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唐圣電 胡仕勝：“三觀不合”讓阿巴沖突反復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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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圣電 胡仕勝

編輯|曹寅聰

審核| 朱依林 單敏敏

2026年2月27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邊境地區發生交火，在巴基斯坦查曼的兩國邊境口岸空無一人。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

2月27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西夫將巴阿之間的最新軍事對抗稱為一場“公開戰爭”，顯示兩國的邊境緊張態勢自2025年10月以來已由間歇性摩擦向高強度對抗演變。從表面上看，此輪沖突直接源于巴方以反恐和邊境安全為由對阿富汗實施跨境打擊，而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則將其定性為對阿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侵犯；但從更深層看，當前的阿巴矛盾是兩國長期“三觀不合”的集中顯現——雙方在邊界合法性、地區戰略定位與安全治理邏輯上的認知長期錯位。

一、“邊界觀”不合

這是本輪阿巴跨境沖突最深層、也最難通過短期談判化解的結構性因素。對巴方而言，杜蘭線是1893年在英屬印度與阿富汗之間確立、1947年由巴方繼承的既有國際邊界；對阿方而言，這條約2600公里的邊界帶有鮮明的殖民劃界色彩，且切割了普什圖人等跨境族群的傳統活動空間。雙方爭執的不只是邊境應如何管理，更是這條邊界本身是否應被視為不可再議的現代國家國界。

杜蘭線爭議的政治化，始于19世紀末英俄“大博弈”背景下英國對阿富汗邊疆的線性劃界。1893年協議將阿富汗與英屬印度的勢力范圍加以界分，但這條邊界穿越普什圖和俾路支聚居區帶來的歷史后果，決定了它在阿富汗始終難以被單純理解為技術性國界。1947年印巴分治后，阿富汗在聯合國大會表決巴入會時投下唯一反對票，理由即在于兩國之間存在邊界爭議；1949年喀布爾召開支格爾大會進一步宣布，與英國就邊界達成的既有安排不再有效。

此后，阿巴在杜蘭線問題上逐漸形成兩套難以兼容的法律—政治敘事。巴強調，杜蘭線及其后續安排具有延續性，巴作為英屬印度西部邊界的繼承者，理應沿襲既有邊界；阿則長期堅持，1893年的劃界是在殖民壓力下形成的政治安排，既不能自然等同于當代阿巴正式國界，也不應因英屬印度消失而自動轉化為巴不可爭議的主權邊界。雙方爭論的是邊界“是否成立”而不只是“如何管理”，因此比一般邊境摩擦更難處理。

歷史上，這種邊界認知分歧曾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多次演化為外交危機、武裝摩擦和邊境關閉，1961年兩國一度斷交。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巴領導人布托與阿富汗領導人達烏德曾接近達成某種諒解，但隨達烏德政權終結而中斷。此后，盡管阿富汗長期陷于戰爭和政權更迭，但歷屆政權并未在此問題上作出根本性讓步。近年來，巴持續推進在沿線修柵設障和邊境管控，阿塔在2021年重新掌權后公開反對相關建設，并繼續否認這條邊界的合法性。這意味著，只要雙方在邊界合法性層面無法形成最低限度的政治默契，阿巴關系就很難真正擺脫“事件觸發—局勢升級—暫時緩和—再度反復”的循環。

2026年3月5日，在阿巴邊境地帶的阿富汗楠格哈爾省，流離失所的民眾暫居臨時避難所。

二、“戰略觀”分歧

這是本輪阿巴沖突持續升級的重要背景。長期以來，巴戰略界視阿富汗為抗衡印度的“戰略縱深”，且在對阿政策上普遍存在“西線可控、東線可穩”的戰略想象，即希望阿富汗至少不要成為印度影響力向巴西部外溢的支點，更理想的狀態是在喀布爾形成一個對巴友好、能在對印競爭中減輕其兩線安全壓力的政權安排。20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巴成為阿反蘇武裝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由此大幅提升其對阿內部政治進程的介入力度。

冷戰后，這種戰略思維并未消失，而是隨著阿富汗內戰和阿塔崛起進入新階段。對巴而言，20世紀90年代中期崛起的阿塔之所以一度被視為理想合作對象，不只因為其與巴宗教學校網絡和邊境族群聯系密切，更在于巴方判斷其上臺后有助于壓縮印度在阿活動空間、改善巴對中亞地緣連通條件，并在邊界與跨界普什圖民族問題上為巴創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在巴方傳統戰略認知中，阿塔一度被賦予地緣安全與地區競爭意義上的“戰略資產”角色。

但阿塔2021年重掌政權后，并未演化為高度配合巴方利益的新政權。相反，阿塔越來越強調阿富汗主權獨立、外交平衡和戰略自主，不僅延續了歷屆政府在杜蘭線問題上的基本立場，還明顯加大與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及印度等國的接觸力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自2022年恢復在喀布爾的技術性存在后，2025年又同阿塔舉行高層接觸，并宣布將駐喀布爾技術小組提升為使館級外交存在；阿塔則公開將印度稱為“重要的地區和經濟伙伴”。這一變化在巴看來，意味著阿富汗可能重新演變為多方力量競逐、印度影響重新進入的地緣空間。

