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文化參議員辭職，260萬歐元撥款違法，審計報告揭驚天丑聞

根據周四發布的一份基于待決報告的聲明，這13個獲得資助的“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項目”，其資金審批過程“完全沒有經過實質性審查”。

審計院批評稱，這些受資助項目的確定“沒有任何明確的篩選標準”，并且“無視了預算法的其他重要規定”。特別是在評估項目的財務能力、人員可靠性以及自有資金方面存在嚴重缺失。報告最終得出結論：“在此基礎上，根本不應發放總計約260萬歐元的資助金。”

眾議院綠黨黨團主席維爾納·格拉夫周二將解雇弗里德里奇的舉動稱為“真正責任人廉價的轉移視線之舉”。左翼黨黨團主席安妮·赫爾姆在同一天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她將這次解雇描述為“柏林參議院一個容易被看穿的把戲”，其目的是“削弱審計院報告的沖擊力，并轉移公眾對參議員個人責任以及基民盟黨團政治責任的關注”。

隨著韋德爾－威爾遜的辭職，這場丑聞的所有幕后推手是否都已離職？自一月底以來，首都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一直在對該案件進行深入調查。

上周五，該事件的兩名核心人物——柏林基民盟黨團主席迪爾克·施特特納以及預算和媒體政策發言人克里斯蒂安·戈伊尼——在調查委員會面前接受了質詢。

這兩人并不能毫無破綻地從丑聞中脫身。據媒體報道，戈伊尼曾宣稱自己不了解他所推薦項目的資助申請內容。

該處長表示，在基亞洛辭職后，這種壓力“有時來自參議員本人，有時來自她的一名員工”。另一位受傳喚的部門女主管對“對行政部門的大規模干預”感到“驚訝和震驚”，并表示在她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此類情況。

第三位證人指出，相關申請“在沒有進行實質性審查的情況下就直接轉化為資助決定”。這位部門主管的證詞暗示，基亞洛和韋德爾－威爾遜很可能清楚這種做法涉嫌違法。

據《柏林晨郵報》三月初的報道，例如在2025年五月，戈伊尼曾向韋德爾－威爾遜發送信息：“你們部門還有喬批準的反猶太主義項目申請。這些都經過了審查，與以色列大使館達成了共識，并通過我們的黨團配額提供資金。”

證人們在此也提供了更深入的內幕。據透露，在違背常規程序的情況下，工作人員曾被要求在一天內為一項預算遠超100萬歐元的項目出具審查意見。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涉及什么項目？

通過戈伊尼及其同僚的配額，140萬歐元流向了在滕珀爾霍夫前機場舉辦的“諾瓦音樂節展覽”。該展覽于十一月結束，旨在回顧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一場音樂節的襲擊。

激進的定居者、以色列軍隊士兵埃爾卡納·費德曼在展覽上被奉為“10月7日的英雄”。他是受歐盟和美國制裁的組織“第九號令”的核心成員。

該組織曾公開試圖封鎖以色列政府批準的、本就極為有限的運往加沙的救援物資。此外，費德曼還是一名引以為傲的軍犬訓導員：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他甚至會煽動自己的軍犬去折磨巴勒斯坦囚犯。

巨額公共資金流向了推崇極端主義人物的爭議展覽，引發了外界對資金去向的強烈質疑。

另有39萬歐元撥給了直到2024年十二月才在協會登記冊上注冊的“澤拉研究所”。該機構的創始人兼主席瑪拉爾·薩爾馬西與克里斯蒂安·戈伊尼同為基民盟利希特費爾德地方黨部的董事會成員。

令人警覺的是，根據這個所謂研究所網站上的記錄，直到2025年十一月，該機構似乎幾乎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活動。分析人士也對該機構成員的專業能力提出了質疑。

面對媒體對這些及其他離奇現象的報道，該協會在其網站上聲稱，這懷疑是包括《明鏡》周刊在內的媒體發起的一場“精心策劃的新聞運動”。《青年世界報》顯然也被視為這場運動的一部分。2025年十一月，當該報向這家“研究所”提出新聞質詢時，卻收到了法律威脅。

順便一提，目前加入“澤拉研究所”所謂“專家委員會”的，正是勃蘭登堡州的反猶太主義事務專員安德烈亞斯·比特納，他最近剛剛退出了左翼黨。

此外，專門從事親以色列宣傳的“柏林中東自由論壇”獲得了10萬歐元的資助，一家名為法布爾哈夫特的有限合伙公司也獲得了3．9萬歐元。

從韋格納的立場來看，所有離職的人——基亞洛、弗里德里奇以及現在的韋德爾－威爾遜——很可能都只是替罪羊。外界普遍認為，他對整個事件毫不知情是極不合邏輯的。

此外，韋格納此前因在一月份柏林停電期間打網球而備受政治指責，地位已經動搖。撥款丑聞的最新進展無疑讓這位基民盟政客雪上加霜。

在距離九月份眾議院選舉僅剩五個月之際，韋格納現在不得不再次重組他的“黑紅”聯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