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下如何尋找全球治理錨點？這場論壇探討答案

當前，世界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之中。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綠色能源，前沿技術的飛速突破也帶來了全球產業鏈、大國競爭格局與國際治理秩序的重構。如何應對新舊秩序轉換中的全球治理難題，如何面對創新發展下的高度不確定性？

4月24日，由復旦大學與崔鐘賢學術院聯合主辦、復旦發展研究院承辦的“上海論壇2026”年會在上海世界會客廳拉開序幕。本次論壇以“重構的時代：創新與共治”為主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400名嘉賓共同探討人工智能治理、綠色轉型等話題。

以“共治”促進全球共識

當今世界正步入一個新舊秩序轉換的十字路口，新技術的浪潮帶來發展的希望，同時迎來全球治理的挑戰。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深刻的全球重構時代：單邊主義抬頭，保護主義加劇，信任不斷侵蝕，氣候變化也在加速。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帶來希望，但也帶來了深刻的不確定性。”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聯合國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在主旨演講中直言。

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創新的錨點？潘基文在演講中指出四個方向：一是承擔共同責任，二是開放的多邊主義，三是數字時代下的相互信任，四是成為“全球公民”。“沒有一個國家能獨自解決重大挑戰，我們要在全球層面攜起手來。”潘基文表示。

潘基文強調，開放的多邊主義是對話與合作的框架。此外，數字時代需要審慎的治理框架，否則人工智能可能加劇不平等與分裂，要“讓技術在國與國之間成為橋梁，而非屏障”。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利國際研究所研究員馮稼時（Thomas Fingar）則從歷史維度審視，由美國主導的舊秩序向未來新秩序過渡中的挑戰，并指出構建新體系勢在必行，但過程不會輕松或迅速。僅憑理論或意識形態預測未來結局毫無意義，必須同等關注轉型的“過程”與“方式”問題——包括誰來組織引導、哪些機構需保留或改革、優先目標如何確立等。

“真正的出路在于從歷史中學習、明確優先目標、設計可行路徑，并重視制度過渡的過程管理。”馮稼時指出。他呼吁青年一代積極參與這場關乎人類未來的“再構建”，以務實行動將愿景轉化為現實。

用“創新”賦能實體產業發展

隨著各類AI軟件迭代升級，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高精尖”實驗室中的技術話題，而是實實在在地滲入人們日常生活和各行各業。人工智能可以帶來的變革空間無限，創新的力量不應成為大國博弈的籌碼，加劇技術鴻溝，而應成為實體產業和科學進步的基石。

從人工智能行業本身來看，稀宇科技（MiniMax）副總裁、資本市場負責人薛子釗指出，人工智能行業的準入門檻不是簡單地看資金和算力，持續創新能力和迭代速度才是真正決定勝負的關鍵。

“正是這種創新能力，推動著模型能力每3到6個月上一個臺階，不斷打開全新的市場空間。在這一格局下，中國模型正在迅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尤其在編程、智能體和多模態任務上表現突出。同時，中國企業的開源模型策略也受到全球眾多國家和企業的歡迎。”薛子釗說。

在科學領域的應用方面，馬克斯·普朗克氣象研究所所長、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會士比約恩·史蒂文斯（Bjorn Stevens）將AI技術比作解開氣候變化研究難題中的“阿拉丁神燈”。

“當前，技術能力已基本具備：既有持續改進的基于物理機制的模型，也能通過人工智能與其數據進行高效交互。”史蒂文斯進一步指出，“而要真正釋放這一能力的潛力，還需要幾項關鍵支持：接入每秒百億億次（EFLOPS）級別的計算資源，建立訓練數據及其表示形式的標準，加強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的辯證互動，并持續推進地球系統監測能力的完善。”

具體到實體產業，復旦大學技術創新戰略研究中心教授、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前常務董事徐文偉認為，人工智能將從單體能力走向多智能體組織級協同。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將更多來自環境交互，從“知識復現”走向“行動智能”。在產業賦能方面，人工智能將成為新型基礎能力的一部分，不僅改變應用層，更改變科研和工程創新的方法論。

針對人工智能治理，他強調采用分層分級、技術先行、敏捷治理的策略。當前治理面臨監管滯后與碎片化兩大難題，需借鑒通信行業全球統一標準的經驗，推動國際標準與各國監管框架有效銜接。企業應將治理嵌入研發、部署與運營全生命周期，借助可解釋性工具、數字水印等手段，確保治理可執行、可驗證、可追溯。

“人工智能不應淪為競爭與博弈的工具，而應成為人類共同進步的基石。要彌合數字鴻溝，堅守科技向善，構建安全、可信、包容、普惠的智能體系，讓人工智能真正服務于教育、醫療、環保、減貧等人類共同事業。”徐文偉最后指出。

“共治”是全球各國應對不確定性現實下的必由之路，“創新”也需嵌入實體產業、匹配有效治理，才能轉化為可持續的生產力。當舊有秩序面臨解構、新動能尚在醞釀，“創新與共治”或許正是“重構的時代”最需要凝聚的精神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