的綬帶出現在柏林的人群中，并宣稱自己首先是德國人。

這些無疑都是令人欣慰的跡象，尤其是對像普費爾這樣的“小德意志人”來說。但關鍵在于要趁熱打鐵，而如果說民族主義者有什么值得信賴的地方，那就是他們總愛推諉拖延。國民議會直到5月才召開；到4月底時，普魯士最有利的時機已經過去了。

或許將這一錯失的機會歸咎于法蘭克福的代表們并不合理——畢竟召集議會需要時間，尤其是在整個地區陷入叛亂動蕩的時期。

但從各方面來看，議會顯然完全搞錯了時機。到了10月，經過各派系間的激烈辯論和幕后交易后，議會最終決定采用一個涵蓋所有德意志邦國（包括奧地利）的統一國家模式。這對大德意志主義者來說是一場政治勝利，因此法蘭克福自然會主動聯系維也納，提議由哈布斯堡王朝來領導整個德國。拋開所有實際因素不談——包括統一機制僅停留在原則層面、尚未制定出實施法律與標準統一的計劃等——這一決定堪稱災難性，因為法蘭克福的代表們完全誤解了奧地利的政治局勢。

除了巴登州及其那些屢教不改的叛亂分子外，1848年期間沒有哪個德國邦國比奧地利經歷更多的暴力和動蕩。起義不僅發生在維也納，幾乎遍及所有省會城市。意大利再次成為動蕩的焦點，拉德茨基不得不應對層出不窮的叛亂。這些叛亂多屬局部性事件，在很多方面更類似于1809年霍費爾在蒂羅爾發動的游擊戰，而非1848年德國那種真正的民族主義浪潮。

更往北的地區，奧地利當局幾乎處處面臨威脅。3月月中旬，匈牙利自由派聚集在布達佩斯，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讓馬扎爾人獲得平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利。雖然最初的討論是和平的，但暴力事件很快便發生了。

6月，一名捷克叛亂者刺殺了布拉格奧地利軍事總督的妻子埃萊奧諾拉·溫迪施格拉茨公主。9月，奧地利在匈牙利軍隊的新指揮官弗朗茨·菲利普·馮·蘭貝格被殘忍殺害，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持續一年多的血腥報復和沖突。

下個月，斐迪南皇帝再次逃離維也納，一方面是因為當地革命情緒再度高漲，另一方面則是軍隊接到向匈牙利激進分子進軍的命令后卻拒絕執行。這些事件與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毫無關聯。但維也納的動亂成了整個奧地利帝國內各種反對勢力的導火索和動力源泉。實際上，這使得1848年的奧地利經歷了一場漫長、血腥的動蕩。這也意味著，當奧地利當局重新掌控局勢后，他們傾向于采取果斷措施來鎮壓一切可能的叛亂跡象。

在這場暴力和報復的混亂中，國民議會介入了。在確定了行動方案后，議會派遣由活動家羅伯特·布盧姆和宣傳家尤利烏斯·弗雷貝爾組成的代表團前往維也納。他們于10月17日抵達維也納，此時正值混亂最激烈的時刻。

由于皇帝被軟禁在奧爾米茨，維也納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那些讓費迪南德擔心自身安全的自由派煽動者們手中。因此，布盧姆宣布支持這個臨時議會——也就是國民議會的支持。但這一決定帶來了致命后果，因為效忠于費迪南德的勢力決心要扭轉局勢。

軍隊被重新整編后，被命令向維也納進軍。毫無疑問，這支軍隊的性質昭然若揭，其目的也無疑是復仇。下達這一命令的新任首相費利克斯·楚爾岑貝格不僅是貴族階層的代表人物，還是埃萊奧諾拉·溫迪施格拉茨的兄弟——后者曾被布拉格的叛軍殺害。而率軍前往維也納的將領，正是楚爾岑貝格的妹夫、埃萊奧諾拉的遺夫阿爾弗雷德·楚爾岑貝格將軍。

面對組織渙散的叛軍，訓練有素的溫迪施格拉茨軍隊輕松恢復了秩序。在警方立即展開的逮捕行動中，布盧姆和弗羅貝爾也被捕，他們被指控煽動叛亂。經軍事法庭審判，布盧姆被判有罪，并于11月9日被行刑隊槍決。隨著他的死去，德國國會提出的立他為國王的提議也隨之破滅。

無論從哪個標準來看，國民議會的首次舉措都是一場災難。它所試圖領導的機構已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強烈反對自由民族主義綱領的反動分子。其一名代表被處決，而他的行為使得整個議會都被牽涉進企圖推翻合法政府的活動中。

這實際上宣告了法蘭克福議會所有合法性的終結。接下來的事件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奧地利的反應十分堅決；在絕望中，自由民族主義者轉向了唯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在柏林也找不到救贖之路。自由派短暫的掌權時期已經結束：坎普豪森領導的政府僅維持到6月底，此后接任的各位總理都比前任更頑固地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團。

最后，普魯士的政策由他來掌控。1849年4月，當法蘭克福議會派出以愛德華·馮·西姆森為首的代表團前往柏林時，政府的最高權力職位已經由前將軍弗里德里希·威廉·馮·勃蘭登堡伯爵占據。自那一年起，國王的決心變得更加堅定，因為他曾經表示過支持這項國家計劃。當西姆森的代表團試圖授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與他們原本想授予斐迪南皇帝相同的頭銜時，國王斥責這個“由人、驢、狗、豬和貓組成的代表團”試圖給他“根本無法接受的東西”。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拒絕了國民議會再次提出的、用“泥土和黏土制成的‘王冠’”作為賞賜的提議。

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試驗背后，有著德國一些最杰出、最具前瞻性的政治人才。然而，野心、理想主義和智慧終究無法憑空創造力量。當霍亨索倫王朝拒絕與圣保羅的代表們合作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也就注定了失敗。

那些最堅定的法蘭克福代表接受了羅默的邀請，于斯圖加特重新召開會議。這個所謂的“殘余議會”的首次會議于1849年6月6日舉行。但激進派退往符騰堡之舉顯然是絕境中的最后一搏，就連羅默也很快對整個進程感到失望。剩下的議員們最為好戰，他們立即呼吁建立“帝國攝政機構”并組建民眾支持的帝國軍隊來保衛議會。不出所料，這些舉措非但沒有讓殘余議會贏得其他德意志邦國中重新掌權的反革命政府的青睞，反而適得其反。

面對德國同胞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尤其是那些在極端保守的約瑟夫·馮·拉多維茨領導下行事的神圣羅馬帝國普魯士政府——就連羅默也無法再讓這個他好不容易才使免于解散的議會繼續存在下去了。

6月17日，也就是殘余議會召開不到兩周后，羅默向議會發出了最后通牒。他在信中寫道，自己“不得不痛苦地告知”他們：“符騰堡政府現在的處境已經使得設立帝國攝政機構變得不再可能了”。就這樣，這個原本充滿希望、曾引發公眾熱烈反響的自由民族主義事業，在毫無聲勢可言中走向了悲慘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