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法院要重判一名大特務，他抗議：陳賡可證明我的貢獻

鎮壓反革命的號角在1950年10月就已吹響。上海、北京、武漢……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晝夜緝捕潛藏的特務和頑固分子。南京作為舊都，更是魚龍混雜。市公安局開出登記寬大政策，短短五天就有四千多人排隊自首，但仍有漏網之魚。那位在小西門擺攤、口音帶著粵腔的“廣東佬”正是其中一條大魚。被帶走那天，周圍百姓議論紛紛：賣茶的怎么成了反革命？可在公安內部的檔案里，這人卻大名鼎鼎——中央黨部調查科上海辦主任，骨灰級的中統要員。

法庭很快決定對鮑君甫從重懲處。就在法官宣讀指控時，他突然站起身：“我1926年經陳養山介紹加入共產黨，1930年受陳賡同志直接領導。在中統那些年，我泄露的情報救過無數同志。請允許我請陳賡出庭作證�！彼袂槠届o，仿佛確信這位久居前線的將軍一定會為他發聲。

常人哪敢輕信？可細對時間，1927年至1931年正是陳賡主持中央特科情報工作的階段，邏輯上倒說得通。南京法院仍謹慎，信函飛往西南，隨后轉到志愿軍總部。三個月無回信，辦案人員暗暗叫苦：要是軍中忙得分不開身，這案子可如何收場？

直到11月24日，前線終于回電。陳賡在回信里寫道：“鮑確自1927年與我黨建立關系，曾屢次立功。”短短數語，卻為案件帶來急轉彎。外人好奇，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究竟干過什么？

再將時間撥回1928年暮春的黃浦江。夜色中一艘小汽艇輕輕搖晃，船艙里燈火昏黃，陳賡與鮑君甫對坐。陳賡開門見山：“中央同意你雙線工作，但有三條：一、情報務必及時；二、互不暴露；三、危險來臨可先退。”鮑君甫沉思片刻，答：“請轉告周先生，性命無妨事。”

鮑君甫原籍廣東香山，早年留學日本，日語說得溜，回國后在上海闖蕩，白道黑道都喊他“楊老板”。社交圈子帶來機會——既能走進青幫，也能叩開租界巡捕房的門。1927年“四一二”后，國民黨急需懂日文又熟悉上海灘的干才，陳立夫拉他進中統；共產黨則抓住這個罕見的突破口，讓他化身“紅色眼睛”。

錢、車、房子，甚至豪華舞會的出入證，中央特科都一一配齊，條件只有一個：把敵特機關的機密源源不斷送出來。鮑君甫果然沒讓人失望。顧順章被捕前，上海的反共大案幾乎沒有一次能瞞過中央；白鑫賣友求榮時，他先一步把情報遞給了陳賡；任弼時、關向應等多位領導人落入租界巡捕房，他三番五次疏通英美探長，救人、調包文件，力挽狂瀾。久而久之，連中統大佬也要看這位“楊登瀛”的臉色行事，巡捕房更把他當座上賓。臺前是叱咤風云的特派員，幕后卻是中共的暗線——上海灘的“龍潭虎穴”，竟被這條暗河串了起來。

然而棋局再妙，也難抵一次叛徒的出賣。1931年4月，顧順章變節，鮑君甫的真實身份隨時可能暴露。陳賡勸他盡快撤離，他卻固執留下。結果當年秋天，鮑君甫被捕，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關了六年，國民黨內部的老上司四處疏通，終以“證據不足”將他保釋。再想東山再起已無可能，他索性收斂鋒芒，跑到秦淮河邊擺起茶攤，從此靠賣茶和香煙度日。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南京城易幟。昔日同僚倉皇南逃，鮑君甫卻留了下來。對新政權，他并不陌生，卻始終沒有主動表白身份。有人說他是在等一封來自“老上級”的只言片語，也有人認為他終究難抹對舊黨的顧慮。歷史往往把人推到十字路口，猶豫一瞬，命運就拐了彎。

直到被捕，他才亮出底牌。陳賡的回函抵達后，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閱案卷，認定其間歇性與國民黨合作，雖有過，但功尤巨，遂判以管制一年。當年冬天，鮑君甫獲釋回家。

日子清苦，老朋友不忘舊交。1955年，在陳賡與李克農的倡議下，南京公安部門每月為鮑君甫發放津貼，又在協和醫院為他配了假牙。有人勸他北上安居，他搖頭：“南京是福地，葑門口的茶客還等著聽我擺龍門陣�！蓖砟陼r間，便是在舊友與街坊的寒暄里悄然流逝。

1969年深冬，鮑君甫病逝北京，享年76歲。彌留之際，他握住子女的手，輕聲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內奸，歷史自有公論�！膘`柩送返南京安葬時，幾位身著便裝的軍人默默獻上花圈，致敬詞只有八個字——“危難扶黨，功在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