因此，當前阿巴在“戰略觀”上的分歧，已從“巴希望塑造阿富汗”轉變為“阿希望擺脫被巴塑造”。雙方并非缺乏合作意愿，而是巴方仍以安全塑造、戰略縱深等邏輯看待阿富汗，阿方則逐漸以主權獨立、戰略平衡和去依附化的邏輯重新界定對巴關系。

三、“價值觀”差異

雙方在國家合法性、敵友邊界與安全治理邏輯上存在根本差異，這是當前阿巴沖突最直接的推動因素。對巴而言，安全治理的核心在于維護國家主權、憲制秩序和對合法暴力的壟斷，因此“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無論訴諸何種宗教敘事，都被巴界定為必須清除的反國家武裝、極端暴恐勢力。而阿塔對敵友的判斷更深地嵌入了宗教認同、戰場結盟、普什圖傳統文化與跨境社會網絡之中。正因如此，面對巴塔，巴強調的是“反恐”和“國家權威”，阿塔更多考慮的是“主權獨立”“政治忠誠”及內部權力平衡。

從巴方一側看，巴塔之所以被視為核心威脅，不僅因其長期以暴力挑戰巴國家秩序，更因其活動已重新成為影響巴安全與政治穩定的關鍵變量。據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布的《2026年全球恐怖襲擊指數報告》，巴已連續六年出現恐襲死亡人數激增，并成為2025年全球受恐怖主義影響最嚴重國家。而在巴境內，巴塔發動的恐襲占總數的67%以上，是“俾路支解放武裝”的五倍。在巴國家安全視角中，巴塔是直接侵蝕國家權威與社會秩序的持續性威脅。

然而從阿塔一側看，巴塔并未被完全置于與“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P）同等的敵對位置。歷史上，阿塔與巴塔曾并肩對抗美國主導的駐阿軍事力量，雙方在意識形態、戰場經驗、人員往來乃至部族社會網絡層面都存在深厚聯系。聯合國安理會相關報告在2024～2025年連續指出，巴塔仍是阿境內最重要的恐怖組織之一，并從阿境內對巴實施多起高調襲擊，阿塔方面關于“阿富汗領土未被用于跨境暴力”的說法也被聯合國報告質疑為“缺乏可信度”。這說明，阿塔對巴塔采取的并不是系統性、可核查的“清剿邏輯”，而更可能接近一種有限約束、選擇性容忍的“管理邏輯”。在一定程度上，阿塔將巴塔視作“可控代理人”和“戰略資產”，用來對付更危險的ISKP，并作為與巴談判的籌碼。而且，若完全按照巴方要求打擊巴塔，不僅可能被國內支持者解讀為屈從巴方壓力，也可能損害阿塔作為“獨立伊斯蘭政權”的政治形象；同時，阿方也未必具備徹底摧毀相關武裝網絡的現實能力。

這種差異決定了阿巴談判很難觸及問題核心。巴方要求的是國家中心式安全答案：由阿塔明確定性、切斷庇護、實施清剿，作出“可核查、可持續”的反恐承諾；而阿塔更傾向于用原則性表態、邊境降溫安排來回應，不愿接受巴方對其內部安全議程的定義。結果是，雙方在技術層面可以討論停火、遣返、口岸開放等機制，但在根本層面始終無法就“誰是必須被徹底消滅的敵人”“誰應對跨境暴力負責”等核心問題達成一致。正因如此，自2025年10月雙方在邊境大規模交火以來，即便土耳其、卡塔爾、沙特等外部力量數度斡旋，阿巴關系仍未擺脫“襲擊發生—巴方歸責—跨境打擊—阿方報復—再度談判”的循環。

上述安全治理邏輯的錯位還與巴國內政治變化相互疊加影響。2025年11月通過的第27次憲法修正案，顯著提升巴軍方的憲制地位和制度影響力，使安全議題在國內政治中的中心性進一步上升。幾乎同時，巴境內連續發生重大襲擊：2025年11月伊斯蘭堡法院外的自殺式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2026年2月伊斯蘭堡什葉派清真寺發生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巴焦爾地區還發生造成13人死亡的襲擊，后者被巴方歸因于藏身阿富汗的巴塔所為。對巴而言，在軍方權威上升、國內社會對“反恐成效”高度敏感的背景下，對阿采取更具懲罰性的跨境行動已成為國家權威和安全治理能力的公開展示。對阿塔而言，在國際承認缺失、國內經濟承壓的情況下，對巴方軍事行動作出強硬回應，同樣是維護其主權敘事和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因此，阿巴之間實質上存在兩種難以兼容的政治—安全認知體系：巴要求以現代國家秩序和可核查反恐作為雙邊關系底線，阿塔則堅持以主權自主、價值觀認同和選擇性安全治理來界定自身行為邊界。只要巴塔問題仍被雙方置于完全不同的解釋框架之中，邊境危機就很難通過軍事行動或外交談判得到根本解決。

歸根結底，阿巴沖突反復發作，癥結在于雙方在邊界、戰略和安全問題上的長期認知錯位尚無解套方案。但對兩國而言，越是在互信稀薄、敵意累積的情況下，越需要把防止局勢失控置于優先位置。未來阿巴關系更現實的前景，應是在持續博弈中維持可控，在有限接觸中避免全面失序。

作者簡介：

唐圣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仕勝，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2026年4月22日文章，原文載自《世界知識》2026年第8期，原標題為《 唐圣電 胡仕勝：“三觀不合”讓阿巴沖突反復發作 》。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朱依林 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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