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方明國的筆記本上寫著四個字：學歷造假。
助理在旁邊笑出了聲。
趙青峰推門進來的時候，面試廳里還彌漫著方明國身上那股刺鼻的古龍水味。
老頭看了一眼方明國，又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咧著嘴傻笑的我。
“這小伙行嗎？”趙青峰問。
我沒等方明國開口。
我伸手把方明國桌上那本貼著“面評筆記”的本子抽了過來。
一把撕碎。
我用德語說：“那必須行啊，嘎嘎帶勁！”
全場安靜了。
方明國的臉白了。
我看著趙青峰的眼睛，又說了一句：“老板，您欠我家的那筆賬，也該算算了吧？”
那年秋天來得早。
九月初的東北小城，天已經涼透了。我租的那間隔斷間在城中村最深處，窗戶朝北，一年到頭見不著太陽。墻面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像人身上的皮屑。我對面住著一個在物流公司搬貨的胖子，每天晚上十點回來，把鞋一脫，那股味道能從門縫里鉆進來，鉆進我的鼻孔，鉆進我的夢里。
我那時候在汽修廠干活。說是汽修廠，其實就是路邊搭了個鐵皮棚子，地上永遠是一層黑乎乎的油泥，踩上去粘腳。老板姓孫，五十多歲，肚子上掛著一圈肉，每天叼根煙在棚子底下轉悠，看見誰閑下來就罵。我在那兒干了三年，從十六歲干到十九歲，手上全是繭子，指甲縫里的黑油怎么洗都洗不掉。
我父親叫王永年。
他以前也在汽修這一行干，比孫老板那個棚子大一些，是在城東的一家正規汽修公司，叫捷通達。他在那兒干了十二年，從學徒干到技術主管。公司后來跟德國人合資了，牌子換成了中德雙語的，廠房也翻新了，我父親就成了技術對接那一塊的主力。他不會說德語，但他能看懂德文的維修手冊，一個一個單詞查字典，硬啃下來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我父親出了事。
那天下著小雪，他接到公司一個電話，說有一批緊急裝車的制動系統出了毛病，需要他趕過去看。他騎著那輛破摩托車出門，在城東的十字路口被一輛拉沙子的貨車撞了。貨車司機沒跑，蹲在路邊抽煙，等著交警來。我父親被送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
那年我十四歲。
我媽在醫院走廊里哭得站不住，我扶著她，她的身體一直在抖，像秋天樹上的最后一片葉子。我沒哭。我覺得哭沒有用。父親的遺體從急診室推出來的時候，臉上蓋著白布，我看見他的手露在外面，手指上全是機油的黑印子，跟活著的時候一模一樣。
捷通達公司給了一筆撫恤金。三萬塊。我媽說不夠，說他在那兒干了十二年，公司應該給個說法。公司的回復是，這是交通事故，跟公司沒關系，人是在下班路上出的事，不算工傷。我媽去找了好幾次，每次都是同一個結果。后來她就不去了，一個人躺在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不說話。
那三萬塊錢很快就花完了。醫藥費，喪葬費，還有家里的債——父親生前借了錢給奶奶看病，奶奶也沒撐過那個冬天。
我退了學。
初中都沒念完，我就去了孫老板的汽修棚子。一開始是打雜，遞扳手，倒廢機油，掃地。孫老板嫌我小，不想給錢，管兩頓飯就行。我沒吭聲，干了半年，他開始讓我上手干活。換輪胎，換剎車片，清洗節氣門。我干活慢，但干得細，不像別人那樣湊合。孫老板有時候罵我磨嘰，說換個剎車片磨蹭半天，別人都換三輛了。我不理他，繼續干我的。
晚上回到隔斷間，我翻父親留下的那些維修筆記。
他的字寫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個字都寫得用力。筆記本上記滿了各種車型的故障代碼、維修參數、拆卸順序。德系車的最多，奧迪、寶馬、奔馳，還有一些我連名字都叫不上的型號。筆記本的最后幾頁被他撕掉了，只剩下幾道撕痕。
我不知道那幾頁寫的是什么。
