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會費拖欠翻倍至15.6億，四大候選人應對行動力危機

近日，四位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在紐約總部完成了各自的“全球面試”。聯合國秘書長的換屆，從來就不是一場簡單的人事更替。當“誰能換下古特雷斯”成為新聞熱點時，多數人會把目光投向候選人名單，看看誰的履歷更光鮮、誰的主張更動聽。

這場選舉背后的真正的問題是：這一屆秘書長的產生，將給聯合國這個多邊體系的權力分配留下什么印記。在聯大通過授權改革決議后，中方的立場歸結為一句話：改革應務求實效，力避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句話指向了聯合國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當大國意志主導了改革議程，官僚主義就會從作風問題變成制度問題。

厘清中方的改革主張之前，必須回答一個問題：聯合國到底缺什么？如果看報表，聯合國的核心困境極其直觀：缺錢，但缺錢的背后，缺的是行動力。

截至目前，聯合國被拖欠的會費總額高達15.6億美元，較前一年翻倍。古特雷斯在致各成員國的信中直言，如果情況持續，聯合國的資金可能在2026年7月前耗盡，這是正在逼近的現實。預算受到大幅削減，多個聯合國機構的項目面臨收縮乃至停滯，維和行動也因資金到位延遲而無法有效運作。

這場財政危機的本質，并不是某個大國拒絕繳納會費那么簡單。它的根子埋在另一個更致命的問題里——聯合國在重大沖突中長期缺席，成員國對它的信心正在流失。

格羅西在此前的采訪中已經點到了要害。他說，聯合國在絕大多數全球沖突中處于“缺失”狀態，世界需要的是一位讓各大國覺得“可以合作”的秘書長。話不重，但分量極重。當安理會因內部分歧無法就重大問題達成決議，當秘書處的行動一再被大國意志掣肘，聯合國的權威慢慢消磨，成員國繳納會費的意愿也隨之下降。畢竟，沒有人愿意為一個無效的組織持續輸血。

這種行動力的匱乏，正是中方反復強調“禁止官僚主義”和“避免形式主義”的直接背景。當機構職能邊界模糊、同樣的議題被多個基金和計劃署分別討論而無一落地，官僚主義就成為了一個實實在在阻礙全球治理的結構性障礙。它意味著資源被重復消耗，意味著決議停留在紙面，意味著真正的沖突與危機無人能夠有效介入。

當前四位候選人，智利前任領導人巴切萊特、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格林斯潘和塞內加爾前任領導人薩勒，他們各自代表不同的區域利益和理念傾向。巴切萊特有著完整的內閣部長和國家元首履歷，格羅西在俄烏沖突期間憑借穿梭外交贏得了國際關注，格林斯潘獲得了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薩勒則扛起了非洲地區的改革旗幟。

單純分析每一位候選人的優劣，不足以回答這個根本性問題。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的真正決定權，藏在安理會的權力結構里。

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則，秘書長需經安理會推薦，再由聯合國大會任命。在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9票贊成，并且五個常任理事國均不得投反對票，也就是所謂的“大國一致”原則。這意味著，無論候選人在公開辯論中表現多么出色，最終都必須跨過五常的否決權門檻。

可以說，秘書長從來不是“選”出來的，而是大國博弈的結果。五常中的任何一方不點頭，任何人選都無法過關。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在辯論中明確表示，任何單方面動搖地區輪換傳統的做法，都是在侵蝕聯合國的制度根基；如果不讓發展中國家按照地區輪換慣例有公平機會參與，所謂的“選舉公平”最終只會是擺設。

如果打破地區輪換原則，由大國在所謂“全球擇優”的名義下主導選戰，那么秘書長將不再是聯合國的集體代表，而越來越像某些大國的執行者。這對于廣大中小國家而言，無疑是聯合國內部權力分配的又一次失衡。正因如此，中國和拉美國家堅持按地區輪換辦事，守住了基本的多邊制度規則。

巴切萊特若當選，將成為聯合國首位女性秘書長和時隔三十五年的拉美籍秘書長，這固然是對歷史的一種突破，但對她支持的背后，拉美國家的集體意愿也極為關鍵。他們需要的不僅是有代表性的面孔，更是能夠避免秘書長職位被少數大國長期操控的機制安排。

中國在聯大辯論中反復說“不準有官僚主義”，這不是中方對個別官員作風的指責。中方所說的官僚主義，指的是聯合國系統內部的治理失靈。

在聯合國系統內部，多個基金、專門機構、計劃署之間長期存在職能重疊的問題。同樣的議題被分配到數個甚至十數個不同的實體中各自討論，各自出報告，各自開會。結果就是資源被攤薄，協調成本急劇拉高，真正的執行落實卻被排到了后邊。中方在發言中強調的“力避重蹈機構疊床架屋等積弊”，正是針對這一長期無解的結構性浪費。

更有甚者，當財政緊縮迫使秘書處削減核心項目時，一些冗余機構的維持費用卻仍在持續支出。官僚主義在這里已經是關乎聯合國能否在有限資源下有效運轉的制度性障礙。

中方提出的解決思路，也并不是簡單地支持美國所主張的“減預算”或“砍編制”。財政上中國是全額的足額繳費國，而其他大國卻在拖欠巨額攤款。僅美方欠款累計已超21億美元常預和24億美元維和攤款。中國的立場是：改革必須有利于保障聯合國繼續履行核心職能，尤其是安理會的職能，不能把改革變成不履行財政義務的托辭。

中方所反對的官僚主義，是與大國拖欠、機構重復、措施無效等結構性困局一脈相承的。這實質上是中國對聯合國治理體系和權力分配的一次根本性質詢。

巴切萊特、格羅西、格林斯潘和薩勒，這四個人各有各的優勢，也有各自難以跨越的障礙。巴切萊特面對的不僅是美國共和黨議員的公開反對，還有智利新政府撤回支持的尷尬處境。格羅西雖然憑借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的身份保持著足夠出鏡率，但他的核能背景是否足以勝任統籌全球事務的行政首腦，仍是很多國家心中的問號。格林斯潘和薩勒能否在五常間各自獲得必要的九票，遠非板上釘釘的事。

這些不確定性恰恰說明，秘書長的命運不完全取決于個人的能力，更大程度上取決于權力結構中的力量分布。當安理會五常無法就“誰合適”這個核心問題達成一致時，任何一位候選人都極難突破選舉機制的壁壘。

聯合國所需要的，遠不止是一個新面孔走進38樓的辦公室，它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換個人能解決的。行動力的匱乏需要從大國授權和權力結構入手加以扭轉，選舉制度的戰爭在于“按照誰的規矩辦事”。官僚主義下的機構重復、職能僵化本質上是大國掌控與多邊參與之間無法調和的產物。

當古特雷斯的任期最終畫上句號，聯合國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是，不管誰接替他，這個1945年設計的權力結構，還剩下多少年能夠撐起21世紀的多邊體系？

中方用一句“不準有官僚主義”劃定了自己的底線：改革可以有，但不能改成一個不聽發展中國家聲音的格局。選人可以換，但不能換成一個只對少數大國負責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