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騎木驢”是怎樣的刑罰？女囚犯們寧愿自殺，也不愿遭此酷刑

1986年春，四川自貢一座清代衙門舊址清理時，出土了兩根形制怪異的木架。考古人員最初以為是拴牲口的樁子，直到在衙門殘墻上發現一份同治九年刑具清冊，才確認它們正是“木驢”殘件。這意外發現，讓一種早被文字記載籠罩而缺乏實物的酷刑重新浮出水面。

木驢外形并不復雜：長條木梁前高后低，前端裝有倒三角尖木樁，后端系有兩根束縛腿腳的麻繩。對女囚而言，最致命的不是木頭，而是“游行”二字。行刑時，人被綁在木驢上，衙役抬著或推著，從城門走進，再兜一圈走出。木樁隨路面顛簸持續摩擦下體，疼痛夾雜失血，羞辱與肉體折磨同步推進。

最早見于官方文件的“木驢”，可追溯到北周武成二年。當時它僅是軍營代步滑橇，兵士嬉鬧時稱它“木畜”，毫無刑罰意味。社會功能轉折點出現在唐末。唐律疏議卷八有句“淫婦杖木驢示眾”，說明木驢首次被用來懲戒女性越禮。此舉迎合了禮法對貞節的高度關注，把公開羞辱與痛苦結合，達到了殺雞儆猴的目的。

宋代司法機關更系統化。開禧元年，刑部頒行《折獄指掌圖》，對木驢尺寸、游街路線作統一規定：城四門必須一一經過，若途中死去仍要抬完全程。宋代《建炎行狀》記載過一次極端案例：臨安賣花女子冒嫁貴人，被判木驢。未出東華門已昏厥，卻仍被衙役拖到涌金門才算完事。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學者曾鞏在奏折里曾批評此刑“非為教化，只增凌辱”。然而權力結構下，聲音微弱。到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律》刪去木驢條文，但地方依舊自行其是。嘉靖年間“鹽城淫奔案”卷宗中，知縣擅自加判木驢，巡撫翻案時無奈感嘆：“民風喜觀惡刑”?？梢娙罕妵^甚至成了行刑必要條件。

清朝對木驢的態度更具矛盾。順治律例未列此刑，然而康熙二十七年《直隸官箴》卻把它當成“體面懲治”工具。原因無他，一旦直接處死，案件迅速翻篇；而木驢游街慢而顯眼，能在市井中產生長時間話題，維系統治心理。

史料中最觸目的一次行刑發生在道光十六年長沙。罪犯朱秀芝因串通店主騙婚，官府判其木驢繞城。她被綁上行刑架子時，突然大喊：“活受不得，求一刀了結！”押解軍士冷冷回了五個字：“照例，不得改?！边@十一個字在案簿上原樣留存，成為對話式記錄最罕見的一段。朱秀芝挺到南門口已無聲息，士兵用兩桶涼水潑醒，再行半圈，才宣告刑滿。

木驢為何專挑女性？背后邏輯并不復雜：古代禮制將女性德行與家族榮辱深度綁定，一旦有“失德”嫌疑，只靠杖責難以形成示范，而裸刑游街能迅速撕掉體面，使家族顏面掃地。從操作層面看，男性體魄大、更易反抗，實施成本更高；女性被束縛后幾乎無法逃脫，且“貞操”觀念讓她們對公開裸露尤為恐懼，震懾力自然成倍放大。

然而，木驢也并非絕對針對女人。元末兵荒馬亂，江淮義軍將一名臨陣脫逃的千戶處以木驢。彼時籌糧隊缺刀斧，只能就地用門板改造，用意同樣是羞辱。從這點看，木驢更像一面鏡子，折射出權力在心理層面的操作：讓受刑者成為行走的警示牌。

安徽壽縣還流傳一個口述片段：光緒年間，某鹽商妾室私奔，被判木驢。當隊伍路過大東街時，老母親跪求監斬官“先賜鴆酒”，未允，隨后母親撞鐘樓以死抗議。地方志稱此事逼得知府事后上奏，自陳不當，木驢刑遂在壽州停用。此停用雖屬個案，但顯示晚清部分士紳已開始質疑羞辱性刑具。

進入民國，北洋法制采納西方法律體系，木驢被正式淘汰。1922年《京師清理舊刑具報告》列出木驢兩件，注明“光緒前物，現存倉庫，擬付毀”。文件沾著灰塵，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

很多研究者把木驢視為暴力與倫理交叉的產物。它結合肉體創傷、公共空間展示與道德評判三重要素，超越單純的刑罰定義，更像社會輿論劇場。缺乏輿論的時代，統治者便制造輿論，把囚犯推成活標本。

今日博物館里擺放的木驢模型已無血跡，卻仍讓參觀者不寒而栗。木制三角樁靜靜立著，提醒世人：曾經有無數生命和尊嚴，被釘在這簡陋的架子上，選擇了沉默，或提前謝幕。不得不說，物件雖小，卻寫滿了一段冷酷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