我媽說，別翻你爸那些東西了，翻來翻去能翻出什么。我說我就看看。她說你看吧，看完了記得燒給他。我說不燒，燒了他就看不到了。
二〇〇五年春天，孫老板的棚子來了一個開奧迪A6的客人。車是德原進口的，儀表盤上亮了一排故障燈，孫老板看了一眼就搖頭，說這活兒接不了，沒電腦檢測儀，沒維修數據，搞不定？腿肆R罵咧咧地走了，孫老板點上一根煙，說這年頭德系車越來越多，咱們這破地方連個像樣的檢測設備都沒有，還修個屁。
我沒說話。
那天晚上我在網吧待了三個小時，搜了關于德系車維修的各種資料。網吧的電腦是老式的方正臺式機，屏幕笨重得像塊磚頭，網速慢得要命。我把能找到的技術文檔都存了下來，花了兩塊錢打印了幾頁關鍵的。打印紙是那種薄薄的劣質紙，上面的字歪歪斜斜，但能看清。
從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去網吧待兩個小時。不是為了打游戲，是為了看那些技術文檔。很多是德文的，我一個字都看不懂，就把德文單詞抄下來，拿到新華書店去查。書店有個德國人編的機械工程詞典，厚得像磚頭，我蹲在書店地上一頁一頁翻，翻到書店關門。
就這樣蹲了半年。
半年后我能看懂德文維修手冊了。不是全懂，但關鍵的地方能看懂。扭矩參數、拆卸步驟、故障碼解釋，這些詞匯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十個，看多了就記住了。我不會說德語，一個詞都說不利索，但能看懂。
孫老板不知道這些。他只知道我干活還算踏實，不偷懶，不惹事。他不知道我晚上在網吧干什么，不知道我蹲在書店地上一蹲就是兩三個小時，不知道我把父親的筆記翻得起了毛邊。
他什么都不知道。
二〇〇五年八月，我媽又病了一場。
她身體不好是從父親去世那年開始的。一開始是睡不著覺，后來是吃不下飯，再后來是渾身沒勁，走幾步路就喘。我帶她去衛生院看了，大夫說是貧血加營養不良，開了點補血的藥，吃了沒用。我帶她去縣醫院，大夫說她可能有心臟病，得做進一步檢查。檢查費八百多塊錢，我掏不出來。
孫老板那個月給了我八百塊錢工資。那是他第一次給我發整月的工資，之前都是三百五百的給。我把錢攥在手里，在縣醫院繳費窗口前排了半個小時的隊，最后還是沒交。我把錢裝回口袋，出了醫院大門，站在馬路邊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捷通達。那家中德合資的公司，我父親干了十二年的地方。
第二天我在招工報上看到了捷通達的招聘廣告。技術總監崗位，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五年以上德系車維修經驗，德語基礎優先。每個月工資是孫老板給的八倍。八倍。
我把報紙看了三遍。
晚上回到隔斷間，我對著一面巴掌大的鏡子刮胡子。鏡子是碎的，用透明膠粘起來的，照出來的人像是裂開的。我看著鏡子里那張年輕的、瘦削的、棱角分明的臉，忽然覺得這張臉跟父親年輕時候的照片有點像。
我給我媽打了個電話。
電話是樓下小賣部的公用電話。我站在小賣部門口，手里攥著那張報紙，跟我媽說我想去捷通達試試。我媽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后說了一句：你別去。
我問為什么。
她說，別去了，聽媽的話。
我沒問她為什么。掛了電話，我把報紙疊好，塞進褲兜里，一個人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走了很久。巷子里的路燈壞了大半，地上坑坑洼洼的，積了前幾天的雨水，踩上去啪嗒啪嗒響。空氣里彌漫著一股下水道的臭味，還有誰家炒菜的油煙味。一只野貓從垃圾桶上跳下來，看了我一眼，跑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張招聘廣告又從褲兜里掏出來，攤在桌上，用手把皺褶撫平。
我給捷通達打了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個女的，聲音很客氣，說面試安排在九月十二號，上午九點，讓我帶好簡歷和相關證件。我說我沒有大專學歷，她說技術總監這個崗位確實有學歷要求，但如果有特別突出的實操能力，也可以考慮破格。我說我沒有五年的德系車維修經驗，她愣了一下，說那你有什么。我說我在汽修廠干了三年，修過各種車，德系車也修過。她說你先把簡歷寄過來吧，我們看看。
我把簡歷寫了三遍。第一遍寫了真實學歷——初中肄業？戳艘谎郏毫。第二遍把初中肄業改成了初中畢業，又撕了。第三遍什么都沒改，就一個初中肄業，下面寫了一行字：能看懂德文維修手冊。
我把簡歷投進了郵局門口那個綠色的郵筒里，投進去的那一下，我忽然覺得這張紙可能再也出不來了。
面試那天是個大晴天。
我起了個大早，穿上了唯一一件沒有油漬的深藍色工裝夾克，把頭發用水梳了梳，擠上了去城東的公交車。車上人多，我被擠在門口，臉貼著玻璃，窗外的陽光刺得眼睛疼。車子晃晃悠悠走了四十分鐘，在我快要睡著的時候，司機喊了一聲：捷通達到了啊，下車的往后門走。
我下了車，站在捷通達公司門口，抬頭看了一眼那塊牌子。
中德雙語的，藍色底，白色字，上面是中文“捷通達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下面是德文“JETTONDA Automotive Technology GmbH”。牌子擦得很亮，陽光照在上面反光，刺眼。門衛是個老頭，讓我登記，問我找誰，我說面試的。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或許是同情，或許是別的什么，我沒細看。
面試安排在二樓的一個會議室。我到的時候走廊里已經等了十來個應聘者，有男有女，都穿得板板正正的，襯衫領帶，小西服裙子，手里拿著厚厚的文件夾。我站在走廊最里面，把工裝夾克的領子豎起來，擋住脖子上的灰。
我旁邊坐著一個女的，看起來二十出頭，扎著馬尾辮，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襯衫，手里攥著一個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裝著她的簡歷和證書。她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覺得我這身打扮有點奇怪，但沒說什么。過了幾分鐘，她小聲問我：你也是來面試技術總監的？
我說是。
她又看了我一眼，這次看得更仔細了，從我的工裝夾克看到我的布鞋，又從布鞋看到我手里那張皺巴巴的簡歷。她的表情變化了一下，嘴唇動了動，欲言又止。
她叫林春燕，后來我才知道的。那時候我只覺得她是個心地不壞的姑娘，看我這副窮酸樣，想說點什么安慰的話又怕傷我自尊。
走廊里有人開始議論。有人說這個崗位要求大專以上，有人說自己有五年經驗，有人說自己德語過了四級。我站在墻角，什么也不說，把手插在褲兜里，手指絞著兜里的那塊布。那塊布已經被我絞出一個洞了。
九點整，會議室的門開了。
走出一個穿深灰色西裝的男人，三十七八歲的樣子，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皮鞋擦得能照見人影。他的嘴唇很薄，眼睛很小，看人的時候眼神是往上挑的，像是在看什么臟東西。他手里夾著一個黑色的筆記本，站在門口掃了一眼走廊里的人，嘴角往上翹了一點，又收回去了。
他開口說了一句話。
一句話就讓我愣住了。不是因為他說的內容，而是因為他說的語言。他說的是德語。一句完整的、流利的、帶著柏林口音的德語。翻譯成中文大概是：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面試官方明國，請大家按照叫號的順序依次入場。
走廊里沒有人動。沒有人聽懂他在說什么。有人面面相覷，有人低頭看自己的鞋，有人小聲問旁邊的人他說的啥。方明國等了幾秒，面無表情地切換成中文，把剛才那句話又說了一遍。說完轉身進了會議室，門半掩著。
他進門之前，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小拇指上戴著一枚銀色的戒指，戒指上刻著一個徽章一樣的東西。
第一個應聘者被叫進去了。是個男的，穿藍襯衫，戴眼鏡，看著挺精神的。他在里面待了不到五分鐘就出來了，臉色很難看，一邊走一邊小聲罵了一句。我問他怎么了，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直接下了樓。
第二個也是個男的，比第一個出來得還快，三分鐘不到。
第三個是個女的，出來的時候眼圈有點紅。
走廊里的人越來越少，氣氛越來越沉。沒有人說話，空氣像是被什么東西壓住了，悶得慌。有人開始低頭看手機，有人把文件夾翻來翻去地看。林春燕不知道什么時候挪到了我旁邊，小聲跟我說：你看見剛才出來的那個女的了沒？
我說看見了。
她說她是個一本畢業的，學車輛工程的，我認識她。她都沒過，我覺得我懸了。
我說沒事，可能就是運氣的事。
她說你心態倒是好。我說也不好，手心都出汗了。她笑了一下，然后問我什么學歷。我說初中肄業。她愣住了，跟剛才看我穿工裝夾克的時候表情差不多，但這次持續時間更長。她張了張嘴，最后說了一句：你……
我說我知道，我這就是來湊數的。
輪到我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十點半了。
走廊里就剩了三四個人，林春燕是其中一個。我站起來的時候腿有點發軟，不是因為害怕，是站得太久了。我推門進了會議室，看見方明國坐在長桌的正中間，旁邊坐著一個年輕的助理，女的，戴著一副很窄的眼鏡，手里拿著一支筆，面前攤著一疊簡歷。
方明國沒抬頭，用德語說了一句：下一個。
我沒動。
他又說了一遍。我還是沒動。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切換成中文說：坐吧。
我坐下了。那椅子是真皮的，坐上去往下陷了一下，我不太習慣，往前挪了挪。
方明國翻開我的簡歷，看了一眼，眉頭皺了一下，又看了一眼，然后把簡歷遞給旁邊的助理。助理接過簡歷，掃了一眼，嘴角動了一下，很快又繃住了。方明國把筆記本翻開，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我掃了一眼，沒看清寫的是什么。
他開口說話。還是德語。
這次他說了很長一段，語速很快，帶著那種居高臨下的味道。每一個詞的發音都咬得很準，像是在表演什么才藝。他說完之后看著我，等我回答。
我咧開嘴，露出一個標準的傻笑。那種笑我在汽修廠練了很多次，每次孫老板罵我的時候我就這么笑，笑著笑著他就罵不下去了。我把頭微微歪著，眼睛瞇起來，露出一排不算太白的牙齒，整個人看起來像是一個腦子不太靈光的鄉下孩子。
方明國等了幾秒，見我沒有反應，又說了一遍，這次語速更慢了，像是跟小孩說話。
我繼續傻笑，然后開口說了一句中文：“您能說普通話不？我這小學文化，聽不懂那洋話啊！
方明國的臉上閃過一個表情，不是生氣，是一種介于輕蔑和得意之間的東西。他跟旁邊的助理對視了一眼，助理低下頭，在筆記本上寫了幾個字。我注意到她寫的字是用德文寫的，但我沒完全看清，只看到了幾個字母。
方明國切回中文，開始問我問題。問題不算難，都是些基礎的維修常識，我一一回答了。他的表情沒有變化，像是在聽一個小孩背課文。問完基礎問題，他開始往深了問，問了一些德系車特有的故障案例，我也答了。他停了一下，又翻了一頁筆記本，看了一眼我的簡歷，忽然換了一種語氣，像是在閑聊一樣隨口問了一句：你簡歷上寫的德語基礎，是怎么個基礎法？
我說我看得懂德文維修手冊，能查字典看懂。
方明國的眉毛動了一下，然后用德語說了幾個詞：“Bremsscheibe，Bremsbelag，Bremsflüssigkeit。”他說完之后看著我，等我翻譯。
我沒翻譯。我繼續傻笑，然后拿腔拿調地說了幾句在抖音上學的德語：“Guten Morgen，Ich liebe Dich，Danke。”
方明國愣了一下。那種愣不是被震驚的愣，是被逗笑的愣。他跟助理對視了一眼，這次倆人同時笑了出來。不是那種大笑，是那種憋著笑的嗤笑，嘴角往上扯一下，又扯一下，像是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方明國在筆記本上寫了幾個字，助理湊過去看了一眼，也寫了幾個字。
面試就結束了。
方明國說你先出去等通知吧。我站起來，說了一聲謝謝，咧著嘴走出了會議室。
我出去的時候，走廊里只剩下林春燕一個人了。她看見我出來，問我怎么樣。我說還行吧。她說你怎么還笑。我說不笑還能哭啊。她說面試官問你啥了。我說他跟我說了不少洋話，我沒聽懂。她嘆了一口氣，說你這種心態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該說你是心大還是傻。
我說可能是都有一點吧。
走廊里又安靜了。
林春燕被叫進去了，我等在外面。等了大概十分鐘，她出來了，臉色比進去的時候好了不少，但也不算好，介于勉強及格和差一點之間那種狀態。我問她怎么樣，她說還行，答上來了幾個，有幾個沒答上來。
方明國跟著她出來了，助理跟在后面。他們站在會議室門口，低聲說了幾句話。走廊里就剩我一個應聘者，他們可能是以為我已經走了。方明國看了一眼走廊盡頭的我，皺了皺眉，跟助理說了一句德語，聲音不大，但也足夠讓我聽見。
那句話翻譯過來大概是：那個傻子還沒走？
助理輕聲回了一句：可能是迷路了吧，這樓里信號不好。
方明國笑了一下，轉身回了會議室。助理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帶著一種說不清的神色，然后也跟進去了。門沒關嚴，留了一條縫。
我站在原地，沒動。
走廊的窗戶開著，秋天的風灌進來，帶著一股干枯的味道。窗外是一排楊樹，葉子已經開始發黃，風一吹就嘩啦啦地響。陽光從窗戶斜著照進來，在地上拉出一道長長的光影，光影里有灰塵在飛舞。我看著那些灰塵，忽然想起父親說過的一句話。他說灰塵就是灰塵，落哪兒都一樣，人是人，不是灰塵。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帶我去修車，我在旁邊玩泥巴，弄了一身灰，我說我像灰一樣臟。他說你不是灰，你是人，人有腿，能走，灰走不了。
方明國的助理又出來了一趟。她手里拿著一個文件夾，往走廊另一頭走了幾步，忽然停下來，回頭看了我一眼，問我：你叫王德彪？
我說是。
她說你的簡歷上寫的德語基礎是真的嗎？
我說是真的，我真能看懂德文維修手冊。
她說那你剛才怎么一個字都答不上來？
我說我看得懂，但我說不出來，也沒學過聽。她說看得懂和聽得懂是兩回事，但你覺得方總監會信嗎？
我沒回答。
她嘆了口氣，轉身走了。她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發出嗒嗒嗒的聲音，一步一步，像是什么東西在敲。
她走了之后，走廊里徹底安靜了。我站在走廊盡頭，靠著墻，墻上的白色墻漆硌著我的后背，涼颼颼的。我閉上眼睛，腦子里轉過很多東西。父親的筆記本，被撕掉的那幾頁。母親的沉默，她在電話里說的那句“你別去”。方明國手上的那枚銀戒指，上面刻著的那個徽章。還有那個助理低頭寫字時，筆尖劃過紙面的聲音。
我睜開眼睛。
走廊盡頭的會議室門還開著一條縫。方明國的辦公室就在會議室隔壁，門也沒關。里面沒人。他可能去洗手間了，也可能去了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怎么想的；蛟S什么都沒想，或許什么都想了。我只知道我的腿帶著我走了過去，推開門，走了進去。辦公室不大，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文件柜。桌上擺著方明國那本黑色的筆記本，還有他的筆，一支銀色的鋼筆，筆帽上刻著跟那枚戒指一樣的徽章。
我翻了那本筆記本。
筆記本的前半部分記的是面試記錄。每個人的名字、學歷、表現評價，一一對應。我看到自己的那頁，上面寫著幾個字，用的是德文，大意是：“學歷造假，專業匹配度為零，不予錄用。”旁邊還有一行小字，寫的是：“已發現破綻！
我繼續往后翻。
后面夾著幾張紙，紙張已經泛黃了，邊角有些卷曲，像是被反復翻看過很多次。紙上的字不是方明國的筆跡，是另一種字體，工整但僵硬，像是帶著某種刻意。我看到了幾個字——是在一份報告的最后一部分。
“……涉事車輛制動系統在事發前曾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完成異響檢修，但維修檔案中未發現‘制動系統徹底檢測’記錄。技術資料管理相關負責人建議對上述流程執行簡化處理……”
下面的內容被遮擋了。
我用手指撥開遮擋的那一頁，看到了一個編號。那個編號是一串數字，后面跟著一個簽名。簽名的字跡模糊了，看不清是誰的名字。但那個編號我見過。在母親鎖著的抽屜里，父親工亡認定書的附頁上，有一個一模一樣的編號。
我趕緊拿出手機——那個翻蓋的諾基亞，還是父親留下的舊貨——把這幾頁紙拍了下來。手機像素低得可憐，拍出來的照片模糊一片，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把筆記本合上，放回原處，走出了辦公室。
回到走廊的時候，我的腿在發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腦子里有什么東西在往外冒，像被堵了很久的水管忽然通了一點，水壓頂得蓋子嗡嗡響。
林春燕不知道什么時候又上來了，站在走廊另一頭，看見我從辦公室出來，眼睛瞪大了。我說我去上廁所了，走錯了門。她將信將疑地看著我，沒再問。
方明國回來了。
他跟助理一起從走廊那頭走過來，步伐很快，皮鞋聲嗒嗒嗒地響，像是在趕時間。他走到會議室門口的時候，接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我聽不見，但他說話的語氣變了，變得客氣了很多，甚至帶了幾分討好。他說：“是，趙總您放心，我們這邊馬上就好，您不用親自過來！
他掛了電話，轉身對助理說：“趙總說要過來看一眼。就那個技術總監的崗位，他說德方那邊很看重，他要親自把關。”
助理愣了一下：“現在？”
“就現在。”方明國把手機裝進口袋，“你先去把資料整理一下，把不合格的簡歷提前剔出去，別讓趙總看到那些亂七八糟的。”
助理點了點頭，快步走了。
方明國看了一眼走廊里的我和林春燕，皺了皺眉，跟助理說了一句：“那個傻子怎么還在這兒？”
助理低聲說了一句什么，我沒聽清。方明國擺了擺手，推開會議室的門進去了。
林春燕戳了戳我的胳膊：“那個傻子是不是說你呢？”
我說可能是吧。
她說你不生氣？
我說生什么氣，傻子又不是罵人話，有些人是聰明，但心是傻的；有些人是傻，但心是聰明的。你覺得我是哪種？
她沒回答，看了我一眼，眼神有點復雜。
等了大概二十分鐘，樓下傳來一陣汽車引擎的聲音。從窗戶往下看，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了公司門口。車是什么牌子的我沒看清，但我看到車上下來一個穿深灰色工裝夾克的男人，五十五六歲的樣子，頭發白了大半，臉上沒什么表情，走路不快但很穩。他沒有從前門進，而是繞到了側門，像是有什么急事。
林春燕小聲說：這個人我見過，之前在我們學校搞過招聘會，好像是捷通達的董事長，姓趙，叫什么來著，趙……趙青峰。
我盯著那個人的背影，手忽然攥緊了。
趙青峰。這個名字我在父親的筆記本上見過。在那些被撕掉的頁面的殘頁上，這個名字出現了不止一次。
趙青峰沒有直接上樓。他在一樓的接待廳停了一會兒，跟門衛說了幾句話，然后才上了樓梯。他的腳步聲很輕，跟方明國那幫人不一樣，方明國的腳步聲是趾高氣昂的，他的腳步聲是沉穩的，帶著一種經過歲月打磨過的鈍感。
趙青峰推門進會議室的時候，方明國正坐在里面等著，臉上掛著恰到好處的笑容。那笑容不濃不淡，不遠不近，像量過尺寸一樣精準。他說：“趙總您來了，我這邊正好面試完，簡歷都整理好了，您要不要過目？”
趙青峰沒接話。他在會議室里站了一會兒，目光從那疊簡歷上掃過去，然后移到了等候區的方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就在這一秒里，我看到了一個東西。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別人不一樣。不是因為在人群里多看了一眼的那種不一樣，而是像在找什么東西，找了幾十年，忽然在一個人身上看到了線索。
那種眼神只有失去了什么的人才有。
方明國的助理這時候端著一杯水進來了，差點撞到趙青峰身上，連忙道歉，把水放在桌上后退了兩步。趙青峰沒在意，他轉過頭看方明國，問了一個問題。
他問得很隨意，像是在問今天中午吃什么一樣隨意。他說：“剛才面試的這些，還有人在嗎？”
方明國愣了一下，說：“有幾個還沒走，在走廊里等著呢！
趙青峰說：“都叫進來吧，我看看！
方明國和助理交換了一個眼神。那個眼神里有一種東西，像是一塊石頭忽然硌到了腳底，但面上還得裝著沒事。方明國對助理點了點頭，助理快步走出會議室，把走廊里的幾個人都叫了進去。加上我和林春燕，一共四個人。那兩個人一個是上午被刷下去沒走的，一個是下午剛來的，三個人都是大學畢業，襯衫領帶，站成一排，我穿著工裝夾克站在最邊上，像一根歪了的木樁子。
趙青峰從第一個人看到第二個人，又從第二個人看到第三個人，最后看到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的時間比前三個加起來都長。他看著我的臉，像是在辨認什么。然后他看了一眼方明國，又問了一遍剛才那個問題。這次問的不是“還有人在嗎”，而是——
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另外幾個人，最后把手放下來，語氣依然平淡，像是在聊一件小事。
他說的那句就是——“這小伙行嗎？”
方明國張了張嘴，像是準備好了臺詞。
但我沒給他說話的機會。
我從等候區的椅子上站了起來。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鞋底磨在地板上發出輕微的響聲。方明國的助理站在桌邊，手里還端著那杯水，看見我走過來，下意識地往旁邊讓了讓。
我走到方明國面前。他沒有看我，他在看趙青峰，臉上還掛著那個恰好的笑容，但他的耳朵紅了。一個人的耳朵紅的時候，說明他的血液在加速流動，血液加速流動的時候，人往往在緊張。
我伸手拿起了方明國桌上的那本黑色筆記本。
方明國的笑容僵住了。他伸手想攔，沒攔住。
我翻開筆記本，翻到我名字的那一頁，把那一頁對著趙青峰，讓他看清楚上面寫的是什么。然后我沒有猶豫，一頁一頁地把那本筆記本撕碎了。紙張碎裂的聲音在安靜的會議室里顯得格外刺耳，像是有什么東西正在被撕開，撕開了就再也合不上了。
紙屑落在地上，落在我穿著布鞋的腳上，落在方明國的皮鞋上。
方明國的臉白了。那種白不是紙的白，是血褪下去之后皮膚透出來的那種慘白。他張了張嘴，嗓子里發出一個含混的音，像是什么東西卡住了。
我轉過身，面對著趙青峰。我用德語說了一句話。那句話我練了無數遍，在隔斷間里對著那面破鏡子練，在汽修廠里對著那些擰不下來的螺絲練，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著父親留下的那些筆記練。
我說的是：“那必須行啊，嘎嘎帶勁！”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這一句我不是練的，我是從心里往外翻涌出來的，像地下水的泉眼被人一腳踩開了，堵都堵不住。
我用德語說：“老板，您欠我家的那筆賬，也該算算了吧？”
會議室里安靜了。
那種安靜不是在圖書館里聽到的安靜，是風暴眼里的那種安靜。所有的東西都在這一瞬間凝固了，方明國慘白的臉，助理打翻的水杯，趙青峰放在桌上的手，還有落在地上的那些碎紙屑。
一只蒼蠅從窗戶飛進來，嗡嗡嗡地轉了一圈，撞在了玻璃上，掉在了窗臺上，掙扎了幾下，不動了。
